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 阴阳类
阴阳总论第一
天地事物皆是，无不以阴阳为本。百家者流，非求于本，不能知其道，故欲知医道者，当求之于阴阳。《内经》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是也。予按，太极既生两仪，其一有余，其一不足，有余为之阳，不足为之阴。天大于地，是其有余所化；地小于天，是其不足所成。故凡天地之间，动静寒热，内外方圆，高下降升，左右前后，幽显开阖，出入浮沉，进退迟速，盈亏消长，广狭长短，强弱刚柔，及男女牝牡雌雄等，亦有余为之阳，不足为之阴。伏羲画卦，阳爻实，阴爻虚。黄帝立论，阳道实，阴道虚。是即有余不足之义，所以教天下后世也。若本无有余不足之义，何以有为阳为阴之理乎？又以其征兆而言之，五行之中，水火是也。水同木金土而其数有一，唯火其数有二，曰君火、相火。君火在人身为心、小肠之火，相火在人身为心包络、三焦之火，是火多于水而水少于火，故火有余水不足，皆是天地人身之常也。
其常有余，非为亢而胜不足；其常不足，非为乏而负有余。是即刚健柔顺，乾坤相和之道。天地为位，万物为育，仅失其常，则变起于此。不能得乾坤相和之道，其常有余，或亢而益为有余，或乏而却为不足；其常不足，或乏而益为不足，或亢而却为有余。故有余、不足，互为胜负。不足或时而胜有余，有余或时而负不足，天地为灾，人身为病。人身有人为之私而与天地不同，纵欲以失摄养，自愈为极其变，变极则阴阳偏亡，偏亡则不能偏存。王启玄曰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为化，此之谓也。故阳亡则阴亦必亡，阴亡则阳亦必亡，未有如此而不死者也。若蚤窒欲①[注：抑制欲望]以守摄养，针灸、药剂以救其变，有余、不足皆复其常，无乏无亢，病无不已矣。
天地本是有自然之妙，与人为之私大不相同，其变亦是非人所救，气运循环自复其常，故古往今来，悠久无疆。否则，其亡足计日待之。女娲氏何妙以为补也？医家、病家共欲知养生之道，当先知常变及人为自然之分矣。又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是两仪之中有四象，四象之中有八卦，八卦之中有六十四卦。《内经》所谓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者也。其常、其变，有余、不足，皆无不自两仪而推焉。又至人身为病，虚实、寒热、真假，其治补泻、温凉、正反，亦无不自两仪而推焉。伏羲开物成务之后，圣贤代论，余蕴靡遗，虽然后世多误而立论，有使学者失圣贤之旨，故予忘奴才为辨其误。如秦越人《七难》“三阳三阴王脉论”、李东垣《阴阳寿天论》、朱丹溪《夏月伏阴在内论》、虞天民《气中阴虚血中阴虚论》、李健斋《阴火论》、张介宾《大宝论》等之言，是其尤者也，皆列之于后矣。呜呼！阴阳者，诸道之本也，若有传误于后世，岂止医道之害也乎！
阴阳共为宝论第二
张介宾《大宝论》曰：丹溪引日月之盈亏，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而立补阴、大补等丸，以黄柏、知母为神丹，家传户用，其害孰甚？又曰：形、气者，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属阴，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宫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固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在前，而阴留在后，是形气阴阳之辩也，非阴多于阳乎？又曰：寒、热者，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当长夏之暑，万国如炉。其时也，凡草木昆虫，咸苦煎炙，然愈热则繁，不热则不盛。及乎一夕风霜，即僵枯遍野。是热能生物，而过热者唯病。寒无生意，而过寒则伐尽。然则，热无伤而寒可畏，此寒热、阴阳之辩也，非寒强于热乎？又曰：阳主乎外，阴主乎内，此阴阳之定位也。阳中无太阴，阴中无太阳，此阴阳之专主也。日丽乎天，此阳中之阳也，非太阳乎？月之在天，阳中之阴也，非少阴乎？水行于地，阴中之阴也，非太阴乎？火之在地，阴中之阳也，非少阳乎？此等大义，诚丹溪所未知，故引日月盈亏以证阴阳虚实，亦焉知水大于日，独不虑阳之不足、阴之太过乎。又曰：夫阴阳之性，太者气刚，故日不可灭，水不可竭，此日为火之本，水为月之根也。少者气柔，故火有时息，月有时缺，此火是日之余，月是水之余也。又曰：夫阳主生，阴主杀，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而况于无阳乎？又曰：夫日行南陆，在时为冬，斯时也，非无日也，第①[注：只是]稍远耳，便现严寒难御之若此，万物凋零之若此。然则天地之和者，唯此日也，万物之生者，亦唯此日也。设无此日，则天地虽大，一寒质耳，岂非六合尽冰壶，乾坤皆地狱乎？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阳衰者即亡阳之渐也，恃强者即致衰之兆也，可不畏哉！故伏羲作《易》，首制一爻，此立元阳之祖也。文王衍《易》，凡六十四卦，皆以阳喻君子，阴喻小人，此明阳气之德也。干之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此言元贯四德，阳为发育之首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此虑阴之渐长，防其有妨化育也。大有之彖曰：大有元亨，火在天上。此言阳德之亨，无所不照也。《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切重生生之本也。又曰：可见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孰谓阳常有余，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阳气？欲保生者，可如是乎？
予按，《内经·太阴阳明论》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此欲言变，而先言常之辞也，益常、变并言，其理易晓也。故经中言变则先言常，多如此。丹溪引此辞，得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义矣。《方盛衰论》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此专言变之辞也。夫理数之中，其所为主，谓之至犹尊君，曰至尊之至也。天气总而为阳，阳中之阳为至阳，所为阳主也。又在五行则火是也，又在人身则心是也。地气总而为阴，阴中之阴为至阴，所为阴主也。又在五行则水是也，又在人身则肾是也。天气即阳也，地气即阴也。此言阴阳升降，水火既济，其气互相养之交。阴水虚，则阳火失养，其气渐衰，遂以为绝，故至阴虚，天气绝。在人身则肾水虚，心火失养，其气为绝。阳火盛则变为邪火，煎熬阴水，犹灯炽而油益衰，灶火烈而釜汤益涸，故至阳盛，地气不足。在人身则心火而妄动，诸火亦随而妄助其动，肾水受煎熬，其气为不足也。王安道曰：平则为正，亢则为邪。阳气则因其和以养人而名之，及其过动而张，亦即阳气亢极而成火耳。阳盛则阴衰，故精绝，水不制火，亦此义也。
