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
元气亏损内伤外感等症
知州①[注：明代一州之长官]韩廷仪，先患风症，用疏风、化痰、养血之药，其腿膝骨内发热作痛。服十味固本丸、天麻丸，益甚，两尺脉数而无力。余以为肾水不能生肝木，虚火内动而作，非风邪所致也。不信，又服羌活愈风丹之类，四肢痿软，遍身麻木，痰涎上涌，神思不清。余曰：皆脾气亏损，不能营养周身，又不能摄涎归源。先以六君加芎、归、木香数剂，壮其脾气以摄涎归源，又以八珍汤数剂，以助五脏生化之气而营养周身，诸症渐愈。乃朝服补中益气汤培养脾肺，夕用六味地黄丸滋补肝肾，如此三月余而安。
崧疏曰：此案脉症显然易知其为肾经虚火，盖腿膝骨属肾，发热作痛属虚火，两尺属肾经，数而无力属虚火。奈何不治其本，而更以羌活愈风汤之类复伤脾气，以致变生诸症，皆脾经气血两虚，而独言脾气者，因气虚甚于血虚也。先之以六君，壮其脾气也，壮其脾气则自能摄涎归源矣。初无摄涎之品也，加芎、归者，不忘乎血虚也。加木香者，鼓动其气也，惟鼓动故能摄也。继之以八珍，助五脏生化之气也，助其生化则自能营养周身矣，初无营养之方也，八珍，气血两补之方也。补气血而云助五脏，五脏皆气血所养故也。气血得补，即为助其生化之气，而周身得以营养也。末又以一升一降之法调补之，如斯又所谓滋其生化之源也。且补中所以治羌活愈风以后之症，六味所以治疏风化痰以后之症。然必先用六君者，气虚急于阴虚也，又必次用八珍者，脾经急于肺肝肾也。此案骤读之甚觉错综，徐观之实有条理，学者所当潜心体察焉。
脾胃亏损心腹作痛等症
一妇人，心腹痛，诸药不应。余用炒黑山栀、桔梗治之而愈。
崧疏曰：此案必属郁火痛，故以黑栀导其火屈曲下行，而以桔梗载之在心包络之分也。此丹溪法也，孰谓立斋不遵丹溪而专用温补耶？亦遇理势之宜不宜耳。
脾胃亏损吞酸嗳腐等症
一男子，脾胃不和，服香燥行气之药，饮食少思，两胁胀满。又服行气破血之剂，致饮食不入，右胁胀痛，喜手按之。余曰：肝木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用滋化源之药四剂，诸症顿退。余曰：火令在迩，当再补脾土以养肺金。不信，后复吐脓而殁。
崧疏曰：此案不见有肺虚之候，而先生即云脾土不能生肺金。且预嘱其火令在迩，当补土以养肺金，而后则果以吐脓而殁。此何见耶？岂以香燥行气之药必伤于肺金乎？抑以右胁胀痛为右属肺金乎？抑又以脾土虚者自必不能生肺金乎？抑当时有现于脉而云然乎？总之，香燥行气之药，凡病所当忌。而世之见脾胃不和者，例必用之，可慨也夫。
脾肾亏损停食泄泻等症
佥宪高如斋，饮食难化，腹痛泄泻。用六君子加砂仁、木香治之而痊。后复作完谷不化，腹痛头疼，体重倦怠，余以为脾虚受湿，用药防风汤而愈。
崧疏曰：此案但云饮食难化，则非停食可知，是属脾虚泄泻之症。其腹痛者，气不和也，故可用六君以补脾，加香砂以和气也。至于完谷不化，有属脾肾虚寒者，有属邪热不杀谷①[注：消化谷物。]者，而此案以体重倦怠，故知其脾虚受湿之症，由是而腹痛头疼，皆属于湿之所致矣。
太仆杨举元，先为饮食停滞，小腹重坠。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愈②[注：《明医杂著》作“渐愈”二字。]。后饮食难化，大便不实，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得便，用升阳除湿防风汤而痊。后心腹作痛，饮食不甘，用和中丸加益智仁等，愈。
崧疏曰：此案既云饮食停滞，何不由六君子中加消导之品，而直加升、柴者，以小腹重坠，知其脾气已下陷也。下陷者虚甚矣，故不可用消导，而急为之升举也。至于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得便之症，大概皆以脾经元气下陷之剧症，所用者但知有补中益气汤而已，而不知元气固已下陷，其中有湿气缠滞而然者，则当既升其阳，复当兼除其湿。而补中益气，但能升阳，非除湿之品，况归、芪反能助湿，而升、柴徒能提湿上行乎。升阳除湿防风汤内多风药，风能燥湿，并能升举，是诚对症之方。与补中益气意虽同，而理实异也。若后之心腹作痛，饮食不甘，其因虽多，然从前而来，未始非脾胃不健不运之故，故以和中丸和其中，倍加益智者，脾胃喜温，温之则健运矣。
