卷第八 疾病类
疾病总论第一
上古恬淡之民，常谙淳厖朴野，自少物欲寝①[注：渐渐；逐渐增多。]盛，少谙淳厖朴野，所行多是逆道，七情所偏，六气所侵，饮食所恣，劳役所过，五脏六腑以损于内，皮肉筋骨以伤于外，后世所以多疾病也。今见山野贫贱之人，间有近于恬淡之民，口不欲食美味，目不欲见好色，耳不欲闻淫声，体不欲着文绣，较之于市朝富贵之人，物欲疾病又为有多少。上古后世所以不同，历然在于眼前者也。予就人所易知而言之，假如劳咳疝气等病，自古虽有，患之甚少，而如无之，今世患者甚多，人以为新生病，故不谓其名，唯谓当世病。其余疾病亦多于古，或相倍蓰②[注：谓数倍。蓰，五倍。]，或相什伯③[注：谓超过十倍、百倍。]矣。
予又就古所无而言之，假如中风之病，昔人所论之外，后世有类中风，刘河间以火论之，李东垣以气论之，朱丹溪以湿论之，其各所论不相同，故王安道曰：夫风火气湿之殊，望闻问切之间，岂无所辩乎？辩之为风，则从昔人以治；辩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此火气湿所致，皆以为新生病，三子始见而各立其论者也。又如食厥之病，其证有类中风。王汝言续于三子以饮食论之是也。又如痰为病甚多，是古未曾有患之，或有时而患之，予恐甚少也欤！故《内经》唯论饮而不论痰，名家直见痰以为饮，是误也。纵令其本为饮，亦岂非多于古乎？又如杨梅疮、豌豆疮，自汉以后之病，未闻古有患之。男女猥淫，湿热之邪，积蓄既深，为杨梅疮。父母失摄养，恣饮食情欲，秽毒之气传之于胎，子受其毒为豌豆疮。皆是恬淡之民，所以无患也。又如产妇疾病，婴儿疳疾，尝阅《内经》诸篇，不见载之。盖古少物欲为伤，气血自相顺和，十月全其养，子母共得安，不为难产之患，产后亦自得安，犹牛马自然易产，产后亦便驰逐也。故俞子容曰：牛马之类受胎后，牡者近身则蹄之，谓之护胎。其欲亦唯不过刍豢①[注：牛羊犬豕之类的家畜。泛指肉类食品。]之悦口，是即所以自然易产之由也。予今见山野贫贱之家，其妇易产，多不异牛马，是古易产之证也。今又见有难产之患，多是富贵佚乐之家也。故后世名医所谓世之难产者，往往见于郁闷安佚之人，富贵奉养之家，若贫贱辛苦者无有也。或所谓难产多是气血虚，亦有气血凝滞而不能转运者，亦有因八九个月内不能谨欲者，或所谓身居富贵，口餍②[注：满足。]甘肥，聚乐不常，食物无度，即饱便卧，致令胞胎肥厚，根带坚牢，行动气急，皆是物欲为伤之谓也。凡子平安，因父母无疾病。宜哉，上古婴儿少疾病也！是以孙思邈曰：小儿六岁以下黄帝无说，中古有巫妨，始撰《颅囟经》，以占寿夭。自兹始有小方，则小儿方药始于巫妨也。且疳疾因甘肥为伤，恬淡之民菲③[注：使……微薄。]饮食，故上古婴儿无患此疾。今亦菲饮食者，无患之。是古无产妇疾病、婴儿疳疾，而《内经》所以不载也。
予业治疗三十余年，多值似常病而非者，自尽虑而不拘古方，新制剂料而试与之，有偶然得愈者，又有不得愈者，今医轻见，为常病施治而不能愈之，皆是必以为新生病，世无明才立论见名，故杳冥恍惚，隐于常病之间，其本无不起于物欲滋盛矣。然则欲无疾病者，当欲如上古之民。吁嗟！富贵之人，陷溺于物欲也，岂不可大悲乎！丹溪曰：山野贫贱淡薄，是诸动作不衰，此身亦安，均气同体，我独多病，是即与予同趣，得悲富贵之人矣。
是动所生病论第二
《内经·经脉》篇曰：是动则病。又曰：所生病。《难经·二十二难》曰：经言脉有是动，有所生病，一脉变为二病者，何也？然。经言是动者，气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气主响之，血主濡之。气留而不行者，为气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为血后病也。故先为是动，后所生也。马玄台曰：乃《难经》之臆说耳。张介宾曰：《难经》之言，似非经旨。其说各见本注，今不及书于此。予亦从马、张二家所驳，以为必非越人之本辞，二家尚有所未尽，是不能无遗憾者也。熊宗立注曰：气为风邪所搏，则留止而不行，而为之是动。此气之先病而传与血，血复受风邪，故壅滞而不濡，而血亦从而病。喻嘉言曰：此正论营卫主病先后也，一脉变为二病者，同一经脉，病则变为二，浅深不同也。邪入之浅，气留而不行，所以卫先病也；及邪入渐深，而血壅不濡，其营乃病，则营病在卫病后矣。使卫不先为是动，而营何自后所生耶？
予由此观之，先无气病，必无血病；先无患是动之证，必无患所生之证。假如手太阴肺之经，先无患胀满喘咳等证，必无患咳上气等证；又假如手阳明大肠之经，先无患齿痛颈肿之证，必无患目黄口干等证。皆是随文为注者也，安可有如此之理乎？故予未尝见必待患胀满等证，而后患咳上气等证；又未尝见必待患齿痛等证，而后患目黄等证矣。《内经》本篇所谓是动、所生之证，皆是主脏腑经脉本病而论之，《难经》以为邪所致，熊氏又妄见邪以为风邪，喻氏弥以为外邪，又妄论营卫先后是动之证，皆以为卫病邪浅所生之证，皆以为营病邪深展转相误，孰大于此乎？予又观本篇其中所谓是主肺等辞，皆似上下自此而异义，故泥此而作臆说，得违《内经》之旨，是以为属上也，抑以为属下也欤？若以为属上，是以为所生不主肺也欤？若以为属下，是以为是动不主肺也欤？若见是动以为气病，见所生以为血病，足阳明曰是主血，手少阳曰是主气，此血此气归著何处也？手太阴曰上气、气盛、气虚、少气，手阳明曰气有余，足阳明曰气盛、气不足，足少阴曰上气，足厥阴曰狐疝，是非所生之中有气病之谓乎？足少阴曰咳唾则有血，足厥阴曰面尘脱色，是非是动之中有血病之谓乎？大抵多气病之谓，而少血病之谓，又多所生之证，而少是动之证。手厥阴心包络之经，唯多是动而少所生。《内经》去古甚远，传写不知几度，故有错简阙文而如此，亦不可谓必以无之，皆是从《难经》而见之，岂非所使人致惑乎？予见手太阴、阳明、足阳明言虚、盛、有余、不足之证，足少阴唯言不足之证，其余足太阴、太阳、少阳、厥阴，手少阴、太阳、厥阴、少阳皆不言之，如此不平等，或言或不言，是又不可无阙文矣！
夫人之脏腑经脉，其不生病为平常，其所生病为变动，此所谓是动之动，即为变动之动。如张氏所引《阴阳应象论》所谓在变动为握、为哕之动是也，《至真要大论》所谓动则苛疾起，亦与此所谓是动则病同其义者也。然则，是动之外无所生，所生之外无是动矣。予按，所谓是主肺等辞，唯是承上起下之辞，须为平易之见，莫为凿泥之见。《难经》别是动、所生，恐是泥此辞也。其本非越人所言，必出于重编之手矣。一医者曰：《内经》所谓咳唾则有血，是足少阴肾经是动之病。故吾治咳血用四君子汤，加以顺气之药，是动为气病也。且血随气，犹妇随夫，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浮则浮，气沉则沉，气行则行，气留则留。是以东垣曰阳旺则能生阴血。血脱益气，古圣人之法也。今世不知有此法，唯得用滋阴补血矣。予亦治血虚之病，非不用东垣之言，见为常法，是大误也。此医者致惑于此难，又见东垣之法为常，故认咳血以为气病，不治血而专补顺气，其误为害也，岂不杀人乎！予尝见名家治咳血，多用滋阴清火之剂，率是火动阴虚，其火伤血所致也。又间见主补血而加补气，未尝见专治气而不治血也。吁！世尚致惑于此难，颠倒气血不少，何止一医者也乎？又何止咳血也乎？