予尝观天地事物之变，虽有互为有余不足，其常有余者，易益为有余；其常不足者，易益为不足。今亦历历乎目前，谁有谓不然者也哉？本篇唯言至阴虚与至阳盛，而不言至阴盛与至阳虚，非为无阴有余阳不足之变而不言之，是要教人知多，其易益为有余，易益为不足之变也。丹溪能知其旨而引此辞，又要教人愈以知多此变。《张子和攻击注论》曰：阴易乏，阳易亢。是其证也。《阳有余阴不足论》引此二篇之辞，是为先言其常有余不足，而后言其变有余不足也。其皆引而不发，是为非观者所难晓也。序文及论题不书常字，是为见兼论常变，而非论常也。介宾曰：丹溪引此虚盛二字，以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说左矣。夫阴阳之变，莫大于天气绝、地气不足。此虚盛二字即绝不足之本，昧者无不以为变，而况明哲之人乎？介宾实为丹溪以证常，自是不思之甚者也。叶秉敬妄贬丹溪而褒介宾，亦是不思之甚者也。
《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又曰：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盖密谓秘密而不妄动也，固犹《易》所谓贞固之固，乃谓得常而不变也，强谓阳益为有余也。此言阳不妄动而阴亦随，阴阳相固而共得常，妄动而益为有余则变为邪火，邪火渐炽则阴水受煎熬，阳气非特不得常，又至能使阴气绝。是虽曰二者可调，其要在使阳密也。人身之阳，其属甚多，唯为至阳，心火是也。故人为要在使心火不妄动，其最妄动在女色，当能远之。心火妄动则相火亦随妄动，下至命门，则阳事此起，必动阴精而泄于外，阳火益为有余，阴水益为不足。世人往往无知其旨，纵有知而不能远之，遂以患火动阴虚等病，重则非药剂、针灸所治。丹溪用黄柏、知母以泻火补阴，非泻常有余，补常不足，是欲救此益为有余、益为不足之变也。赵继宗自误以为逆其常，费辞而论补阴之误，遂至使介宾谤丹溪。
今医间以为黄柏、知母伐阳气损脾胃，而不蓄于药囊，皆是致惑于继宗、介宾之辈也。予见良医用古方，无专赖其对证，必察脾胃虚实，暨有他所害也否，用舍加减各适其宜。如王汝言用补阴丸，石泉子用滋阴之剂，脾胃虚弱加白术、陈皮、干姜之类是也。故丹溪立补阴、大补丸方，后不言用舍加减，今医亦能适其宜，岂不无神丹之功乎？
夫形气者，自动静而言之，阳动而运转，主化气，阴静而凝滞，主成形。自征兆而言之，水火为形，寒热为气，水为阴所成，火为阳所成，寒为阴所化，热为阳所化，故阳亦不无以成形，阴亦不无以化气。人之五脏为形，精神营卫为气，心、肝为阳所成，肺、脾、肾为阴所成，神气、卫气为阳所化，精气、营气为阴所化。神气便为阳之根元，内舍心脏，外应事物，介宾所谓灵觉尽灭者是也。卫气便为阳之流行，内行脏腑，外温皮肉，介宾所谓通体之温者是也。精气便为阴之根元，内舍肾精，外应交媾。营气便为阴之流行，内注脏腑，外行经隧。人能为活者，有此阴阳二气也。何止谓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乎？其死而阴阳脱形，譬如焚膏炷然也。熏烟者，阳也；融液者，阴也；烬灰者，形也。熏烟既尽则融液亦尽，融液既尽则熏烟亦尽，是即不能偏存之义也。唯有因病为微前后耳，其既死而为身冷，是以外从地之阴气也。若当死而在天者，必知从天之阳气而温也。王海藏曰：九天之上为夏，九天之下为冬，是使人信予言者也。故物之死，形曝之于日，必从阳气所射而为温，移之于阴地，又从而为冷。介宾以为死形阴留在后，是不知有此义者也。又于形气之间，别有津液润身，清者从气而脱，浊者从形而留，是谓之阴留在后尚可也。介宾取死形与脱气而论前后多少，欲以人身大变而视丹溪所论之常，岂止千万里之谬也乎？
夫寒热者，水火气也；水火气者，即阴阳也。予观四时之气令，每年热令多病者，又多死者，寒令不然。是以自古曰：枇杷黄，医者忙；橘子黄，医者藏。天下古今之人，谁有不知之乎？又观四方之气令，东南温热相行，其人多病而夭；西北寒凉相行，其人少病而寿。《内经》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又曰：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又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此之谓也。《淮南子》曰：暑气多夭，寒气多寿。亦此之谓也。故阳热不可无以伤物，阴寒不可无以生物。寒气闭藏而滋养万物，则有能为来春发生之本，是所以先而生本也。旱得云雨，则草木浡然而兴，及瓶水开花，寒养不败之类，是雨水阴寒之所助，所以后而生末也。冬行热令，则来年草木不育，如菜蔬不长，麰麦①[注：麰（móu谋）麦：大麦。]不实之类，是所以先而伤本也。夏暑酷烈，则草木枯槁，及食忆②[注：食忆（yì义）：食物腐败变质。]鱼馁③[注：鱼馁：鱼类腐烂。]之类，是所以后而伤末也。何谓寒无生意乎？又何谓热无伤乎？其谓一夕风霜，过热过寒，寒强于热，皆为太过不应时之变，是又非欲以变视常乎？
夫太极既生阴阳两仪，两仪既生而成天地。阳中又有阴阳，阴中又有阴阳，是为之四象。阳中之阳，不降而位乎天，为之太阳；阳中之阴，能降而交乎地，为之少阴；阴中之阴，不升而位乎地，为之太阴；阴中之阳，能升而交乎天，为之少阳。四象如此，而两仪相交；两仪相交，而生五行。天主其气，地主其形，故在天为寒、热、风、燥、湿，在地为水、火、木、金、土。两仪、五行，二五之精，妙合而又能生万物，其精运行天地之间，谓之七曜。日、月、辰星、荧惑、岁星、太白、镇星是也。其既生五行之后，天地又各有四象，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星为少阳，辰为少阴，是天之四象也。水为太阴，火为太阳，土为少阴，石为少阳，是地之四象也。介宾未知有如此之大义，反而谤丹溪以为未知大义，唯取日月水火四者，月为少阴，火为少阳，是此悬隔①[注：相隔很远，相差很大]之说，岂非臆见之至乎？日大于地球一百六十五倍，有奇水唯流行地球之间，何谓水大于日乎？若日不如此大，则月不能隔地球而禀其光也。火能烁石沸金，炽则水亦难制，是气刚也，何谓之气柔乎？天地万物，唯火居多，是由五行唯火有二，静则隐于内，动则现于外。虽有外熄，曾无内乏，仅认其外而为少，未知其本者也。月本如银丸，非有些盈缺，清澄而无光，得禀日为明。道有内外，行有迟速，故所禀日，虽有常盈，人之所望为有盈缺，仅认其所望而为少，又未知其本者也。日能生火，月能生水，日月为母为根本，水火为子为余末。故以燧受日而取火，以鉴受月而取水。可见日月为水火之根，水火为日月之余也。月近平地则潮长，月远平地则潮消，是又可见月为水之根，水为月之余也。何谓水为月之根，月是水之余也乎？
夫生杀者，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天之阳气生物，地之阳气杀物，天之阴气长物，地之阴气藏物。故《阴阳应象大论》曰：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天元纪大论》又曰：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是即生长收藏，四时造化之道也。又自偏主而言之，阳为先为始，而主生物；阴为后为终，而主杀物。
又自相须而言之，阴阳相和，则气运得平，其年行令为生万物；阴阳相戾，则气运失平，其年行令为杀万物。故《内经》详论阴阳运气，陈五虫、五畜、五谷、五果等物，虽有各异其辞，皆为生杀之义，是阳亦不无以杀物，阴亦不无以生物。且《内经》多论阳年有能杀物，介宾搁①[注：搁置]此义唯尊阳主生，频引尊阳卑阴之辞，皆是非为阴无生无用哉？《类经》注亦每论死生专主阳而言之，是诚一偏之见也。朱子曰：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②[注：犹善恶]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是能明圣人之旨，所以知阴阳之理也。
