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月伏阴在内论第七

夏月伏阴在内论第七

张仲景《伤寒论》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著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而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血亡也。丹溪又曰：巳月①[注：指农历四月]太阳生，阳尽出于上矣，此气之浮也。人之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散于皮毛，腹中虚矣。经曰：夏月经满，地气溢满，人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气在肌肉，所以表实，表实者里必虚。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冷看，其误甚矣。又曰春夏养阳，王太仆谓春食凉夏食寒，所以养阳也，其意可见矣。又曰孙真人制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虚而何？李象又从丹溪曰：夫暑伤元气，故云夏月伏阴在内，以阳气尽发于外也，其中空虚，故曰此阴字有虚之义。俞子容又曰：王太仆注春食凉，夏食寒，所以抑阳扶阴之义也。

夫唯天地阴阳之道，当自浑沦之体而观之，偏自地上而观之，即知其理不全也。予自浑沦之体而观之，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大而运地外，地小而居天中，其间相位相行，亦唯阴阳而已。南是阳之正位而为纯阳，其气热而主夏令，在先天则乾卦居焉。北是阴之正位而为纯阴，其气寒而主冬令，在先天则坤卦居焉。东是阳之副位而非纯阳，内含阴而得和合之妙，其气温而主春令，在先天则离卦居焉。西是阴之副位而非纯阴，内含阳而得和合之妙，其气凉而主秋令，在先天则坎卦居焉。东南阳进而西北阴退，温热来而春夏行地上，寒凉去而秋冬行地下。西北阴进则东南阳退，寒凉来而秋冬行地上，温热去而春夏行地下。故不行上则行下，则行上其来不可以为长，其去不可以为消，是即阴阳进退、寒热流行之常也。若有早晏①[注：晚]，过不及之不同，是又气运加临之，应胜胜郁复之变也。又偏自地上而观之，春似阳长而阴消，夏似阳纯而阴尽，秋似阴长而阳消，冬似阴纯而阳尽，唯认其似而为论，不知浑沦之体者也。 文王以卦爻而配十二月，似有消长纯尽之异，是亦见阴阳进退之常。四月配纯阳，非实以为阴尽，十月配纯阴，非实以为阳尽。故古人反而名四月以为阴月，名十月以为阳月，是虑人或视其纯以为尽也。若阴阳偏尽，必不可偏存天地，何以得如此悠久乎？夫人与天地同道，得能合浑沦之体，故春夏阳进外而阴退内，秋冬阴进外而阳退内，其进不可以为长，其退不可以为消，是即同道之常，而非虚实寒热之病，夏月伏阴在内，乃阴退内之常也。予按经旨，此欲言四时之乱气，而先言其常之辞也。气谓阳气也，满溢充实皆谓阳气进外也。肌肉属脾土而长夏所主也，此言皮肤经络肌肉皆在脏腑筋骨之外。夏阳气进外血亦从之，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而皮肤充实，长夏应其所主，而气溢肌肉也。其诚如此，则言阳进外之常，而非言表实里虚之病。所谓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又所谓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又所谓表实者里必虚，又所谓此阴字有虚之义，又所谓所以抑阳扶阴之义，皆是所以不知阴阳进退之常也。予既辩《伤寒论》非全书，此言最不可信之，是据四时之常，误论伤寒之变。喻嘉言《医门法律》信以载此言，岂不弥误乎？《内经》本文无“地”字，丹溪新加“之”，以为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也。夫地气是即阴气也，夏阳进外而阴退内，安有地气浮于肌表乎？是此冰炭①[注：冰块和炭火。比喻性质相反，不能相容。]之说，予不能默者也。

刘宗序尝治一妇人，六月间劳倦中暑，前医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邀刘宗序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曰：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物，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所能治疗，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此为阴盛隔阳之证，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煨干姜一钱同煎，置水中，浸冷服之。其夜得熟寐至天明，微汗而愈。后世读此案者，见伏阴以为寒。沈石匏曰：夏令本热而伏阴在内，故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阳在内，故多内热。医不察此，而唯用寒于夏，用热于冬，则有中寒隔阳，服寒反热，中热隔阴，服热反寒者恐是读此案者也。嗟夫！不知用附子、干姜而愈，是专因致伤于瓜果生物之寒也。若无其寒致伤，唯为伏阴，用之反而扶时令旺气，岂不生火热之变乎？王安道曰：夏月阳气发散于外，而阴气则在内耳。岂空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则饮水乎？可谓是能知非寒也。后世医者宜从安道，莫从宗序而杀人矣。 《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即此谓从四时而调神也。四时之气乃阴阳也，阴阳乃万物之根本也。圣人常应四时而养阴阳，动静志气，共从其根，即如本篇上文所谓养生养长之类，此不服药而治未病之道也。本篇结文曰：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盖病始生而早服药，比之于治未病则以为晚，何况病已成而药之乎？然则此唯谓不知治未病，病已成而服药之晚，必非谓养阴养阳，早服寒凉温热之药。王氏所谓春食凉夏食寒，予恐视此结文而所误也。李东垣《脾胃论》，孙思邈云五月常服五味子，是泻丙火，补庚大肠，益五脏之元气。壬膀胱之寒已绝于巳，癸肾水已绝于午，今更逢湿旺，助热为邪，西方、北方之寒清绝矣。圣人立法夏月宜补者，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夫夏月热火旺而似寒水已绝，是又为阴阳五行进退之常。天地得常则不为灾，人身得常则不为病，间实失常为绝，是由一己之私，夏月人人岂有失常乎？若实有寒水已绝，更逢湿热为邪者，当能揣宜食寒而补天元之真气，其余得常不为病者，岂可有补泻之理乎？若从此说而妄食寒，非有致霍乱吐泻等病，必有寒毒伏内，过时而致疟痢等病矣。凡无病者，不安服药之义，予既得承经旨而论之，未见《内经》有圣人立法，令人夏常食寒之论也。孙氏令人夏月常服生脉散，是非草创王、李二家之误乎？丹溪视伏阴为虚，李象从其说，亦皆惑于孙氏者也。后世无病者，欲防患于未生，或误暑病而服香薷散，或无疟疾而服草果饮。如此之流弊，尚有不可胜计者，皆是孙氏唱于前，诸家和于后，所以印定人之心目也。予按，生脉散泻火而补元气，清金而滋水源，生肾津而收耗气，故热伤元气亡津液者，最当为必用之方，老衰之人及元元素虚者，虽无热所伤，揣宜而服之。又当益于养气避暑之道，强壮之人及元气不虚者，无热所伤而常服之，不可无偏增气之害。如龚廷贤之辈，所谓煎汤代茶，是诚大误也。后世医者，必勿悔予言而陷乎诸家之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