或曰：本篇马氏之注引《至真要大论》云：所谓动者，知其病也。盖言凡知太冲、冲阳、尺泽等穴气绝，为死不治。正以其动则可以验病，不动则气绝耳！此篇是动之义，正言各经之穴，动则知其病耳。今子从张氏之说，见动为变动之义。马氏之说将为非也欤！予曰：《至真要大论》本文作动气，知其脏也。马氏改“气”作“者”，改“脏”作“病”，是即为凿说之基本，非唯害其辞，又能害其旨，故下注文曰：各经之穴动，则知其病耳。此太冲、冲阳、尺泽等穴，自有生之初，暂无不功，故绝而不动为死，岂止验病之时也乎？若从马氏之说，唯为病时而动，其常无病之时正为不动者也。予见本篇每经结文，有人迎、寸口验虚盛，果而为可以验病，何可不同列结文乎？
吾子详焉！吾子详焉！或曰：诺。吾将从张氏矣。
富贵贫贱外感内伤论第三
吴括苍《诸证辩疑录》，或问：富贵之人得病用药而罔效，贫贱之人药用及时而即痊，药一也，而功之成否异焉，何也？曰：富贵之人，逸安而心劳，厚味而多欲，外感少而内伤多，故药罔效。贫贱之人，日以形劳，动荡血脉，夜以心安多睡，故药少而效速矣。盖富贵与贫贱比方而立辩，然不言贫贱之人有多少，今反富贵之人而观之，是似为内伤少而外感多也。夫人现形于外，各内属脏腑，内固则外亦从而固，内伤则外亦多受伤，皮毛不固于外，其人易感邪气，故内伤多者外感亦多，内伤少者外感亦少。且厚着绵帛，频用汤浴者，皮毛开疏而不固；薄着葛布①[注：用葛的纤维制成的布。俗称夏布。]，罕用汤浴者，皮毛固而不开疏。故富贵之人易感邪气，贫贱之人难感邪气。予遂未见贫贱之人之外感多于富贵之人也，吴氏之所见岂非不稳当乎？
今世富贵之人，外感而似内伤，或外感夹内伤，或内伤夹外感，专见为内伤而治之，是多惑于吴氏者也。甚则曰富贵之人正气常虚，外感之剂宜加补药。设见外感以为内伤，虽用补药而不为害，或伤寒传里为大满大实，或肺寒束热邪而为咳，或疟疾初发之时，亦必得用人参，是一偏之见，动辄有杀人。古人有云：药贵合宜，法当应变。泥其常者，人参反以杀人；通其变者，乌头可以活命。呜呼！泥其常者，是即一偏之见也，自古如此者不少，古人欲教戒而云尔。又今庸医，每见贫贱之人患发热，不知有用补中滋阴等剂而治之，专为外感以用发散之药，是又多惑于吴氏者也。大抵外感夹内伤者，先攻邪气而后补正气；内伤夹外感者，先补正气而后攻邪气；又间攻补兼施有之。唯得其宜，乃活法也。若有微失宜，则无不必以害人，而况外感专用补益，内伤专用攻击乎？
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论第四
丹溪《格致余论》引《内经》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伏闭藏，以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发生升动之本。若于此时恣嗜欲以自戕贼，至春升之际，下无根本，阳气轻浮，必有温热之病。予考《内经·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阴阳应象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热论》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此三篇之辞，明以为外邪阴寒所致，丹溪唯以为房劳所致，无片言谓伤于寒，是不能得经旨者也。予又考《内经》，不见有此所引之辞。《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精者，春不病温。此所谓藏精者不病，乃不藏者病之义也。丹溪取其义，自改而书焉。三篇谓病温伤于外邪之寒，此篇谓预防温，有摄养之道。盖肾为水为阴，所谓精者，此阴水也；所谓本者，乃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人身之根也。故藏精者，阴水有余，有余则能制阳热，虽有阳气助热，知春不病温也。苟欲预防温，当能知此道矣。予按，为房劳则气体虚弱不藏精，则阴水不足，阴寒余厉之邪必乘虚弱而入，其时即病，名谓伤寒。不病而藏于肌肤，郁阳气而变为热，春出外之阳又能助其热，阴水不足而不能制阳热，弥盛而发于外，是不藏精者所以病温也。又因他①[注：表示指称，相当于“别的”“其他的”]辛苦而不因房劳，阴水有余以能制阳热，故不即病者过时而消散，是藏精者所以不病温也。若因他辛苦者，其未消散之时，春妄为房劳，亦有能病温，是以乘阴水不足而阳热复盛也，故非特有冬不藏精者病温，又有春不藏精者病温，《内经》所以止谓藏精，而不谓“冬”字是也。上文所谓冬不按跗，春不鼽衄，以下丹溪总为一节而见之，此“冬”字以为节中张本，故自加“冬”字，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是又不能得经旨者也。凡书欲别节多有用“夫”字，故置之于语端，又置之于语已。今由此观之，岂可为一节乎？予玩上下之辞，文义不相属，其间非有脱语，抑是他篇错简也，予尽考诸家之注，唯随文解义而已。
张介宾曰：冬伤寒邪，则寒毒藏于阴分，至春夏阳气上升，新邪外应，乃变而为温病。又曰：冬伤于寒者，以类相求，其气入肾，其寒侵骨，其即病者，为直中阴经之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夏则阳气发越，营气渐虚，所藏寒毒外合阳邪而变为温病。予见《伤寒论》曰：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肌肤是浅而为阳分，骨是深而为阴分。张氏所谓寒毒藏于阴分，其寒侵骨，阴阳浅深，其不相同，岂非大违仲景之旨乎？《内经》《伤寒论》共不分阴经、阳经，其即病者皆为伤寒。张氏所谓其即病者，为直中阴经之伤寒，岂非为中阳经者，无即病之伤寒乎？《伤寒论》又曰：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又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遂未见有再感邪气之谓也。张氏所谓新邪，即谓再感之邪。又所谓阳邪，即谓新邪外在阳分。是正以为温病，必因新邪再感阳分而后发，故曰新邪外应，乃变而为温病。又曰：外合阳邪，而变为温病。吁乎！此误非张氏所始，其本出于韩祇和之言。曰：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是也。虽然倘其欲发之时再感，亦间有之。是以王安道曰：温病、热病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而表气亦受伤故也。然则，不可拘泥《内经》《伤寒论》而言，全无之矣。若无新中之风寒，必无恶风恶寒之证，后世医者不能知之，便从韩、张二氏之言，专以为再有感，是诚大误也。又如成无己、王海藏等之言，安道既辩其误，故予不赘于此矣。
冬天伤暑论第五