予观《易》画卦爻，太极生两仪，至六十四卦，阴阳各自生阴阳，孰不先阳而后阴？如成卦，亦先干后坤，阳不期尊而自先，阴不期卑而自后，无阴则阳不能独尊，无阳则阴不能独卑，皆是造化自然之尊卑，所以成天地万物之道也。孔子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若为阴爻无用，将为阳爻独毕乎？又观坤卦，文王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孔子曰：柔顺利贞，君子攸行。程子曰：君子之道，合坤德也。又观谦卦初六，周公曰：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孔子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③[注：自我修养]也。程子曰：以柔顺处谦，又居一卦之下，为自处卑下之至，谦而又谦也，故曰谦谦。能如是者，君子也。若皆以阳喻君子，阴喻小人，何以有如此之辞乎？圣经以为阳易亢，亢则有害，有害则有杀，故得能设教戒之辞。如上既所引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与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之类是也。大有卦火在天上，其明及远无所不照，便为盛大丰有之义。人居之则易流于骄，故多有设教戒之辞。介宾唯尊其德元亨而引之，是不知阳易亢而有害有杀也。
坤者，阴之性也；地者，阴之形也。若为阴无生物之德，何以有言坤元万物资生乎？又何以有相兼而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乎？若一观此辞，昧者尚知阴阳共有生物之德，欲偏尊阳以引之，可谓最是迂阔①[注：不切合实际。]也。夫日阳精而运行乎太虚，天地得其光，万物受其惠。介宾所以尊而为大宝也。虽然唯有此日而无此阴，六合如红炉当为火，地狱无冬无夜又无雨。无雨则旱魃②[注：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常行，无夜则无湿露润物，无冬则无严寒凋零。为生本何以为天地之和，又为万物之生？其能为大宝，由此阴相和，相和则能为夏冬，能为昼夜，又能为雨晴相调之道。天地斯和，万物斯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之德，是又当为大宝，岂止此阳日乎？故予共为宝，唯贵相和，阴阳相和，何病之有也？又何补泻温凉之有也？若有病起于易乏易亢之变不可无，必治用苦寒之药矣。
予于介宾略辨如此，又于丹溪而有当辨。其既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又曰：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于阳气为配，是明以气血，而为阴阳之张本③[注：依据。]，又明以月之盈缺，而比人身阴气之消长。然《慈幼论》曰：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唯阴长不足。是论阳有余，以血与月之阴自下句阴长不足而观之，便以血为阳，为有余。又以月比血之有余，是似为天有二月，人有二血也。其言自戾①[注：违逆。]，孰甚于此乎？惜哉！古来名家之书，偶不思而有如此误也。故予以其误而不蔽其书，非者非之，是者是之，无容心于毁誉之私，读介宾之书亦然也，学者读书必勿蔽矣。
阴阳可调论第三
《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蚤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予观诸家注解，皆失圣人之旨，故不得已而注焉。上节谓阴阳更胜为病之变，此节谓调阴阳于不变之道也。盖圣人作《易》，有阴阳之数，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老变而少不变，此篇所谓七八是也。又有损益之卦，其象损下益上，剥民奉君为损卦，其象损上益下，丰民俭君为益卦。上为阳，下为阴，阳易亢，阴易乏，故损下益上，则阴阳相失，必亢必乏，是损卦之损益也。损上益下，则阴阳相得，不亢不乏，是益卦之损益，而二者可调之道也。若欲能调之，其要在不变之常，故智者致省察于七八之数，预损其阳易亢，益其阴易乏，此篇所谓七损八益是也。《内经》以谓治人身，《易经》以谓平天下。治人身用此于近，平天下用此于远，其远与近共是同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七八损益四字，其义甚深如此矣。不知用此，谓不知用七损八益也。蚤衰，谓阴气蚤衰也。节，谓时节也。此言能知用七损八益，则阴阳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益其阳易亢，损其阴易乏，故引起蚤衰之时节来也。强，谓强壮也。老，谓老衰也。同出，谓同出天赋之常也。名，字未详，宜作“各”字，恐是传写之误也。异，谓强老各异也。察，谓省察也。不足、有余，共谓阴气也。“自半”至“大衰”，谓阴气自衰之序，同出天赋之常，故所陈诸证皆是阴气衰而所致也。此言能知用此，则强壮而诸证未见，不知用此，则老衰而诸证蚤见。故人有同出天赋之常，唯有因此，其知与不知，而强老各异耳。智者致省察于同出天赋之常，愚者致省察强老各异之变，既变则虽悔不及，其得失各有所见。愚者见阴气不足，智者见阴气有余。阴气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此智者之治身也。“是以”者，承上起下之辞，乃为谓圣人治身，不外于七损八益也。圣人是生知安行之人也，自中庸而观之，为无为之事，犹言不勉而中也。乐恬淡之能，犹言不思而得也。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犹言从容中道也，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此言圣人是生知安行，比智者又出一等，不为待思勉，从容中七损八益之道，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然则，虽为教愚者之道，圣智治身不外于此，故愚者能用此，庶几①[注：近似。]乎智者。智者能用此，庶几乎圣人。悲哉！不知用此，而蚤衰终于愚者也。
