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寿天论第四

阴阳寿天论第四

《内经·五常政大论》：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大小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大小之异耳。帝曰：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又帝曰：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寿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大小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盖本篇多论五运六气之变，此论方位主气之常。予既谓常变，并言其理易晓是也。不足西北，犹言有余东南也，满亦谓足也。不满东南，犹言有余西北也。阴阳之气，谓寒凉温热之气也；高下之理，谓东南西北之理也。大，谓天下一州之大也，下文所谓大者，大异是也。小，谓一邑一宫之小也，下文所谓小者，小异是也。左、右，是向巽背干而言者也。奉之为言升也。适、之二字共其谓言往也。“凑”当作“腠”，是传写之误也。开，谓之开发也。闭，谓之闭密也。阴精、阳精，下文所谓阴气、阳气是也。此言寒凉、温热之气，东南西北之理，天下一州一邑一宫大小之异，寿夭不同之故也。

夫天为阳而位于上，不足西北而有余东南，有余则东南阳胜，其精降于下而温热行令，故右热而左温也。地为阴而位于下，不足东南而有余西北，有余则西北阴胜，其精升于上而寒凉行令，故左寒而右凉也。其间无容一隙，天地互相依附，天气所不足，地气必有余，地气所不足，天气必有余。故东南下而温热行令，西北高而寒凉行令，是所谓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之义，乃自然之势也。《六元正纪大论》曰：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亦此义也。凡人移居生病，因地气而不同，往寒凉地者，腠理闭密，正气郁内而多成胀。往温热地者，腠理开发，邪气袭外而多成疮。疮在于外而宜汗之，胀在于内而宜下之，故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寒凉、温热腠理开闭之常，天下一州一邑一宫大小之异耳。苟欲治病者，必可尽明之，其能明之，可以知人之形气矣。大抵人之寿夭，先以方位言之，西北是阴精所升，寒凉行令，腠理闭密，正气难泄，邪气难冒，阳火难盛，阴水难衰，其人多无病而寿也。东南是阳精所降，温热行令，腠理开发，正气易泄，邪气易冒，阳火易盛，阴水易衰，其人多有病而夭也。又以高下言之，崇高则阴气治之，其地寒凉行令，其人无病而寿，犹阴精所升之西北也。污下则阳气治之，其地温热行令，其人有病而夭，犹阳精所降之东南也。张介宾曰：阴精所奉之地，阳气坚固，故人多寿，谓崇高之处也；阳精所降之地，阳气易泄，故人多夭，谓污下之处也。唯是自阳气而言之，乃为一偏之见者也。又以阴阳言之，阳动而速，阴静而迟，迟则生化后天，速则生化先天，故阳胜者先天而夭，阴胜者后天而寿，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李东垣《脾胃论》著《阴阳寿夭论》曰：夫阴精所奉者，上奉于阳，谓春夏生长之气也；阳精所降者，下降于阴，谓秋冬收藏之气也。且如地之伏阴，其精遇春而变动升腾于上，即曰生发之气。升极而浮，即曰蕃秀之气，此六气右迁于天，乃天之清阳也，阳主生故寿。天之元阳，其精遇秋而退降坠于下，乃为收敛殒杀之气。降极而沉，是为闭藏之气。此五运左迁入地，乃地之浊阴也，阴主杀故夭。根于外者，名曰气立，气止则绝；根于内者，名曰神机，神去则机息。皆不升而降也。地气者，人之脾胃也。脾主五脏之气，胃主五脏之精，皆上奉于天。二者俱主生化，以奉升浮，是知春生夏长，皆从胃中出也。故动止饮食各得其所，必清必净，不令损胃之元气下乘肾肝，及行秋冬殒杀之令，则亦合于天数耳。

予按，西北方阴也，左寒而右凉，高者气寒，阴气治之等辞，皆是自阴精所奉而言之，何却谓春夏生长之气乎？东南方阳也，右热而左温，下者气热，阳气治之等辞，皆是自阳精所降而言之，何却谓秋冬收藏之气乎？东垣既于第一论曰，阴精所奉，为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于此所论，咸承其义，是见阴为阳，见阳为阴，且解阳精所降以脾胃不和之变，皆是违《内经》之旨者也。夏阳出地上，阴伏地下，冬阴出地上，阳伏地下，故夏为伏阴，冬为伏阳。伏阳遇春则出地上，是谓之生发之气。东垣亦既知其义，故于上论曰，冬阳气伏藏于水土之下，如非常泄精，阳气已竭，则春令从何而得，万化俱失所矣。然又此曰，地之伏阴，其精遇春而变动，是何自相戾也。《内经》论以方位主气之常，东垣解以气运迁动之变，恐是泥于本篇有论五运六气也。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二句，是决为阳主夭、阴主寿之谓也。其反而曰阳主生故寿，阴主杀故天，是又见阴为阳，见阳为阴者也。唐子西论寿天，以钝锐动静之分，其言一一得合乎阳胜阴胜之旨。其所谓以钝为体，以静为用，是诚足为有能得养生之道。东垣所以不若子西，乃不能得《内经》之旨也。夫神机气立相为运用，是以有与阴阳得出入升降之道也；机息化绝不以为运用，是以有与阴阳失出入升降之道也。其本所升者，不降而升，其本所降者，不升而降，是其常也；若阴阳失道，升降反常，是其变也。东垣曰皆不升而降，便指阴精所升者失道，是未知机息化绝者，阴阳共失道，而不止于阴精也。又未知《内经》所谓寿夭者，不论变而论地理之常也，其余结文春生夏长，秋冬殒杀等言，亦皆违《内经》之旨，所以不论地理而论脾胃也。