一富人腊月患恶寒发热，烦渴恶食，干呕，大便欲去不去，亲族有业医者，初服其药而不效，二日之后，延予治之。前医在傍曰：夜寒不能寐，厚盖以绵衣，晓如烧身而寤，遂得患此病。脉状虚而无力，恐是因绵热所致，即以为冬天伤暑，频与黄连香薷饮。语予以吾如此，欲有补参考也。予曰：冬天无伤暑之理。问其日饮食何物也？病者曰：其夜过食温饨，是又以夜寒不寐也。仍诊脉软数而似虚，是即湿热所现之脉，病以为湿面所致，生韭汁与溯源散，次与枳实导滞丸，得利一行而觉快，三行而诸证顿退。唯有余烦渴一证，更与补中益气汤加麦门冬七贴，而烦渴亦退，得痊愈矣。其后一日过病家，前医又暂而来曰：前日子以为冬天无伤暑之理，吾尝见吴括苍之书有冬天伤暑、夏月中寒。曰：一妇人冬月偶得一患，洒洒恶寒，翕翕发热，恶食干呕，大便欲去不去，诸医皆以虚弱痰饮，治之以涤痰二陈汤、补心等药服之，愈不安矣。延至半月间，请予至家治之，诊其脉虚而无力。余曰：类乎伤暑。众以为不然。予究之，其妇人此患因何而感。其妇人曰：昨天因天寒换着棉衣，令婢取绵套一床盖之，须臾烦渴，寒热呕吐时作，延至今日。余曰：诚哉，伤暑也！汝之绵焉，晒之盛暑，夹热收入箱中，必有暑气向未开泄，今人体虚得之易入，故病如是。妇人曰：然。遂合黄连香薷饮连进二服，其患瘳矣。若果为无此理，吴氏是欺世者乎？予曰：寒凉温热四时之气，衰旺更迭，以为流行，其气妙用，贯金穿石，来者即来，去者即去，故梅雨季夏之节，湿气正行之时，箱中之物虽谨固济，无不自润而生霉色。是即为妙用，来于箱中之证来者，如此则去者，必无不去。四时之气皆无不然。夏热过去百余日之后，秋凉来去而冬寒既来，纵虽收入铁石箱中，岂可得必有暑气乎？又当其绵出箱中，即遇一阵寒风，纵虽曰必有暑气，岂可无吹去乎？予忆不可，实有此事，是假设而欺世，使人思得活法，欲崇家业者也。若实有此事，其患为他病，吴氏误见为之。冬天伤暑，服黄连香薷饮而瘳，是必偶中也。吾子致惑于偶中，岂可不大误人乎？医曰：子以为其气妙用，贯金穿石，来者即来，去者即去。今见冰室，至夏尚存，又有异国峨眉山，吾国富士山，四时积雪不消，是如何而去者不去也？予曰：天在上主外，为阳，为热；地在下主内，为阴，为寒，是对待之体，非流行之用。故四时流行寒凉温热之外，天常有阳热，地常有阴寒。是以王海藏云：九天之上为夏，九天之下为冬。冰室至夏尚存，是以有地之阴寒所养也，其冰出室立而为消，是以有去者即去也。峨眉山、富士山最高于他山，是《内经》所谓高寒之地，阴精所奉。予今所谓地之阴寒所甚也，故冬最寒，夏尚有寒。宜哉，有四时不消也！若有持来而去，高寒其雪，无不立而为消，是又以有去者即去也。医曰：祢以为去者即去，夏月去者是寒也，吴氏所谓夏月中寒，亦为无其理乎？予曰：流行之寒，虽有即去，地之阴寒，未曾有去，人居地而不居天，有时而中于阴寒，或避暑热于阴凉所在，或饮食好寒冷之物，其中为病，犹冬中寒，诚当谓之夏月中寒，故脉见沉迟，甚则见微伏。吴氏所谓好服凉剂饮水，必多单席卧地，日取风凉，夜多失盖，以井水浴体，皆是为中寒者也。若人居天而不居地，天之阳热，有时而中，冬亦为病，犹夏中暑，诚当谓之冬天伤暑。虽然人非居天者，斯知必无其理也。医曰：寒热总而在浑沦之中，天地四时其气当为一。今由子言观之，其各不同，何也？予曰：其气诚一也，唯有体用本末耳！夫天地寒热便为之本，是体止而不为迁者也；四时寒热便为之末，是用不止而为迁者也。故用者行于四时而为来去，体者位于天地而不为来去。欲知冬天无伤暑，当自用而观之；欲知夏月有中寒，当自体而观之。吾子宜详焉！吾子宜详焉！医曰：善哉明辨！一一解惑也！吾非特知冬天无伤暑，又得知夏月有中寒矣。
火动阴虚论第六
孔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盖血随气，犹妇随夫；气又随志，犹卒随帅。先哲所谓志，固心之所之，而为气之将帅；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者是也。故虽曰血随气实，共随志所帅，诸欲血气所为，非止色欲。持志则心火不为血气所妄动，不能持志则为血气所妄动，妄动则相火亦承命而妄动，其本所动因于色欲，下至命门而起阳事，阳火相动，极势遂无不泄阴精。人少之时，血气未定，妄动心火，易纵诸欲，其最所纵在于色欲。是以君子戒之在色。小人不畏其戒，妄任血气而好色，多有患火动阴虚矣。今世患劳咳者甚多，十之八九因此所致。自古虽有患之，甚少，而如无之。故今人见以为新生病，不谓之名而谓当世病，暮世之人失道溺欲，不能持志，而任血气，是其所以甚多也。苟欲得愈，不可忽之，稍重则仓、扁不能治矣。大抵至重，其由有三：病者因其病荏苒，有容心于不谨，一也；病家见其无酷苦，因循随其所纵，二也；医者无严教禁忌，又无早劝灸治，三也。若有一则无不至稍重，而况或有二，或有三乎？且自古所谓人以劳为恶疾，而恶闻之，亲戚朋友共为隐讳，见其疾状，莫敢呼之。今人弥以隐疾讳医，其势既重而求治疗，虽有圣药，无如之何。故曰：此疾无药，岂不大误也乎？
弟子曰：名家皆言阴虚火动，是先阴虚而后火动。故虞天民、吴括苍等亦论劳怯，引《内经》所谓阴虚生内热之辞。今子与名家不同，先火动而后阴虚，颠倒错乱之至，未知是有何义也？子曰：颠倒其言，不敢为害；颠倒其义，必有为害。如此之类也，安可不辩乎？夫天下古今，泄阴精之人未有不始于二火之动也。又其未泄之，先身热，阴器如火，是即先火动而后阴虚之证也。故先圣后儒，教人要使阳火不妄动。《内经》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又曰：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周子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是也。名家不知之，遂以后火动矣。王汝言《补阴丸论》曰：精血既亏，相火必旺。龚廷贤曰：虚劳者，阴虚而相火动。赵献可《六味丸说》曰：肾不虚则水足以制火，虚则火无所制，而热证生矣，名之曰阴虚火动。河间氏所谓肾虚则热是也。嗟夫！此等之说，岂非后火动乎？今医用滋阴降火汤，或除黄柏、知母二味，曰是有能损脾胃妨食之害，虽有降火之功，不可轻易用之。火动起于阴虚，滋阴则火自降，其误所从来是后火动故也。若果除二味，失降火之实，是大害立方之旨，何以有能愈病乎？
弟子曰：今如子言，虞、吴二家所引《内经》之辞亦误也欤？予曰：岐伯答辞，所谓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此言四肢，脾土所主，劳倦则内伤脾，水谷阴气不能运化，无养外而形气衰少，谷气不盛，运化失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渐郁而生热，熏胸中也。然则，《内经》所谓阴虚之阴是言水谷阴气，而非言肾水阴精。又所谓生内热之热，是言胃之郁热，而非言心火、相火之热。二家引而混同之，不能得经旨者也。
弟子曰：先火动而后阴虚，及二家不能得旨，其辩甚明也。子既以为患劳咳者，多是火动阴虚所致，愚忆女子未嫁者，不当有阴虚，近来室女多患劳咳，何也？予曰：女子愚而不能持志，任血气多于男子，色欲亦不可不多。是以孙真人云：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治，以嗜欲多于丈夫，故感病倍于男子。室女之时，血气未定，心火为血气所妄动，相火承命，下至命门，频起阳事，煎熬阴精，故虽无外泄而内虚，犹煎汤涸于釜中，是即未嫁者，有火动阴虚之由也，世俗所谓强禁欲反而肾虚，不亦宜乎？其由如此，而后渐失阴阳升降，水火既济之道，卫气营血不能得常，任冲不调，月经不行，或成积块，或发腹痛，视听言动，咸不怿①[注：欢喜]然，是即劳咳之先兆也。凡所好自由则弥好，不自由则少好，是人之常也；自由则反而少好，不自由则反在弥好，是人之变也。若有见先兆，可使女速嫁，时时行淫以应欲，血气反而少好色，故少动火而煎熬阴精，渐偿升降既济之道，不至重而愈，是所以应变也。莫择对为迟，迟则必至重矣。予教父母以有此义间，使女嫁而得愈之。悲哉，名家未言而今人未知也！