王启玄曰：用，谓房色也。女子以七七为天癸之终，丈夫以八八为天癸之极。然知八可益，知七可损，则各随气分修养天真，终其天年，以度百岁。《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然阴七可损，则海满而血自下，阳八宜益，交会而泄精，由此则七损八益可知。滑伯仁曰：七、八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绝，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终。损益阴阳，海满而去血，女子之常也。满而不去，则有壅遏之虞。月事以时下，则不失其常，故七欲其损。阳应合而泻精，男子之常也。佚①[注：放荡]而无节，则有耗惫之患。持盈守成，不妄作劳，所以益之之道也，故八欲其益。是故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蚤衰其节也。此所谓法阴阳也。王逵曰：七损八益之说，始于轩岐，前人辩之，亦已明矣。然所指不离乎易数，且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乃数之极则不生，唯变化。而八为少阴，七为少阳，少则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间，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齿，七岁而龀②[注：儿童换齿。即脱去乳齿，长出恒齿。]，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绝。七交八是以男子之生也，八月而齿，八岁而龀，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终。盖男子少阳得七数，其根实在于八；女子少阴得八数，其根实在于七也。马玄台曰：帝问：阴阳偏胜者病，何以调之？伯言：营卫者，即人身之阴阳。营卫不足，当以人身同类之阴阳益之。故能知七损八益，则阴阳偏胜者，可以调和。盖女子以二七为天癸之始，男子以二八为天癸之始，唯于七者损之，八者益之，即《生气通天论》所谓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是也。则吾之卫气不至于衰，而彼之阴气有以助吾之营气，二者可调矣。苟不知用此，则是蚤衰之节耳。何也？人年四十以至六十，年以渐而高，则体以渐而病，故曰蚤知七损八益之法者，则身体自强，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阴阳之要，人所同然。而或强或老，其名则异。正以智者察同，方其未老而图之。故智者则有余，而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矣。彼愚者察异，必待已老而图之，故愚者不足，而不及智者远矣。然此乃调阴阳偏胜之术耳。唯圣人则不然，无为之事则为之，恬淡之能则乐之，守其虚无，而从欲快志于其中，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乃圣人之治身也。固不至于阴阳偏胜，而亦无假于七损八益之知者矣。
张介宾曰：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损者，言阳消之渐；八益者，言阴长之由也。夫阴阳者，生杀之本始也。生从乎阳，阳不宜消也；死从乎阴，阴不宜长也。使能知七损八益之道，而得其消长之机，则阴阳之柄把握在我。故二者可调，否则未央而衰矣。又曰：愚按阴阳二气，形莫大乎天地，明莫著乎日月。虽天地为对待之体，而地在天中，顺天之化，日月为对待之象，而月得日光，赖日以明，此阴阳之征兆，阴必以阳为主也。故阳长则阴消，阳退则阴进，阳来则物生，阳去则物死，所以阴阳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故《生气通天》等论皆专重阳气，其义可知。又华元化曰：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阴常宜损，阳常宜盈。顺阳者多长生，顺阴者多消灭。《中和集》曰：大修行人，分阴未尽则不仙；一切常人，分阳未尽则不死。亦皆以阳气为言。可见生死之本全在阳气。故《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皆卷卷于扶阳抑阴者，盖恐其自消而剥，自剥而尽，而生道不几乎息矣。观圣贤虑始之心，相符若此，则本篇损益大义，又安能外乎是哉？又曰：愚按真阴之义，即天一也，即坎水也。丹家谓之元精。道书曰：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又曰：四大一身皆属阴，不知何物是阳精。此“阳精”二字，专指神气为言，谓神必由精而生也。又《钟吕集》曰：真气为阳，真水为阴。阳藏水中，阴藏气中。气主于升，气中有真水；水主于降，水中有真气。真水乃真阴也，真气乃真阳也。凡此之说，皆深得阴阳之精义。说以人之阳事验之。夫施而泄者，阴之精也；坚而热者，阳之气也。精去而阳痿，则阴之为阳尤易见也，此即阴气自半之谓。故《本神》篇曰：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由此观之，可见真阴者，即真阳之本也。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其在人身，为性命之根柢，为脏腑之化原①[注：原：通“源”。《孟子·离娄下》：“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许叔微云：补脾不若补肾，诚独见之玄谈，医家之宗旨也。后世有以苦寒为补阴者，伐阴者也，害莫甚矣。
予按，启玄、伯仁等以为七八者，天癸始终之数，女之天癸可损，男之天癸可益。如此见之，则女偏用七损，男偏用八益，是未知男女共所用之道也。启玄曰：用，谓房色也。如饮食衣服居处，亦皆人之所用。或损阳益阴，或损阴益阳，其用而可调，岂止房色也乎？又曰阴七可损，又曰阳八宜益，皆与易数相反也。七是奇数，何可谓之阴七乎？八是偶数，何可谓之阳八乎？又曰海满而血自下，是自然而非人为也。此节问答之义，皆是人为也，何可以自然注之乎？又曰交会而泄精，是即损之义也，何却可解八益乎？王逵曰：前人辩之亦已明矣。予未曾有见已明之说，是有何所见而言然也？又曰：八为少阴，七为少阳，少则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间，即从启玄而唯谓房色，是又未知饮食衣服居处，亦皆所用也。其论天癸虽有据《易》数，强谓七八而不谓损益，遂无一句解可调之义，何以有便于治身也乎？玄台曰：帝问阴阳偏胜者病，何以调之？是见此节而同于上节，以为阴阳偏胜之变，未知可调阴阳于不变之道也。又曰：营卫者，即人身之阴阳。是未知二者主至阴、至阳，而言之自半，等之阴气，皆以为营气而见之。所陈诸证之中，何以有一为营气所致乎？又曰：营卫不足，当以人身同类之阴阳益之。是唯谓不足可益，而不谓有余可损，何却谓阴阳偏胜者，可以调和乎？又曰：女子以二七为天癸之始，男子以二八为天癸之始，唯于七者损之，八者益之。是又从启玄、伯仁等说，而未知为男女共所用之道也。又引《生气通天论》之辞，是唯解阳气可损，何忘阴气可益也？又曰：吾之卫气不至于衰，而彼之阴气有以助吾之营气，二者可调矣。吾、彼二字，予未详之，阴阳营卫共是人身之气也，安可有为吾为彼之理乎？又曰：唯圣人则不然。又曰：无假于七损八益之知者矣。是以为圣人别有治身之道，未知其不外于七损八益矣。介宾所注，尽出于《易经》扶阳抑阴之义也。前论既辨其义，今又不能默焉。《易》皆归“时”一字，教人各从其时，故又不可无抑阳扶阴之辞，岂止扶阳抑阴之辞也乎？予略以乾坤二卦言之。乾卦爻辞曰：初九，潜龙勿用。又曰：上九，亢龙有悔。又卦辞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是即非抑阳之辞哉！坤卦象辞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是即非扶阴之辞哉！《易》是理学之宗，乾坤是《易》之宗，欲能学《易》者，当先明乾坤。介宾学《易》，何未明之乎？若有能明之，则不可有如此之言，是非特不知此节，又已不能知《易》矣。
