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神论第六

调神论第六

予曾与一僧为方外之交，暇日欲避暑于高堂，六月下旬有过其寺，僧处小窗而看书，炎热酷烈如坐炉。予曰：炎热难当，胡为能处此哉？僧曰：《吕氏春秋》云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俞子容《续医说》亦载此言，吾欲无其患而为处此矣。予引《内经·四气调神论③[注：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蚤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与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蚤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蚤卧蚤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蚤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盖春夏阳气用事，以主发生盛长，秋冬阴气用事，以主收敛闭藏。人之志气动静，当从其时所宜，故春夏宜处大室高台，不宜处小室矮屋，秋冬宜反之，此四气之应，乃养生长收藏之道也。若逆之则各伤脏，其人无不为疾，然则僧所处为秋冬，所宜岂为春夏所宜也乎？吁嗟！《吕氏春秋》之言，是因不知本篇之旨，俞氏又从而误后世之人，何忽忘医之大经大法也？

今处小窗而不处大室，志气郁结而不能盛长，是逆夏气之应，失养长之道也。何以有使气得泄乎？又何以有若所爱在外乎？僧强而处此，秋当为痎疟，是即阴阳不适之患也，不可远虑蹶痿之患矣。僧曰：东垣云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自今而处大室，当有中暑之患，子以为如何也？予曰：尽开户牖而纳风，裸程①[注：赤身露体。程，脱衣露体。]而得凉太过，其凉为伤，以郁肌表，周身阳气不能伸越，故患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大热无汗，是非大室所为，皆自误而所致也。若风烈则避其方，唯移于微凉之处，要无其凉郁肌表，何以有中暑之患乎？东垣虽名曰中暑，其实寒凉所致也，其义见医书不及言于此矣。僧曰：炎风之燠①[注：热]，夏日之长，闲暇无事，多有生睡，忍之则神气昏浊，一寝则必觉清爽，每每闻医家禁戒昼寝，又今闻无厌于日之言，虽有当时觉清爽，后必有为疾也否？予曰：寤者，明而属阳；寝者，暗而属阴。夏月阳气用事，勿用属阴之事。蚤起无厌于日，是夏气之应也。若厌于日而为寝，即逆夏气而伤心。且忆昼寝则夜多难受，难寝则淫情易发，水衰之时或以泄精，非唯伤心，又能伤肾，摄生之害，孰大于此？终日不寝，夜必易寝，淫情多不发，明日亦蚤起，摄生之利，孰大于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岐黄虽知此义，本篇不能尽言之。学者孰玩圣贤之书，不言之妙，观如此义矣。

僧曰：幸问夜分蚤起而不寝，阴时用属阳之事，是即阴阳不适当，为摄生之害，未审本篇所谓与鸡俱兴者，是谓鸡鸣之时也否？予曰：鸡能知时而鸣，夜亦觉睡而鸣，天明则兴出埘②[注：在墙壁上挖洞做成的鸡窝]，未明则尚在埘，此谓人兴出床，与天明鸡兴出埘同其时也。予熟玩前后文义，决而非鸡鸣之时，故唯谓鸡而不谓鸡鸣矣。张季明不知此义，正以为鸡鸣之时，故曰：虽云早起，莫在鸡鸣前；虽云晏起，莫在日出后。马玄台细注亦以为丑时，曰七月丑时在五更，八、九月丑时在四更。皆是大误也。嗟夫！后世学者从张、马二家，遂不见有如僧为未审者矣。一士人患飧泄，水谷不化，腹胁虚满，肠鸣疼痛，饮食无味。三十余日之间，更医而不得效。予应请而往，诊其脉沉迟，曰是风冷客于肠胃，即以为胃风汤之证。士人曰：吾素好而读《内经》，欲便于摄生之道，最信《四气调神论》。今秋行养收之道，每夜丑时而兴，闲吟使志安宁，睡来则挑灯看书以为慰。深秋四五夜，腰腹觉微冷，肠鸣如雷声，其后患此疾，故吾亦初如子所见，自调剂以服胃风汤十贴而不得效，更医与子五人。予曰：无他所见，又宜用胃风汤，前日不得效，因用药不足，吾子以为如何也？士人曰：一任子之治疗，何以为疑议乎？予加以肉豆蔻五六日而觉快，十余日之后，诸证减大半，二十余日而痊愈时，语以马氏所误。士人曰：善哉！非唯能治疾，又得能知误也，世间当多如斯人，岂止士人也乎？

僧曰：又问今世君主待腊月而行罚杀人，阴寒其气主杀，当为冬气之应，与禄行赏赦罪生人，此春气之应，非腊月所宜，欲从调神之道，何为无待春月也？予曰：是诚非其所宜，为逆调神之道。君主领众民，其所关甚重，匹夫生杀小虫，亦不可轻忽之。本篇论四时之常，是所以治未病也。若临不越时之赏罚，不得已则必莫拘常矣。

僧曰：又问古有四时为猎，名春猎而曰搜①[注：打猎。特指春猎。]，今亦为搜，以杀生物，先王不知调神之道也，抑有不得已之义也欤？予曰：禽兽入田，必害稼穑，农民之忧，莫大于此。先王为猎，欲除其害，不敢为游乐，是不得已也。故《易经》曰：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其事虽曰杀禽兽，其实有生民之利，春气之应在于此。先王所以为搜也者，专为游乐，反而加民忧，故大禹训曰：外作禽荒。《孟子》亦谓从兽无厌，以为四忧之一。先王本自无此忧，得默契调神之道矣。

僧曰：又问今世贵介公子，冬月率鹰执鸟，蚤起而先日光，是非逆冬气乎？予曰：蚤起则不能去寒就温，率鹰则必无不事驰逐，故胸喘肤汗，使气亟夺，是为游乐非不得已，纵不得已而为此事，亦必待日光而可也。夫辱禄之医，岂可无奉教乎！僧曰：吾今一一得领教，明日当必去此处。

其后八月上旬，果而闻患痰疟。予往诊脉，详问诸证，僧曰：隔二日而发，每发谵言呕吐，恶闻食气，多热少寒，烦渴引饮，流汗如泉，小便赤涩，吾因患此疾，弥以信子言，又弥崇《内经》之旨，得致疑于吕氏之言矣。予遂与药，最教禁忌。十日之后，谵言呕吐既止。三十余日之后，每日而发，诸证渐减，食亦渐进。五十余日之后，兼以灸治而愈矣。凡志摄生之道，欲得本篇之旨，此从四气而调神，乃治未病之道也。若逆四气而失本篇之旨，如僧与士人之患不能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