弟子曰：今见室女患此疾，率在十六七至二十之间，古近二十而嫁，其间无患之，何也？予曰：古少物欲惑心，女子亦多安礼法，二火不为血气所动，阴精无蒙其火煎熬，故无火动又无阴虚。虽然非全无之，唯为不多而已。今世物欲盛行多，不能安礼法，故富贵奉养之家，年仅十二三而嫁，是能诲淫于世，使女子早动火，乃所以多患此疾也。弟子曰：愚尝以为室女不当有阴虚之理，今日初闻子言，遂得知有其理矣。
疝气论第七
凡积聚痃癖、痰饮瘀血、诸郁痞满、吞酸嗳气、怔忡惊悸、秘结淋闭、头项肩背、心腹腰胁肢节诸痛、冷痹拘急、口眼㖞斜、结核肿块、喘嗽、鼻塞鼻涕、恶寒战栗、发热等病，今人有患之，多以为疝气，医以为他病，不敢用其药，甚则见诸病以为疝气，虽有良医，无如之何。或服医论所详，悦而欲用其药，群聚以为疝气，令病人不能用；或自制药妄用致害，轻病至重，重病至死，遂无畏其死，相率而成俗。吁！是一齐人传之，众楚人咻之，虽求齐语也，安有可得乎？故今医欲遇世者，唯不违病家为务，治法从其己所见，病名诈以曰疝气，否则病家不用其药，徒费诊察而无得，直是如欺病家，究竟欲活人也。野巫医者，动辄从俗，实见他病，以为疝气，其能杀人也，不可胜计矣。予考《内经》诸篇，《骨空论》曰：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然无一载其名与证注者，以为《四时刺逆从论》所言六经之疝，《邪气脏腑病形》篇所言瘕疝，是当为七疝之名，其余诸篇所言亦不过为七疝别名。予又考历代医家之书，其名虽异，无越《内经》之旨。今人所言疝气之多，未知是何经书所载也。予既论诸病多于古疝气，亦不为不多也。夫湿热不得疏散，郁结而为疝气，暮世之人失道溺欲，无安分而百不遂志，不遂则志滞气郁，湿热弥不得疏散，是所以为多于古也，虽然非如今人所言矣。
一士人患言语错乱，如有所见，憎寒壮热，咳嗽喘急，口出涎沫，众医以为伤寒，药皆不能得效，请予治之。其脉滑数，即以为痰迷心窍之证，病家悦，异于众医所见，仍与加味导痰汤十余日，而得渐愈，咳嗽喘急尚未得愈。病者曰：是吾宿疾，非新所患，发止无时，延而至今，人皆为疝气，年久服其药。去年以来，每服药反而致饱闷不食，故频频用灸，顷日服子药，未觉致饱闷，是以相应病也。予曰：是亦为痰，必非疝气，强服予药，愿有平复乎？病者因殆得效，不有志他医药，故予与加减前方，数日而又觉饱闷便止服药，饮食调理，其后与涤痰散。病者以为甚快，久服而不觉饱闷，食亦能进，如平生七年咳嗽喘急，不过半年而愈矣。
又一士人患咳嗽气急，两胁痛剧则发寒热，一年二三次，或二十余日而止，或三十余日而止。予诊脉，两手滑数，曰：是为痰结之证。病者曰：历医而不得效，人人以为疝气，既厌服药，唯用外治芥子一味，研贴痛处，久不发寒热，是先为得效。七八日而又服药，其医亦以为疝气，方中用芥子，逐日觉病轻，医有故而往远，写方以赐于吾，仍而见其方品味，瓜蒌枳实汤去桔梗、片芩，加白芥子、青皮、茴香。曰：予欲用亦全是也，唯省竹沥、姜汁而已。前医诈以为疝气，是欲不违吾子之意也。又省竹沥、姜汁而不入，是恐吾子以为痰药也。予时披《万病回春》，直以示其方所言。病者曰：吾病为痰结，得明闻其义。世人疝气之药，频年多用芥子，其能得效，是何义也？予曰：见《本草纲目》，芥子气味辛热，利气治气痛。故东垣曰：傅疝气。未见有服饵之谓。老人、虚人，最不宜服，必有泄气伤精之害，其余主治又多。今人见为疝气之病，是故多用而得效，弥以为疝气之药，苟非主治之病，何以有得效乎？丹溪曰：痰在胁下及皮里膜外，非白芥子莫能达，是有能化胁痰，治痰结之功也。病者遂请予药，便从前医，加减用瓜蒌枳实汤，更入竹沥、姜汁，日服二贴，渐以觉快，四年之宿疾，二月余而安，其后不再发长，春秋而死矣。
又一商人患咳嗽，午后发热，小腹时痛，一日自来请用予药。诊曰：脉共虚数，是为火动阴虚，病势未重，证亦未多，固守禁忌，当得渐愈。便与滋阴降火汤，最欲治小腹之痛，去麦门冬，加茴香、木香，又劝以灸四花。约去而久不来。两月之后，其父来曰：非唯过约日且久绝，伺候失礼之至，为父足羞。或人见小腹之痛，决以为疝气之痛，使病者止予药，劝以芥子之末，曰是流行之药，多见用而得效，遂信其言。每服一钱，昼夜七服，盐汤送下，虽得腹痛暂退，昨日大吐鲜血，愚不忍其苦，又愿辱子药，四体赢瘦而不能步，未知子许往诊也否？予往诊，脉虚数倍前，曰：芥子辛热而动火，其动添动，无不伤血，大吐鲜血，不亦宜乎？予乃与药三日，唯谢其父恳到耳。其后五十余日，频易医七八人，诸证尽发，形肉脱，又大吐鲜血，其日即死矣。
又一士人患腹痛，时发时止，面白唇红，四肢逆冷，脉反而洪大，易医而无愈，病势渐重，体亦渐赢。其兄请予药，曰：医见为疝气，一应如得效，数日而又依然，子以为何病也？予曰：诊脉察证，必为蛔虫所致，如木香、槟榔、香附子、苦楝子之类，皆是治虫之药，疝气亦多用之，一应如得效，所以用如此之类也。其如得效而无愈，所以不用当然之剂也。今病甚重，其愈当迟，便与椒梅汤，又教以禁忌。一月之后觉得微效，友人持药来，曰：病态以为疝气，此药得效不过十日，是非毒物橙皮末也。病者因厌其久痛楚，妄闻有速效而用之，每服一钱，盐汤送下，一日五服，既过十日，腹痛大发，反而将死。兄又请用予药，吐露橙皮之失，予以为必死，辞而不与药，其后吐蛔虫二十余条，饮食日少，憔悴而死矣。
予族有追远之事，共过招提①[注：梵语，寺院的别称]而吃饭。饭后主僧出曰：吾患胸腹满闷，少食，时发恶心，数医治疗不能得效，或人见为疝气，教以服橙皮末，吾从其教而服之，既至于二十余日，恶心止而易受食，子以为如何病也？若不能愈，则必辱药，先辱诊脉，幸甚也欤！予诊其脉滑大而数，曰：是非疝气，为痰火中满。橙皮气味苦辛温，消食化痰，止恶心，宽中快气，故中满气郁、痰郁、食郁等病，今人见为疝气者多有得效，其或有兼证者无得效，未知为能治疝气之药也。僧曰：善哉，闻吾病非疝气，又闻橙皮气味主治也！其后食油煮豆腐，大伤脾胃，发呕吐，头痛眼黑，四肢厥冷，遂召予而请治疗，乃以为痰厥头痛，与半夏白术天麻汤二十余贴而愈，唯以旧证为患耳。或人又来曰：病决为疝气，使僧止予药而再服橙皮，小便短少，渐为肿胀，满闷弥甚，食亦弥少。僧又请予治疗，语以再服橙皮皮。予曰：伤食之后，其食弥少，是兼脾胃虚损所致。橙皮专为消导之药，无补脾胃虚损之功，故不能得效，至重如此，仅与数贴而辞，恶候日出而殁矣。