《生气通天论》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此发端之辞，一篇之纲领，是阴阳两重之辞也。又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此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是又阴阳两重之辞也。又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是又阴阳两重及抑阳扶阴之辞也。又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唯重阴之辞也。介宾遗忘如此辞，曰：阳来则物生，阳去则物死。所以阴邪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故《生气通天》等论皆专重阳气，其义可知。是甚迂阔者也。又引华元化及《中和集》之言曰：皆以阳气为言，可见死生之本，全在阳气。是最一偏之见，大戾发端之辞者也。此节虽曰二者可调，其重在于阴气之衰，所陈诸证是其验也。介宾又引《钟吕集》而巧论真阴之义，欲使人见诸证，而为阴阳共衰所致。故曰：夫施而泄者，阴之精也；坚而热者，阳之气也。精去而阳痿，则阴之为阳，尤易见也。此即阴气自半之谓，是阴阳混杂之说，使后学易为惑者也。前既引《生气通天论》而重阳气，又后引《本神》篇重阴气之辞，曰：由此观之，可见真阴者，即真阳之本也。又引许叔微之言曰：诚独见之玄谈，医家之宗旨也。后世有以苦寒为补阴者，伐阴者也，害莫甚矣。是又重阴气者也。自相矛盾，孰加于此乎？李中梓亦有注解，颇同于介宾之说，故予不赘焉。
阴阳寿天论第四
《内经·五常政大论》：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大小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大小之异耳。帝曰：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又帝曰：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寿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大小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盖本篇多论五运六气之变，此论方位主气之常。予既谓常变，并言其理易晓是也。不足西北，犹言有余东南也，满亦谓足也。不满东南，犹言有余西北也。阴阳之气，谓寒凉温热之气也；高下之理，谓东南西北之理也。大，谓天下一州之大也，下文所谓大者，大异是也。小，谓一邑一宫之小也，下文所谓小者，小异是也。左、右，是向巽背干而言者也。奉之为言升也。适、之二字共其谓言往也。“凑”当作“腠”，是传写之误也。开，谓之开发也。闭，谓之闭密也。阴精、阳精，下文所谓阴气、阳气是也。此言寒凉、温热之气，东南西北之理，天下一州一邑一宫大小之异，寿夭不同之故也。
夫天为阳而位于上，不足西北而有余东南，有余则东南阳胜，其精降于下而温热行令，故右热而左温也。地为阴而位于下，不足东南而有余西北，有余则西北阴胜，其精升于上而寒凉行令，故左寒而右凉也。其间无容一隙，天地互相依附，天气所不足，地气必有余，地气所不足，天气必有余。故东南下而温热行令，西北高而寒凉行令，是所谓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之义，乃自然之势也。《六元正纪大论》曰：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亦此义也。凡人移居生病，因地气而不同，往寒凉地者，腠理闭密，正气郁内而多成胀。往温热地者，腠理开发，邪气袭外而多成疮。疮在于外而宜汗之，胀在于内而宜下之，故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寒凉、温热腠理开闭之常，天下一州一邑一宫大小之异耳。苟欲治病者，必可尽明之，其能明之，可以知人之形气矣。大抵人之寿夭，先以方位言之，西北是阴精所升，寒凉行令，腠理闭密，正气难泄，邪气难冒，阳火难盛，阴水难衰，其人多无病而寿也。东南是阳精所降，温热行令，腠理开发，正气易泄，邪气易冒，阳火易盛，阴水易衰，其人多有病而夭也。又以高下言之，崇高则阴气治之，其地寒凉行令，其人无病而寿，犹阴精所升之西北也。污下则阳气治之，其地温热行令，其人有病而夭，犹阳精所降之东南也。张介宾曰：阴精所奉之地，阳气坚固，故人多寿，谓崇高之处也；阳精所降之地，阳气易泄，故人多夭，谓污下之处也。唯是自阳气而言之，乃为一偏之见者也。又以阴阳言之，阳动而速，阴静而迟，迟则生化后天，速则生化先天，故阳胜者先天而夭，阴胜者后天而寿，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李东垣《脾胃论》著《阴阳寿夭论》曰：夫阴精所奉者，上奉于阳，谓春夏生长之气也；阳精所降者，下降于阴，谓秋冬收藏之气也。且如地之伏阴，其精遇春而变动升腾于上，即曰生发之气。升极而浮，即曰蕃秀之气，此六气右迁于天，乃天之清阳也，阳主生故寿。天之元阳，其精遇秋而退降坠于下，乃为收敛殒杀之气。降极而沉，是为闭藏之气。此五运左迁入地，乃地之浊阴也，阴主杀故夭。根于外者，名曰气立，气止则绝；根于内者，名曰神机，神去则机息。皆不升而降也。地气者，人之脾胃也。脾主五脏之气，胃主五脏之精，皆上奉于天。二者俱主生化，以奉升浮，是知春生夏长，皆从胃中出也。故动止饮食各得其所，必清必净，不令损胃之元气下乘肾肝，及行秋冬殒杀之令，则亦合于天数耳。
予按，西北方阴也，左寒而右凉，高者气寒，阴气治之等辞，皆是自阴精所奉而言之，何却谓春夏生长之气乎？东南方阳也，右热而左温，下者气热，阳气治之等辞，皆是自阳精所降而言之，何却谓秋冬收藏之气乎？东垣既于第一论曰，阴精所奉，为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于此所论，咸承其义，是见阴为阳，见阳为阴，且解阳精所降以脾胃不和之变，皆是违《内经》之旨者也。夏阳出地上，阴伏地下，冬阴出地上，阳伏地下，故夏为伏阴，冬为伏阳。伏阳遇春则出地上，是谓之生发之气。东垣亦既知其义，故于上论曰，冬阳气伏藏于水土之下，如非常泄精，阳气已竭，则春令从何而得，万化俱失所矣。然又此曰，地之伏阴，其精遇春而变动，是何自相戾也。《内经》论以方位主气之常，东垣解以气运迁动之变，恐是泥于本篇有论五运六气也。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二句，是决为阳主夭、阴主寿之谓也。其反而曰阳主生故寿，阴主杀故天，是又见阴为阳，见阳为阴者也。唐子西论寿天，以钝锐动静之分，其言一一得合乎阳胜阴胜之旨。其所谓以钝为体，以静为用，是诚足为有能得养生之道。东垣所以不若子西，乃不能得《内经》之旨也。夫神机气立相为运用，是以有与阴阳得出入升降之道也；机息化绝不以为运用，是以有与阴阳失出入升降之道也。其本所升者，不降而升，其本所降者，不升而降，是其常也；若阴阳失道，升降反常，是其变也。东垣曰皆不升而降，便指阴精所升者失道，是未知机息化绝者，阴阳共失道，而不止于阴精也。又未知《内经》所谓寿夭者，不论变而论地理之常也，其余结文春生夏长，秋冬殒杀等言，亦皆违《内经》之旨，所以不论地理而论脾胃也。