或曰：天地万物有气有形，精者言气形中之精粹。天为阳而位于上，阳中之阴降而交地，是即阳中之精粹，为之阳精所降；地为阴而位于下，阴中之阳升而交天，是即阴中之精粹，为之阴精所奉。故东垣见阴精而为阴中之阳，见阳精而为阳中之阴；曰阴精所奉者，上奉于阳，谓春夏生长之气也；阳精所降者，下降于阴，谓秋冬收藏之气也。予曰：阳中之阴，阴中之阳，相为升降，共在四方，故东南亦有所升者，西北亦有所降者。一方无所不升降，是为之交泰之道。《内经》东南唯言其所降者，西北唯言其所升者，是即高下之理，大异交泰之道。向谓天气所不足，地气必有余，地气所不足，天气必有余是也。若不从予言而从吾子之言，当为东南天气交地，而地气不交天，西北地气交天，而天气不交地。上文所谓左寒而右凉，右热而左温，亦皆当见寒凉为阳所致，见温热为阴所致。下文所谓阴气阳气，阴胜阳胜，亦皆当见阴为阳，见阳为阴，是其颠倒错乱之至，圣经岂有如此之言乎？若果为阴中之阳，阳中之阴，圣经岂有不明言而惑人乎？

或曰：东垣所谬，详得领教。虞天民亦引《难经》与王冰注，有论寿夭不齐之义，其说所谓王注曰：阴精所奉，高之地也；阳精所降，下之地也。阴方之地，阳不妄泄，寒气外持，邪不数中，而正气坚守，故寿延。阳方之地，阳气耗散，发泄无度，风湿数中，真气倾竭。又所谓西北二方，在人为肾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脏常恐其不足；东南二方，在人为肝木、心火所居之位，二脏常恐其有余。《难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等语，即此义也。夫肾水即实，则阴精时上奉于心肺，故东方之木气不实，而西方之金气不虚，此子能令母实，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亏，此阴精所奉于上，而令人寿延也。若夫肾水一虚，则无以制南方之心火，故东方实而西方虚。其命门与包络之相火，皆夹心火之势，而来侮所不胜之水，使水日亏而火日盛，此阳精所降于下，故令人夭折也。大抵王冰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人身之五脏论，皆不失《内经》之旨，同归于一理也。喻嘉言《医门法律》亦以为格言，载此所引《难经》之说，子将有可以辩也否？予曰：如前日所言，阳多易益为有余，阴多易益为不足，故肾水、肺金属阴，多易益为不足，肝木、心火属阳，多易益为有余。天民所谓常恐其不足，常恐其有余，此二“常”字，何不以“多”字也。先哲所教虽曰勿拘文辞，后世学者间不能如其教，是以拘此二“常”字，遂信肝有泻而无补，肾有补而无泻之说，其误而害人，予素所忧者也。

夫五脏相和，而不为虚实，谓之常；不能相和，而有为虚实，谓之变。有微为变，则是失常；有微失常，则是为病。《难经》所谓东方实西方虚，是即肝实肺虚之变，大异《内经》所谓地理之常。天民由此而论寿夭，是惑其言方位而然。所谓夫肾水既实，至所谓令人寿延也，语意皆以为病因肾虚而阴精不奉者，能用其治则阴精时上，其病得愈而寿延也。又所谓若夫肾水一虚，至所谓令人夭折也，语意皆以为病因肾虚而不制心火者，不用其治则阳精日降，其病不愈而夭折也。然则，其病皆因肾虚，是非违《难经》肝实肺虚之旨乎？又其寿夭因病与治，是非违《内经》地理高下之旨乎？凡病得愈其人寿延，凡病不愈其人夭折，岂止阴精不奉，与阳精降之二病也乎？天民专由二病而论之，可谓是管见之至也。王冰注地理寿天之常，越人论五脏虚实之变，变是人为，常是自然，岂可谓同归于一理也乎？嘉言以为格言，不知其有误也，故《消渴论》弥从天民之说，曰阴精有余，足以上承心火，则其人寿。阴精不足，心火直下，肾中阳精所降，其人夭矣。吁嗟！二家所误，皆是由混同其常与变。东垣又更为局滞阳主生、阴主杀之义，其弊所及，使人好阳热畏阴寒，如赵继宗、张介宾之辈是也。吾子详焉！吾子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