予过于病者之家，其坐有一士人，曰：吾自去年而患疝气，发则嗳气作酸，饱闷少食，唯啜薄粥，固禁美味，数日之后渐以复常，虽无他所苦，药不能得效，近日人劝以用番椒，日同饮食用十个许，尔来不发六十余日，未知实可得愈也否，若又有发，将用子药，先请诊察是何病也？予诊脉不弦急，右关唯见沉虚，曰：是非疝气之脉，为脾虚食郁之病，宜服健脾消食之药，其自所守，专在淡味，辛辣热毒用以过多，虽得病愈，或致他害。疝气本是为湿热郁结，寒气束外，则更助郁结。王冰曰：寒气结聚之所为。唯言其标而远其本者也，故得寒则郁甚，病进；得热则郁开，病退。今世用番椒，得当时之效，所以有辛热开郁之功也。吾子续而用之，恐是有致害软！士人诺以曰：止。尚用二十余日，忽发心痛不能转侧，数医不得效，后更发吐血，频请予药。往诊，其脉洪大而反病，反则多有死，故唯应请与药一日，曰：是热毒伤血，其血逆上而然。后医亦不得效，形病不足而死矣。
又一士人患腰腿冷痛，夜深身冷则益为痛，药剂灸治不能得效，请予药。曰：医或以为痰，或以为肾虚，或以为湿热，或以为瘀血，或以为寸白，一一用其药，胡为不得效也？予诊视其脉，沉而两尺虚，曰是为肾虚冷痛，无外乎前医所见药，非止一方，且各有加减，不知向有用丸药也否？病者曰：未。予曰：不可性急而求速效，虽无他苦而为难治，便与八味地黄丸加当归、鹿茸、续断、木瓜，一月之后有得微效。或人曰：病为寒疝，宜用温热，得热则痛速退，何无用番椒也？病者未试疝气之药，欣然以从或人之言，研和味增同饭而食，又临寝时点酒而饮，明夜觉微快，弥得喜，用之二十日之后，冷痛殆将愈，忽发昏倒，不省人事，痰涎壅盛，牙关紧急，右半身不遂，病家大惊，又请予药，详语以用番椒与酒。予曰：番椒动风沸痰，酒动火生痰，风火相扇则痰益盛，益盛则壅以发此病，故诊脉见滑大，为之真卒中凤。悲哉，不用予言而妄求速效也！予知其无苏生，仅与一贴而辞，药不通于咽，三日而死矣。
又一士人患心腹满闷，饮食无味，肌肉削瘦，时时发微寒微热，使予诊脉。左右沉数，按其腹胁中脘有块。病者曰：是数年宿疾，吾以为疝气，药剂针灸易医既多，未曾有效，渐以如此。予曰：必非疝气，是为属热积块。病者曰：今日医更，加减无效，则辱予药。不敢信予所言，尚用疝气之药，病势日重，饮食日少，十余日之后，请用予治疗。便与以柴平汤，数日而得微效，月余之后，积块减半，满闷稍退，饮食亦进。病家难忍其所好，窃与温饨二三碗，满闷倍初，加之腹痛。往诊，其脉右关见短，便以为伤食所致，病家亦语以其食，予依前方加减与之。其夜邻人来，曰：病本为疝气，妄用伤食之药，恐反而益满闷也。病者遂从其言，又用疝气之药，腹痛闷绝，不省人事。病家再请予治疗，明语以邻人之言。予诊其脉，左右咸伏，必以为死，而不与药。翌日之夜，果而死矣。
又一士人患恶寒发热，鼻塞头痛，项背强急，一医以为感冒，与药而不得效，前年患如此之证，其时自以为疝气，医亦从病者，其药有得效，故又自以为疝气，请药于前年之医，其医罹病，使弟子来，五六日之间与疝气之药，忽发狂言妄语，病家惊而易医，皆不得效，请用于药。语以始终不遗一事，予诊其脉，沉细而促，曰：今见感冒为疝气，其能致害，每每如此，感冒不治而至重，多有为伤寒之变，是既为里证，脉亦为甚危，唯与一贴，固辞而退。其后怪证频出，众医技穷而死矣。予当见世人致害甚多，小卷短篇非所尽录之，今撮此九人欲惩后人也。其本皆是不可死者，唯有二人免死而已。予顾药不的当病证，纵虽无直致害，是不治其所治，不至重，而待何故？如芥子、橙皮之类，尚有能致害，而况用辛辣热毒，如番椒之类乎？
痰病论第八
凡痰所成，其因有五：或因七情郁结，气不能运行精液，凝滞而成痰，是其一也；或因耽淫欲，火炽水衰不能制火，上迫肺分，肺气受其伤，失通调水道，精液凝滞而成痰，是其二也；或因恣过膏粱滋味，脾弱而不能运化，精液凝滞而成痰，是其三也；或因嗜辛热，动火生热，肺气伤于炎热，不能通调水道，精液凝滞而成痰，是其四也；或因嗜生冷寒湿，屡伐发生之气，脾土虚冷，其气不化，精液凝滞而成痰，是其五也。古恬淡之民未曾有此病，后世道德不行，多物欲，而所患纵虽曰古有患之，予恐甚少而如无也，故遍考《内经》诸篇，不载此病，全无“痰”字矣。
《医门法律》混痰、饮而为一证，曰：《内经》湿土太过，痰饮为病。是由何《内经》而云尔？喻嘉言之言大诈也。予尝读名家医书，皆混痰、饮而为一，岂止《医门法律》乎？张仲景欲救人，患《内经》所未备，非唯论伤寒，又间论杂病，各立方以著书，厘为一十六卷。《内经》以来，立方之祖，天下万世，无不宗之。一历散失，难复全书，其中《金匮要略》混痰、饮而同门，是后世所误，非仲景本意。名家医书混称，予恐为此也欤！然门中病证，治方各异，而不可混之，斯知弥非本意矣。予所论五等之痰，饮食精液所凝滞；饮是饮水未成精液，其证颇虽相似，其本不同。如此后世混而投药，动辄见痰为饮，二陈化痰等汤得效，益以无知其本不同，故治饮而不能愈，曰是病重而无效，所以不知仲景各立治方也。
缪希雍曰：世以痰、饮混称，药亦混投，殊不知痰之与饮，其由自别，其状亦殊。痰质稠黏，饮唯清水，特其色有异，或青，或黄，或绿，或黑，或如酸浆。或伏于肠胃，或上支胸胁，刺痛难忍，或流于经络四肢，则关节不利，支饮上攻为心痛，为中脘痛，甚则汗出，为呕吐酸水、苦黄水等，种种各异。或发寒热，不思饮食，及不得眠，皆其候也。缪氏此言可谓是详矣。噫！诚药亦混投，岂可不误人乎？弟子曰：愚读诸书，多有载风痰，子谓内伤所成，未谓风痰何也？予曰：后世如此，寡无痰者，唯有多少，出不出耳。其多者，有为病；其少者，未为病，常在脾肺之间，风感则动其痰，动则为病，谓之风痰，其本非风邪所致者也。若专为风治之，岂可不误人乎？弟子唯而退矣。
喘病论第九
赵氏《医贯》曰：经云诸喘皆属于上。又谓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故河间叙喘病在于热条下。华佗云：肺气盛为喘。《活人书》云：气有余则喘。后代集证类方，不过遵此而已。独王海藏辩云：气盛当作“气衰”，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与有余，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以其火入于肺，炎烁真阴，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所言盛与有余者，非肺之气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辩超出前人，发千古之精奥。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来。愚谓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阳之有余，阴之不足也。凡诸逆冲之火，皆下焦冲任相火出于肝肾者也，故曰冲逆。肾水虚衰，相火偏胜，壮火食气，销铄肺金，乌得而不喘焉？是非赵氏所创草，颇从王宇泰之言，学者致惑于河间、海藏，乃见后世有如此之言也。河间所误既辩于前论，海藏亦不可无无以辩焉？
《灵枢·本神》篇曰：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渴①[注：当作‘喘喝’。喘喝指气喘时有吼呵声音。]，胸盈仰息。《素问·调经论》曰：肺藏气，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华佗、朱肱凭据如此辞者也。海藏欲超出前人，著天地悬隔之说，气盛作气衰，有余作不足，遂削《内经》之辞，至暗岐黄之旨。赵氏反而曰发千古之精奥，是非不思之甚乎？夫天地之五行，人身之五脏，平和则气令得常，有余不足则失常，此所失常为灾为病。海藏反而见盛与有余，以为得常，曰：清肃下行，岂复为喘乎？是大误也。且肺喜清虚而不欲窒碍其气，有余则实为窒碍。宜哉，其病为喘也！何以得清肃下行乎？海藏见气以为火，曰：所言盛与有余者，非肺之气也，肺中之火也。是又非欲改经辞而作肺藏火，火舍魄乎？此所谓气者，对血之气，与肝藏血，血舍魂等辞并言之，是其证也。何以谓非肺之气也乎？又何以谓肺中之火也乎？岐黄论道著经，欲觉天下后世，故必为火则当明言火，何以有言气而惑人乎？