或曰：天地万物有气有形，精者言气形中之精粹。天为阳而位于上，阳中之阴降而交地，是即阳中之精粹，为之阳精所降；地为阴而位于下，阴中之阳升而交天，是即阴中之精粹，为之阴精所奉。故东垣见阴精而为阴中之阳，见阳精而为阳中之阴；曰阴精所奉者，上奉于阳，谓春夏生长之气也；阳精所降者，下降于阴，谓秋冬收藏之气也。予曰：阳中之阴，阴中之阳，相为升降，共在四方，故东南亦有所升者，西北亦有所降者。一方无所不升降，是为之交泰之道。《内经》东南唯言其所降者，西北唯言其所升者，是即高下之理，大异交泰之道。向谓天气所不足，地气必有余，地气所不足，天气必有余是也。若不从予言而从吾子之言，当为东南天气交地，而地气不交天，西北地气交天，而天气不交地。上文所谓左寒而右凉，右热而左温，亦皆当见寒凉为阳所致，见温热为阴所致。下文所谓阴气阳气，阴胜阳胜，亦皆当见阴为阳，见阳为阴，是其颠倒错乱之至，圣经岂有如此之言乎？若果为阴中之阳，阳中之阴，圣经岂有不明言而惑人乎？
或曰：东垣所谬，详得领教。虞天民亦引《难经》与王冰注，有论寿夭不齐之义，其说所谓王注曰：阴精所奉，高之地也；阳精所降，下之地也。阴方之地，阳不妄泄，寒气外持，邪不数中，而正气坚守，故寿延。阳方之地，阳气耗散，发泄无度，风湿数中，真气倾竭。又所谓西北二方，在人为肾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脏常恐其不足；东南二方，在人为肝木、心火所居之位，二脏常恐其有余。《难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等语，即此义也。夫肾水即实，则阴精时上奉于心肺，故东方之木气不实，而西方之金气不虚，此子能令母实，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亏，此阴精所奉于上，而令人寿延也。若夫肾水一虚，则无以制南方之心火，故东方实而西方虚。其命门与包络之相火，皆夹心火之势，而来侮所不胜之水，使水日亏而火日盛，此阳精所降于下，故令人夭折也。大抵王冰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人身之五脏论，皆不失《内经》之旨，同归于一理也。喻嘉言《医门法律》亦以为格言，载此所引《难经》之说，子将有可以辩也否？予曰：如前日所言，阳多易益为有余，阴多易益为不足，故肾水、肺金属阴，多易益为不足，肝木、心火属阳，多易益为有余。天民所谓常恐其不足，常恐其有余，此二“常”字，何不以“多”字也。先哲所教虽曰勿拘文辞，后世学者间不能如其教，是以拘此二“常”字，遂信肝有泻而无补，肾有补而无泻之说，其误而害人，予素所忧者也。
夫五脏相和，而不为虚实，谓之常；不能相和，而有为虚实，谓之变。有微为变，则是失常；有微失常，则是为病。《难经》所谓东方实西方虚，是即肝实肺虚之变，大异《内经》所谓地理之常。天民由此而论寿夭，是惑其言方位而然。所谓夫肾水既实，至所谓令人寿延也，语意皆以为病因肾虚而阴精不奉者，能用其治则阴精时上，其病得愈而寿延也。又所谓若夫肾水一虚，至所谓令人夭折也，语意皆以为病因肾虚而不制心火者，不用其治则阳精日降，其病不愈而夭折也。然则，其病皆因肾虚，是非违《难经》肝实肺虚之旨乎？又其寿夭因病与治，是非违《内经》地理高下之旨乎？凡病得愈其人寿延，凡病不愈其人夭折，岂止阴精不奉，与阳精降之二病也乎？天民专由二病而论之，可谓是管见之至也。王冰注地理寿天之常，越人论五脏虚实之变，变是人为，常是自然，岂可谓同归于一理也乎？嘉言以为格言，不知其有误也，故《消渴论》弥从天民之说，曰阴精有余，足以上承心火，则其人寿。阴精不足，心火直下，肾中阳精所降，其人夭矣。吁嗟！二家所误，皆是由混同其常与变。东垣又更为局滞阳主生、阴主杀之义，其弊所及，使人好阳热畏阴寒，如赵继宗、张介宾之辈是也。吾子详焉！吾子详焉！
阴阳顺逆论第五
李东垣《此事难知》，论人肖天地之义，其略曰：血气运行，故始于手太阴，终于足厥阴。又曰：地之西始于寅，终于丑，血之东根于辛，纳于乙，相随往来不息。又曰：无形者包有形，而天总包地也。天左行，而西气随之，百川并进而东血随之。夫天者为阳，尊而为君，顺而左旋；地者为阴，卑而为臣，逆而右行。日月五星，亦对天则为阴而右行，皆因浑沦之体，而本于北方子位，左旋所始，右行始于此，其间不可容毫发者也。是以《运气论》曰：天自西而东转，其日月五星循天从东而西转。故《白虎通》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日月五星在天为阴，故右行，犹臣对君也。予由此思之，地右行亦始于子，何以曰始于寅乎？若由三统而见之，地得辟于丑，纵虽曰始于丑，何以曰终于丑乎？且始于寅而至于卯，经历诸支以终于丑，是为之左旋，不为之右行，何以曰地之西乎？又见天左行以为西，是不自子位而见之，未知浑沦之体者也。上文既曰地之西，下文又见天以为西，是天地阴阳同其行，岂非无顺逆之分乎？东垣以为气随阳而行，血随阴而行，对待顺逆之义。气西则血当东，所谓天左行而西气随之，恐是欲对待下文，所谓百川并进而东血随之之言也。然则，西字为起东字而言焉。噫！如此牵强之说，皆是非伤于凿乎。
弟子曰：气血在人身之中，西东在天地之间。所谓血之东，其义不相齐，今改“血”字而作“水”字，天地人身各得其分，上应地之西之言，下应百川并进而东之言。愚以为传写之误，先生以为如何也？予曰：《灵枢·经水》篇论十二经脉合于十二经水，是即天地人身合一之义。经水者，受水而行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东垣此言，默契其义，故初不言水而言血，言血则水在其中，是所以人肖天地一论，微意得寓于此，汝欲改而作“水”字，乃东垣之罪人也。弟子曰：金生水，水生木，金位西方，木位东方，故水根于西纳于东，其流行从西而东，所谓百川并进而东是也。虽然愚按甲为阳木，乙为阴木，庚为阳金，辛为阴金。阳主生，阴主杀，自五行相生而言之，可用阳而不可用阴，所谓根于辛纳于乙，未知是何等义也？予曰：十二经脉，有阳有阴，阳经属腑，阴经属脏，其本始于肺，其末终于肝。是以上文既曰血气运行，故始于手太阴，终于足厥阴，又下承此文曰根于辛纳于乙，是上下相应，所以用阴也，安可用阳乎？弟子曰：先生既非其非，又得能是其是，诚哉平日向人曰，以其误而不蔽其书也。愚今闻非闻是，皆足以为良教矣。
四时阴阳论第六
李健斋《医学入门·阴火论》载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杂以或问曰：仰观俯察乎天地日月，既若是之不同，何寒暑温凉之现于四时者，又如此之相等而无降杀也？答曰：动极复静，静极复动，犹人之嘘吸也。寒者，吸之极，气之沉也；热者，嘘之极，气之浮也；温者，嘘之微，气之升也；凉者，吸之微，气之降也。一嘘一吸，所秉之机，有以使之，宜其相等而无降杀，此以流行之用而言。前以大小、虚实言者，盖其对待之体也。
予既论阳有余阴不足之义，今又立此论，是欲正李氏之误也。夫天为阳，大而在外，地为阴，小而在内，是诚天地相位对待之体也。寒凉温热现于四时，是诚天地相交流行之用也。或偏自其在外而观之，或偏自其在内而观之，其位相远，其气不等，有余、不足之不同，难准日月之实、缺。自其相交而观之，虽无其象所凭据，温热常为有余，寒凉常为不足，犹日月丽中空而为实、缺之义，是即流行之用所不同，岂止对待之体不同也乎？丹溪所谓有余不足，得默契此用所不同矣。且夫天之阳气为太阳，是以为阳中之阳也；天之阴气为少阴，是以为阳中之阴也。故偏自其在外而观之，温热最为有余，寒凉最为不足。王海藏曰九天之上为夏，所以知此义也。地之阴气为太阴，是以为阴中之阴也；地之阳气为少阳，是以为阴中之阳也。故偏自其在内而观之，温热却为不足，寒凉却为有余。故人于一岁之间，单衣之日得少，重衣之日得多。又于一日之间，昼之温热迟始疾终，夜之寒凉疾始迟终，是皆眼前历历不同，足证地之太阳少阳。王海藏曰九天之下为冬，所以知此义也。李氏妄譬之于嘘吸，以为相等而无降杀，安有知却为不足，却为有余乎？其在外与其所交之远，虽非阶梯所及，以理而推知之，三停不相同，其诚当如此矣。又自浑沦之体而观之，天大而运地外，地小而居天中，是阴阳对待之体，为有余、不足所在，寒凉、温热流行之用，皆从其体。有余不足，天地之间，一物为用，亦皆无不以从其体。李氏不知有此义，立体用不同之说，非特暗丹溪之旨，又得使学者为惑矣。