夫阴阳五行之变，有余最能为害，或自亢而有余，或乘不足而有余。赵氏唯以为乘不足，曰：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阳之有余，阴之不足也。故今信此言者，每见痨瘵之证，弥曰阴虚火动，而不知曰火动阴虚矣。
胀满论第十
《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之论，五行自亢而有余之害，假令火亢则害金，水承乃制之是也。若为乘水不足而有余，何以有承乃制之力乎？今正见有此所谓承乃制之之辞，斯知火之有余自亢，而非乘水之不足矣。予前论详，阳易为有余，有余则阴被害而不足，自不足而至绝阳，亦不能独立。故虽曰二者可调，其要在使阳不亢。《内经》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又曰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是也。予玩味如此辞，知自亢而有余。赵氏不知而为偏见，岂非不玩味《内经》者乎？
夫相火为游行之火，天地无处而不至，在人亦亦然，何处有不至？其本常舍于心包络，近心而承君火之命，将命则出于心包络，三焦无处而不游行，故少阳三焦为腑，厥阴心包络为脏。然则，自游行而言之，可谓上中下三焦相火也；自其本而言之，可谓出于心包络也。何以特谓下焦冲任相火乎？又何以谓出于肝肾者也乎？此所谓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是以火主炎上故也。予尽考《内经》，见论诸脏诸经，皆有逆气，其为病亦是多端也，何以可止论肾水一脏乎？又何以可止论喘病一端乎？凡喘有热，有寒，不可一偏论之。予尝见有寒喘，治以温热之剂。或因肺受寒冷，或因下元虚冷，故用参苏温肺汤、八味丸等剂，每每得效，不知其几何人也。河间移喘病于热条以来，海藏见为火而立论，如此诸家又为惑，如此其弊多以误后人，唯知有热喘，而不知有寒喘病者，殒命于寒凉之剂不少。予素为之患，遂至辩于此矣。
李东垣引《内经》，立《中满腹胀论》，曰：大抵寒胀多而热胀少，治之者宜详辩之。予见《内经》诸篇，大抵胀满有三：寒水胀满，热火胀满，湿土胀满是也。东垣见其湿为寒相混，而较之于热，所以为寒胀多而热胀少也。故首引太阴所至为中满等辞，得为论中寒胀之张本矣。夫太阴为土，其气为湿，不可直见为寒水，而况湿盛生热者乎？又曰：《调经》篇云，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始受热中，末传寒中。予尽考本篇不见有此辞，纵虽有此辞，其始受热中是为之病因，当为热胀，安可取末而为寒胀乎？又曰：胀取三阳。三阳者，足太阳寒水为胀，与《通评虚实论》说腹暴满按之不下，取太阳经络，胃之募也正同，此所谓胀取三阳。《九针十二原》篇之辞，谓胃、胆、膀胱，足之三阳经，岂可特谓足太阳寒水乎？予见《通评虚实论》篇末结文，所谓气满发逆，与消瘅等病并言，而同为热病膏粱所致而肥，贵人之所患也。盖所谓腹暴满，按之不下，此气满发逆之病也，是为之寒胀，岂非大误乎？本篇所谓取太阳经络，是手太阳。东垣以为足太阳而引之，最得戾岐黄之旨。马玄台所注《内经》加“手”字，是欲无后学致惑于东垣也吗！又所谓胃之募，是中脘之穴，手太阳、少阳、足阳明所生，任脉之会也。予遂不见《内经》有足太阳经络干涉于胃之募矣。
《内经》曰：诸胀腹大，皆属于热。今观此辞，合多热胀，遍考诸篇，少于寒胀，是其论热胀之辞，疑颇失之于脱简也，若不然则此辞无所归著。东垣轻易见曰：此乃病机总辞，唯解以外伤寒寒有余之邪，自表传里，寒变为热而作胃实腹满，与膏粱之人湿热郁于内，而成胀满者也。凡天下古今之言，皆举多为之总辞。《内经》以为寒胀多而热胀少，岂不谓诸胀腹大，皆属于寒乎？《刺热论》曰：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是脾热之为病也。《厥论》曰：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是阳明之厥为病也。《六元正纪大论》曰：中热胀，面目浮肿。是阳明司天初之气，太阴为病也。又曰：心腹满热，胪胀。是太阴司天四之气，少阳为病也。又曰：瞋愤胪胀，是火郁之发为病也。又曰：肿胀、呕是不远热，则热至之为病也。《本病论》曰：小腹坚满，小便赤沃，是少阳不退位之为病也。《至真要大论》曰：少腹巾痛，腹大，是少阴在泉，热淫所胜之为病也。又曰：腹大满，膨膨而喘咳，是少阴司天，热淫所胜之为病也。又曰：身面胪肿，腹满仰息，是少阳司天，火淫所胜之为病也。又曰：躁烦腹满痛，是少阴之胜为病也。率是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者也，其解不以如此辞，亦皆为之非热胀欤！
虞天民《医学正传》，或问：丹溪治肿胀之证，专主乎土败木贼，湿热相乘为病。东垣又多主乎寒言病机。诸腹胀大，皆属于热之语，乃言伤寒阳明经，大实大满之证也。又云：热胀少而寒胀多。二说不同，其孰非而孰是欤？曰：东垣北方人也，其地土高燥湿，热少而寒气多，故有是论。我丹溪先生，生长于东南之地，故病此者尽因脾虚受湿，肝木大旺，故言然也。天民未尝知东垣以湿为张本，反而以为土燥湿少，故有是论其旨，霄壤相悬也，岂非不思之甚乎？《内经》所谓病机，皆是天下总辞，便与四方言之，非唯与东南言之，丹溪亦因内伤而论之，非因方土而论之。然专主湿热，以为无寒胀，是诚一偏之见也。天民此说一出，弥惑后世医者，北方以为无热胀，东南以为无寒胀。从东垣者，致惑于寒胀；从丹溪者，致惑于热胀。宜用寒剂而用热剂，宜用热剂而用寒剂，偏见之治动辄害人，皆是三家之咎，唯有其害多少耳。予顾暮世与古不同，人多失道溺欲，或因妄饮食湿热之物，或因妄动君火、相火及厥阳之火，热火久郁而不得开，妨碍运化则成胀满，故见今人益多患热胀，其益害人，皆从东垣者也。噫乎！东垣所论，始终出于牵合，后世医者不能知之，予不可无以竭奴才矣。
狂疾论第十一
予尝见患狂疾甚重，则妄害人，又自害己身，人皆为大惧，故别构居，固密如狱，长为废人，以经日月间有愈，而人尚不许此疾，所以易再发也。今世患者甚多，岂不可悲叹乎！《内经》曰：诸躁狂越，皆属于火。予详原其所因，多发于心火、痰火。盖人遇于世，有时有分，智者得能知之，愚者不能知之。故不待时又不安分，有失志于荣辱之间。志是心之所之，心属火，阳中阳脏，失志则心惑难决，阳火暴折而乱神。是以《内经》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此所谓阳，皆包火，是即心火之狂也。或为七情所伤，气郁而生痰，或饮食好生痰之物，痰火逆上而乱神，是即痰火之狂也。