夏月伏阴在内论第七
张仲景《伤寒论》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著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而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血亡也。丹溪又曰：巳月①[注：指农历四月]太阳生，阳尽出于上矣，此气之浮也。人之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散于皮毛，腹中虚矣。经曰：夏月经满，地气溢满，人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气在肌肉，所以表实，表实者里必虚。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冷看，其误甚矣。又曰春夏养阳，王太仆谓春食凉夏食寒，所以养阳也，其意可见矣。又曰孙真人制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虚而何？李象又从丹溪曰：夫暑伤元气，故云夏月伏阴在内，以阳气尽发于外也，其中空虚，故曰此阴字有虚之义。俞子容又曰：王太仆注春食凉，夏食寒，所以抑阳扶阴之义也。
夫唯天地阴阳之道，当自浑沦之体而观之，偏自地上而观之，即知其理不全也。予自浑沦之体而观之，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大而运地外，地小而居天中，其间相位相行，亦唯阴阳而已。南是阳之正位而为纯阳，其气热而主夏令，在先天则乾卦居焉。北是阴之正位而为纯阴，其气寒而主冬令，在先天则坤卦居焉。东是阳之副位而非纯阳，内含阴而得和合之妙，其气温而主春令，在先天则离卦居焉。西是阴之副位而非纯阴，内含阳而得和合之妙，其气凉而主秋令，在先天则坎卦居焉。东南阳进而西北阴退，温热来而春夏行地上，寒凉去而秋冬行地下。西北阴进则东南阳退，寒凉来而秋冬行地上，温热去而春夏行地下。故不行上则行下，则行上其来不可以为长，其去不可以为消，是即阴阳进退、寒热流行之常也。若有早晏①[注：晚]，过不及之不同，是又气运加临之，应胜胜郁复之变也。又偏自地上而观之，春似阳长而阴消，夏似阳纯而阴尽，秋似阴长而阳消，冬似阴纯而阳尽，唯认其似而为论，不知浑沦之体者也。 文王以卦爻而配十二月，似有消长纯尽之异，是亦见阴阳进退之常。四月配纯阳，非实以为阴尽，十月配纯阴，非实以为阳尽。故古人反而名四月以为阴月，名十月以为阳月，是虑人或视其纯以为尽也。若阴阳偏尽，必不可偏存天地，何以得如此悠久乎？夫人与天地同道，得能合浑沦之体，故春夏阳进外而阴退内，秋冬阴进外而阳退内，其进不可以为长，其退不可以为消，是即同道之常，而非虚实寒热之病，夏月伏阴在内，乃阴退内之常也。予按经旨，此欲言四时之乱气，而先言其常之辞也。气谓阳气也，满溢充实皆谓阳气进外也。肌肉属脾土而长夏所主也，此言皮肤经络肌肉皆在脏腑筋骨之外。夏阳气进外血亦从之，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而皮肤充实，长夏应其所主，而气溢肌肉也。其诚如此，则言阳进外之常，而非言表实里虚之病。所谓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又所谓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又所谓表实者里必虚，又所谓此阴字有虚之义，又所谓所以抑阳扶阴之义，皆是所以不知阴阳进退之常也。予既辩《伤寒论》非全书，此言最不可信之，是据四时之常，误论伤寒之变。喻嘉言《医门法律》信以载此言，岂不弥误乎？《内经》本文无“地”字，丹溪新加“之”，以为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也。夫地气是即阴气也，夏阳进外而阴退内，安有地气浮于肌表乎？是此冰炭①[注：冰块和炭火。比喻性质相反，不能相容。]之说，予不能默者也。
刘宗序尝治一妇人，六月间劳倦中暑，前医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邀刘宗序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曰：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物，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所能治疗，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此为阴盛隔阳之证，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煨干姜一钱同煎，置水中，浸冷服之。其夜得熟寐至天明，微汗而愈。后世读此案者，见伏阴以为寒。沈石匏曰：夏令本热而伏阴在内，故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阳在内，故多内热。医不察此，而唯用寒于夏，用热于冬，则有中寒隔阳，服寒反热，中热隔阴，服热反寒者恐是读此案者也。嗟夫！不知用附子、干姜而愈，是专因致伤于瓜果生物之寒也。若无其寒致伤，唯为伏阴，用之反而扶时令旺气，岂不生火热之变乎？王安道曰：夏月阳气发散于外，而阴气则在内耳。岂空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则饮水乎？可谓是能知非寒也。后世医者宜从安道，莫从宗序而杀人矣。 《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即此谓从四时而调神也。四时之气乃阴阳也，阴阳乃万物之根本也。圣人常应四时而养阴阳，动静志气，共从其根，即如本篇上文所谓养生养长之类，此不服药而治未病之道也。本篇结文曰：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盖病始生而早服药，比之于治未病则以为晚，何况病已成而药之乎？然则此唯谓不知治未病，病已成而服药之晚，必非谓养阴养阳，早服寒凉温热之药。王氏所谓春食凉夏食寒，予恐视此结文而所误也。李东垣《脾胃论》，孙思邈云五月常服五味子，是泻丙火，补庚大肠，益五脏之元气。壬膀胱之寒已绝于巳，癸肾水已绝于午，今更逢湿旺，助热为邪，西方、北方之寒清绝矣。圣人立法夏月宜补者，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夫夏月热火旺而似寒水已绝，是又为阴阳五行进退之常。天地得常则不为灾，人身得常则不为病，间实失常为绝，是由一己之私，夏月人人岂有失常乎？若实有寒水已绝，更逢湿热为邪者，当能揣宜食寒而补天元之真气，其余得常不为病者，岂可有补泻之理乎？若从此说而妄食寒，非有致霍乱吐泻等病，必有寒毒伏内，过时而致疟痢等病矣。凡无病者，不安服药之义，予既得承经旨而论之，未见《内经》有圣人立法，令人夏常食寒之论也。孙氏令人夏月常服生脉散，是非草创王、李二家之误乎？丹溪视伏阴为虚，李象从其说，亦皆惑于孙氏者也。后世无病者，欲防患于未生，或误暑病而服香薷散，或无疟疾而服草果饮。如此之流弊，尚有不可胜计者，皆是孙氏唱于前，诸家和于后，所以印定人之心目也。予按，生脉散泻火而补元气，清金而滋水源，生肾津而收耗气，故热伤元气亡津液者，最当为必用之方，老衰之人及元元素虚者，虽无热所伤，揣宜而服之。又当益于养气避暑之道，强壮之人及元气不虚者，无热所伤而常服之，不可无偏增气之害。如龚廷贤之辈，所谓煎汤代茶，是诚大误也。后世医者，必勿悔予言而陷乎诸家之误矣。
气中阴虚血中阴虚论第八
虞天民《医学正传》，或问：丹溪先生《格致余论》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然先生所著诸方，每云有气虚有血虚，有阳虚有阴虚，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者，其义何欤？虞氏答曰：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者，在天地则该乎万物而言，在人身则该乎一体而论，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经曰阳中有阴，阴中亦有阳，正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是也。姑以治法兼证论之。曰气虚者，气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君子汤以补气中之阴；曰血虚者，血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物汤以补血中之阴；曰阳虚者，心经之元阳虚也，其病多恶寒，责其无火，治法以补气药中加乌、附等药。惜哉，李象正其误而有未悉也！喻嘉言以为格言，《医门法律》有载之，是所以无微知其误也。故后世医者多惑此说，甚则用四君子汤加苦寒之药，曰当补气中之阴，非唯损四君子之能，反而得伐阳气之虚，是其流弊至害治法矣。
予既论有余、不足有常变，叮咛得开丹溪之旨，诸方所谓气虚、血虚、阳虚、阴虚，皆是自其变而言病，岂可与其常视之乎？若专自其常而视之，不可有阳虚，又不可有气虚，或间所误是也，虞氏其答以臆见亦是也。夫人于阴阳，孰大于气血，是以丹溪为一论之张本，便冠其首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是非决而以气为阳以血为阴乎？虞氏谓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是虽承丹溪之流未能详其言者也。又欲谓气中之阴虚，血中之阴虚，先引阳中有阴，阴中亦有阳等辞，是非本气为阳血为阴而论之乎？若果为气血中之阴虚而阳不虚，是为人全无阳虚之病者也。下文亦合，谓心经中之阴虚，而却谓心经之元阳虚，其言矛盾孰甚于此哉？《内经》曾论医道阴阳，气血为本，苟有如虞氏之说，黄帝不可无以言之。予读《内经》，未见言之，斯知皆出于臆见也。若虞氏所知，黄帝不知，而无以言之，是不可谓之大智之圣也。若知而无以言之，足怀宝而迷天下，后世是又不可谓之至仁之圣也。学者观黄帝以为大智至仁之圣，当知实无此理，而《内经》无以言之矣。
阴血待养论第九
予既著《阴阳共为宝论》，其尾略辩朱丹溪之言，曰阳有余阴不足论，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又曰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
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是明以气血而为阴阳之张本，又明以月之盈缺，而比人身阴气之消长。然《慈幼论》曰，人生十六岁以前，气血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唯阴长不足。是论阳有余以血与月之阴，自下句阴长不足而观之，便以血为阳为有余，又以月比血之有余，是似为天有二月，人有二血也。其言自戾，孰甚于此乎？
弟子见此辩曰：愚按人生而气血俱备，从呼吸而脉动，断脐带而血出，是其证也。其易长非如阴精待哺乳水谷而后长也，所谓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之血气，此指血与气，故曰俱盛，此“盛”字亦当兼下“方”“将”二字而观之，有渐盛之意也。其如日方升，如月将圆，此血气长之次第，以日月比气血，分而视之，当以日比气，以月比血也，“方”“将”二字有深意存焉。十六岁以后，血气次第长，而至男子三十，女子二十，血气俱盛而如日升，如月圆，是不待乳哺水谷而长，自然之势也。其阴精不然，必有待乳哺水谷，故曰阴长不足，不亦宜哉？盖前以阳有余阴不足论之，故以阴不足比月之盈缺，此以气血渐盛，比如日方升，如月将圆，而兼论阴之难长。所谓唯阴长不足，“唯”字最当味，此对气血而说之，先生何谓以血为阳，为有余乎？何谓天有二月，人有二血乎？前后所论不同，故似自戾，然其实同不可谓戾，是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欤。
予曰：所谓地之阴气为血，自受生而有血之谓，汝曰断脐带而血出，是诚其证也。唯常不足而难长，不能与阳气为配，渐待乳哺水谷之养，阴气始成而后至长。是以又曰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所谓经行，非血而何乃不盛而待养者也。然《慈幼论》曰，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是血有盛又有不盛，岂非为人有二血乎？予相对阴长不足而观之，俱盛之血将为阳为有余，且反而比月，以此有余，大异前比月以不足，岂非为天有二月乎？《慈幼论》非特为男子论之，包女子十四岁以前论之，是以阴长不足之阴，非特谓男子阴精，得包谓女子阴血。汝既惑乎血气俱盛之言，忘有此待养经行之阴血，故偏见以为阴精，曰其易长，非如阴精待乳哺水谷而后长也。又曰其阴精不然，又曰所谓唯阴长不足，“唯”字最当味，此对气血而说之，是不思之甚也。若能思有此待养之阴血，必当知无与气俱盛之义矣。汝欲解丹溪之言，曰十六岁以后，血气次第长，而至男子三十，女子二十，血气俱盛而如日升，如月圆，是不待乳哺水谷而长，自然之势也。丹溪又曰：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然则十六岁、十四岁，三十、二十之数，丹溪自待养而言之，汝自不待而言之，是亦无他。所以欲专立与气俱盛之血，而忘有待养经行之血也。若二血其本为一，属阴以对阳气，初不能与阳气为配之时，何以谓血气俱盛乎？又自初俱盛，是不及待养，何以谓待于乳哺水谷乎？若本为二血，而见之一血，为阳为有余者也。吁嗟！前后二论，其义大戾，岂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乎？
丹溪又曰：血气俱盛，食物易消，故食无时。由此观之，所谓如日方升，如月将圆之言，先欲形容十六岁以前，食物易消之势也。夫土发生万物，为春升之化，是因其下有水而中有阳。故人脾胃属土，其下有肾水，中有真阳，而主春升，消食得助胃脘之阳。李东垣治中气不足之病，所以有升阳益胃之旨也。是以消食物，因阳气运化，盛则弥易消，非阴血所关矣。今窃以愚言之当，谓十六岁以前，阳气渐盛，如日方升，唯阴长不足，下亦当谓阳气渐盛，食物易消，汝以为如何哉？此所谓血字既如月将圆之言，予遂不能理会者也。宜详审焉！宜详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