刘河间曰：夫上善若水，下愚如火，故六欲七情，上善远之而下愚迁之。今世患者甚多，是益多如火者故也。今嗜莨菪、番椒者，又多有患此疾，世人自不知之，又岂不可悲叹乎！夫莨菪也，番椒也，其性甚热，其气甚芳，其味甚辛，助火生痰，何甚于此？《内经》曰：芳草发狂。又曰：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予今见患狂疾，率非缓心和人。诚哉，《内经》之言也！
赵继宗曰：若以痰能为狂，则凡有痰者皆狂，而予未之见。盖不观诸伤寒之发狂乎？伤寒大热则狂发也。又不观诸饮酒之发狂乎？夫酒者，大辛之物，饮多则热甚，热甚则发狂也。历历试之，则凡狂之为病，未有不属之于热也，俱有轻重浅深之不同耳。其脉何如？其脉三部俱盛，浮大滑数而长也。其治何如？损其六腑有余之阳，益其五脏不足之阴，务使阴阳相和，无所偏胜，如此而已矣，岂可以痰治之哉？予顾热之为疾甚多，狂疾其中一疾。痰之为疾亦甚多，唯乱神则发狂疾，是又为痰之一疾，非为有痰者皆狂。先辈治此疾，用治痰之药，如加味导痰汤、加减温胆汤之类是也。丹溪治法补虚清热，导去痰滞，故有兼用治痰之药，予亦有从用而得效。赵氏专以为热而不为痰，曰岂可以痰治之哉？是大误也。《内经》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又曰：邪入于阳则狂。又如足阳明之病，及赫曦之纪，血流狂妄之类，皆是实狂也。又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又曰：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又曰：阳重脱者阳狂。又曰：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皆是虚狂也，然则有虚、有实、有热、有痰，后世医者不可一偏而见焉。
耳病论第十二
赵氏《医贯》论耳病诸证，其中有不可不辨者。曰：若夫久聋者，于肾亦有虚实之异。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阳，主气。精不足气有余则聋，为虚。若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壮，此精气俱有余，固藏闭塞是聋，为实，乃高寿之兆也。二者皆禀所致，不须治之。又有乍聋者，经曰：不知调和七损八益之道，早衰之节也。其年未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是可畏也。予既立命门论，详辨右肾左肾，驳越人以来名家及赵氏之说，此所谓右肾为阳，主气，亦不知左右皆阴而共藏精也。夫肾藏精，天一之水，人身之根，寿夭之源，故有余，其人得寿；不足，其人得夭。有天禀，有人为，一概难论者也。若禀所致而为聋，当自赤子①[注：刚出生的婴儿]而患之，自赤子而精不足，何以有得高寿乎？予将用药而补养不足，纵虽为天禀，滋精治之。赵氏以为禀所致，曰不须治之，大误也。
予忆肾开窍于耳，得为之应用，肾为根本，耳为枝叶，聋而失应用，犹枝叶枯槁，枯槁则精约于根本，固藏闭塞而为有余，是诚可谓高寿之兆也。若能用药而补养其精，当达于枝叶，是亦非禀所致，何以不须治之乎？予考《内经》，此经《阴阳应象大论》也，此所谓早衰之节也，下有所谓年四十，阴气自半也之辞。《上古天真论》又有所谓五八肾气衰之辞，盖所谓肾气衰，是即谓阴气衰也。自字有渐字之义，所谓阴气自半，谓渐衰及十之四五六，是人之常，当衰时而衰也。若非衰时而衰，是人之变。故曰早衰之节也。然则，所谓耳目不聪明，谓自半至五十，渐衰而患之，非谓早衰而患之。赵氏引此辞而论乍聋者，恐是误“早”字以为“乍”字之义也。《内经》曰：年五十体重。赵氏曰：其年未五十，体重，其言不相均，亦是何义也？今医值中年以上患聋者，曰是高寿之兆，不须治之。遂使人忽养生之道，其害却而多至促命。予间有见其人，噫乎，可不伤也哉！
痈疽论第十三
予门人曰：吾纪州土人，患痈疽有多于佗土人，未知子以为如何也？予曰：大抵原痈疽所因，喜怒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调，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而后发之。《内经·异法方宜论》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纪州是其方土，人之阳气易盛。《方盛衰论》曰：至阳盛地气不足。故阳气有余，则阴气亦弥不足，是所以有多于佗土人也。门人即引本篇曰：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子措东方而言南方，似悖岐黄之旨，何也？予曰：本篇自中华而言之，倭国是诚东方之域，予今就其口而言，南方为痈疡之地而言最多，是虽非自中华，而言之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古来膏粱富贵之人，不因方土而多患之，是贪肥腻炙煿之物，逸居不劳，嗜欲无度，以致虚邪热毒内攻，煎熬气血而有成之。今世益多快情恣口之人，失命于痈疽，不知其几何也？予每值其人，预语《内经》曰：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又曰：脓已成，九死一生。畏此辞者，有能免之；不畏此辞者，无免之。吁嗟！闻而不畏，可谓愚之愚者也。又如膏粱富贵之人，发渴引饮，或项背拘急重著，或卒为大便结燥，多是生痈疽之先兆也。予早教禁忌，且与以药剂间得，使其人免之，矧未有先兆而畏乎？然则，与费虑于九死一生之时，宁致治于未有形之前，后人以为圣人所致，而不顾之误也。今人采忍冬叶，酱油煮而食之，又水煮而去汁，味增调和食之，日每月食忍冬三五次，预能防痈疽之患也。予由此观之，非无畏痈疽之人，又非无为预防之人。惜矣哉，未知益有快情恣口之害也！其仅食忍冬，比之其害为十之一二。《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此之谓也。今庸医治痈疽，不察表里虚实，又不察脓成与不成，大率用荆防败毒散，非唯不能成脓而溃，亦难收敛，所以有损脾胃，伤正气之害也。先哲论其害尚有未知者，故予赘于此，汝当能知焉。
杨梅疮论第十四
予未见古书载杨梅疮，是以为古人无患之病也。李时珍曰：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狎淫，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是后世所患也。予素见患此疮，多如李氏之言，其余淋病痔疾，或误伤阴器等患，变而为此疮，居十之一二矣。今世孤女寡妇，流落而无所归，卖淫受直，以养其身，每夜有为数次之交，故狎淫湿热之积，动辄至患此疮。俚俗壮年多有患之，率是买淫而传染者也。予邦南方烟瘴之地，熏蒸颇同于岭表，土人最多有患之，是即地气所以能助湿热也。
凡患此疮者，隐于人，窃用劫剂而欲急愈，是愧父兄师君知己猥淫，与众人畏传染而远己也。故医好速效者，从其所欲得，用轻粉、银朱、脑麝之剂，气血不虚者少为害，虚弱之人不胜酷毒，窜入经络筋骨之间，既愈之后变为坏证，或为筋骨挛痛，或为痈毒疳漏，或久则生虫为癣，或为手足皴裂，或为癞风，中风痫证等病。悲哉，为害如此大也！门人闻予言，曰：未见后世名医之书，有变为中风痫证之谓。今子言之，愚亦见之，请闻其理如何也？予曰：轻粉是劫痰涎之药，其用失宜反而生痰，故有气血虚者用之，痰火乘虚而为痫证。又原中风所因，非止一端，痰火乘虚而生热，亦能致之，丹溪曰痰生热，热生风是也。门人曰：愚闻子言，其理诚明，然则轻粉是决为不可用之药也欤？予曰：用之于气血不虚者，非决为不可用之药，唯要无失法过剂，否则必变为坏证。后世名医虽曰其害，今人妄用而不畏之。汝宜畏焉！汝宜畏焉！
疥癣论第十五
夫疥癣者，皆因脾经湿热，肺气风毒，久而不愈，延及遍身浸淫溃烂，或痒，或痛，二者有小虫而能传染人。虽曰甚苦不敢害命，宜服和血解热之剂，不耐其苦而求速效，用傅贴熏洗之。毒药纵使疥癣有愈于外，其毒郁内变为肿满，重则无不害命，岂可不以惧乎？今世倭国有一小疮，肥前土人始患之，传染而流于南北，故名曰肥前疮，犹痘疮，曰虏疮，是为新生之病，亦疥癣之类也。初生于手足之间，增剧则延及遍身，其状为水疱，大如黍粟粒，渐长成脓，浸淫溃烂，痛痒发止，缠绵不愈，是亦有小虫而能传染人。用针探疮中，虫着针而出，体白头黑，而为能行，不知其有口目手足，是最小而难见故也。予见此疮发痒之时，频抓频痒不能放手，傅贴诸药不能止之，唯浴热汤则快而止。故多甘其快好以为常，不知热汤能开肌表，风冷易侵也。若风冷侵肌表，疮毒郁结于内，是亦变为肿满，岂止毒药也乎？尝值此患者有求治于予，率用赤小豆汤加减，从宜则愈，病势重者，无如之何。或曰：古医外治其能得效，用轻粉、银朱、黄丹、胡粉之类，今如子之言，皆是为不可用也欤！予曰：疮毒稍衰之时，宜用而击惰，归其功速而免后害，何以为不可用乎？若当盛时用之，愈而复发倍初，否则多变为肿满。汝要知宜用之时矣。
日死疮论第十六
夫疮小而危命，莫胜于疔疮，人不可无最畏之，又不可无早治之。今俗民不畏之，见为寻常之疮，轻忽以过日数，向危而后惊惶，良医不能治，遂以见其毙，岂不可酷怜乎？予邦俗民患疔疮，急候或暴病，兼患他疮，皆名曰日死疮。不敢信医所言，甚者虽无疮，见暴病急候，曰是日死疮，攻内而不现外者也。
予按，疗疮，别有一内疗，与外疗之证大同，且疮形不现，过数日间有一处肿起者，是为疮不现外者，虽然非俗民所知，假令初有由见此证而言之，今专见暴病急候以为疮，大误也。予尝读诸医书，未见有日死疮，不知何书有之也否？俗传唯曰病急而其日死，故得此名，一名一时疮，是言其最急。予邦牟娄郡土人多患之，其治用针而刺二十指出血，则疮毒从出而愈，曰是恶血凝结为病也。予见虞天民《医学正传》论岭南烟瘴之地，多有发砂病，其疮类乎疗疮，一法有以针刺十指出血，暴病急候似于俗传日死疮。牟娄郡亦是南方烟瘴之地，土人所患当有发砂病，刺指出血而愈亦宜也，故土人见其愈，弥不信医所言，如疗疮急候与暴病，兼患他疮，皆无不用其法。又如青筋病，虽无疮，其证似于发砂病，多见为日死疮，无不用其法矣。予以刺法言之，疗疮皆刺疮心至痛处，及刺四边十余下，令血出，去血傅药其中，或紫黑色，有一条如红线直上，急于红线所至处，刺出毒血，然后以药涂之。又如青筋病，唯于两手曲池青筋上刺，而出瘀血，皆是其病所现而出毒血，未见医书有刺二十指也。
又如中恶卒厥、干霍乱、真心痛、阴寒腹痛等病，未见有其法也。予考《内经·刺疟论》曰：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是病所且发而泻邪实。故《内经》又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凡暴病急候，用针出血之法，所以开通经络，流行气血，泻去邪实也。其功为泻而不能为补，虽如单出血，气亦有从出，故气血素虚者不可妄用之，其虚愈甚，病势乘虚，何以有不致危亡乎？
门人问曰：龚廷贤云，青筋之证北人多患之，南人有此即砂证也。愚观此言，似为南方无青筋之证，未知子以为如何也？予曰：善哉问也！今玩味此师二字，龚氏以为南人有此证，非真青筋，即是砂证也，然则究竟以为南方无青筋之证矣。龚氏既云：夫青筋之证，原气逆而血不行，俾①[注：使。]恶血上攻于心也。又引丹溪之言云：气血和，一疾不生；亏则百病生焉。况此病先伤于气，而后复损其血，不至于夭枉者，盖亦鲜矣！予便就此言而观之，青筋之证，气血伤损所致也。夫气血伤损，因摄养失宜，是人所致，而非方土所致，故摄养失宜，则南人无不伤损，无不伤损则无不有青筋之证。龚氏之言，岂不误人乎？若见青筋以为砂证，不刺曲池而刺十指，不治其所治，治其所不治，非特不出瘀血，反而足益伤损。噫乎！虚虚之至，不死而待何也？门人唯而退矣。
内肩气论第十七
今世下民有肩背酸痛，拘急重着等病，曰内肩气，或曰肩癖。又有头目口鼻之病，曰是内肩气逆上，其治用灸而不用药，便名灸穴，以曰内肩。有患此病，则曰是因常不灸内肩，故无病者亦预灸之。予见其穴，乃肺俞也。俗医云：肺俞周□，名曰内肩，是以其处在两肩之内也。凡肩背酸痛等病，或因痰气，或因风气，或因湿气，或因太阳郁气，下民名曰内肩气，是取其处。与气犹风寒暑湿之气，为病而从脚起，名曰脚气也。又云：嗜好之病谓之癖。内肩气由举手挝肩，得暂快，每发其挝，犹嗜好之病，故名曰肩癖，一名曰挝肩气，亦即取此挝肩之义。俗医所谓名义如此，其本皆是齐东之语也。今治此病有取血者，其法小匏①[注：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比葫芦大，对半剖开可做水瓢。]截蒂作口，细斫肥松而如花样，燃火入匏中，将口当病处，要使火气不漏外，吮血胜数条蜞针②[注：外治法之一。指用蚂蝗吮脓血以治疮疡之方法。蜞，即蚂蟥。]。业此治法者，自炫其术，曰：肌肉筋骨之病，大率无不治之，最能治肩癖、头痛、腰肩肿毒、癫风、瘀血之病，唯不治脏腑精神之病而已。予顾血气生于脏，行肌肉筋骨，营运护卫以为人神，人有此身，赖养此神。《内经》曰：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此之谓也。岂可妄取乎？是此治法如单取血气，亦有从而出于外，故血气衰者无不必以致害，未衰者偶有开发疏通而愈，殊不知犯禁灸、禁针之穴，血气未衰亦能致害也。
一渔人患肩背强痛，取肺俞及曲垣，其痛立愈，日久不发。后至四年之秋，五椎周圆大痛，即从其处以取心俞，鲜血频出，四日不止，眩晕闷绝，四肢厥冷，予与药止血，余证亦为退，三年之间身如菜色，呼吸急迫，不能行动，后医无效，面目浮肿，饮食渐减，憔悴而死矣。又一奴，患后发际强痛，灸而无效。遂取玉枕，忽发眩晕，气息将绝，予先与妙香散，次与益气补血之剂，眩晕虽有渐愈，强痛复发如旧矣。又一匠人，患头痛连年月而不愈，取百会及脑户，眩晕颠倒以死，须更苏，生而尚如痴，默默不能知觉人事，父兄请用予药，遂与补养之剂，其如痴渐愈，头痛不能愈矣。此三人予尝所见者，因犯禁灸、禁针之穴，其余未尝见者，不知几何人也。由此治法何者始之，非从无益而又害之，妄作之至，岂不可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