光禄杨立之，元气素弱，饮食难化，泄泻不已，小便短少，洒淅恶寒，体重节痛。余以为脾肺虚，用升阳益胃汤而痊。凡泄泻服分利调补之剂不应者，此肝木郁于脾土，必用升阳益胃之利，庶可取效。
崧疏曰：此案洒淅恶寒是肺经症，然亦是肝木郁抑之象。体重节痛是肝经症，然亦是脾经湿甚之象。故用升阳益胃汤，既以补脾肺为主，而兼有升木去湿之品在内为治当也。及观凡泄泻之说，方知升阳益胃之妙，盖泄泻症，未有不是肝木郁于脾土者，亦未有不是脾胃受湿也。
学士吴北川，过饮痰壅，舌本强硬。服降火化痰药，痰气益甚，肢体不遂。余作脾虚湿热治之而愈。
崧疏曰：舌本虽云心脾肾三经所络，然究亦阳明经之所辖也，是以湿热能病之，故前中风条中有二案，亦以湿热治之而愈。是以常论中风诸症，多在阳明，有湿热、有燥火，二者皆能患中风诸症也。此案宜入中风条。
沈大尹，每五更即泄，余以为肾泄。用五味子散，数剂而愈。后不慎起居，不节饮食，其泻复作，日夜无度，畏寒饮食，且难消化，肌体日瘦。余曰：乃变火衰之症也。遂与八味丸，泻止食进。
崧疏曰：五更泻原属肾火衰症，故常用二神、四神治之。虽然，亦有属肾水虚者，更有属肝木乘脾土者，须以脉症参之。至后变火衰之症，用八味丸而泻止食进，是肾阴虚而火衰者宜之。若肾气虚而火衰者，还宜用二神、四神。若用八味，所谓生柴湿炭，不能发火，徒滋其湿而已。能辨之者，只在燥湿之分耳。
一儒者，季夏患泄泻，腹中作痛，饮食无味，肢体倦怠。余用补中益气汤、八味丸，月余而痊。后彼云：每秋间必患痢，今则无恙，何也？余曰：此闭藏之月，不远房帏，妄泄真阳而然，前药善能补真火，火能生土，脾土气旺而患免矣。
崧疏曰：季夏，长夏也，正为土旺之时，当其旺时而患泄泻之症，其为土之虚也可知。土既虚，木必克之，火不生之，斯腹中作痛之所由来也。故既用补中以升提之，使必克者不克；复用八味以温补之，使不生者必生；则土既去其仇，更得所乳，无怪每秋患痢之悉愈也。然，予因有所悟焉，每秋患痢，世人皆谓有宿积于肠胃之隐癖处，故至其时而发，当用逐攻去积之药，以蜡匮①[注：以蜡为衣。]服之。不知其源有出于闭藏之月不远房帏，妄泄真阳而然耶。其所用亦以补中、八味治之，岂必以攻逐去积为主哉。
宪副②[注：对按察副使的敬称。]屠九峰，先泻而口渴，尺脉数而无力。恪用解酒毒、利小便之剂，不应。余曰：此肾阴亏损，虚火炽甚，宜急壮水之主，不然必发疽而不能收敛也。不信，别服降火化痰之剂，患③[注：《明医杂著》此上有“果”字。]疽而殁。
崧疏曰：凡泻多渴而属胃虚者多，故有七味白术散为治斯症之要药。不知久泻伤肾，肾为五液之主，故泻、渴之属肾虚者多，宜用壮水之法。不知久泻伤阳，阳为命门真火，故泻、渴之属命门火衰者更多，宜用益火之法。此案尺脉数而无力，不特水虚，亦且火衰矣，故断其发疽，盖疽属阴症也。或问：先生明言肾阴亏损，虚火炽甚，宜急壮水之主，则似火盛矣，何以断其发疽而属阴耶？曰：虽云肾阴亏损，而其实虚火炽盛，虚火即是火衰，而况云尺脉数而无力，不言左右，则火亦衰可知，故所发不为痈而为疽也。夫痈属阳明实火，若肾经虚火所发，即痈也，而实疽矣。或又问：此案先生于何处知其必发疽耶？曰：九峰必嗜酒之人也，嗜酒而且肾虚，即经所谓膏粱之变，足生大疗之意，故断知其必发疽也。或又问：此案中不言嗜酒，何以知其嗜酒耶？曰：观其恪用解酲毒，利小便之剂，非嗜酒之人乎？或又问：嗜酒之人，阳明必有火，何以不发痈而发疽耶？曰：因肾经虚故也，因尺脉数而无力也。
一儒者，小腹急痛，溏泄清冷，大便欲去不去。余谓此命门火衰，而脾土虚寒也，用八味丸月余而愈。向后饮食失宜，前症仍作，小腹重坠，此脾气下陷也，用补中益气汤而痊。凡寒月溏泄，清冷腹痛，若脾虚寒，宜用四神丸。若脾肾虚脱，用六君姜、桂。如不应，急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
崧疏曰：大便欲去不去，大概皆以为气滞，欲用调气之品。明眼者亦以为脾气陷，欲用升补之剂，不知有命门火衰，不能气化，故欲去而不去也。所以然者，因溏泄清冷也；若气滞者，则秘利垢滞矣；若气陷者，则小腹重坠矣。故向后前症复作，而小腹重坠，即云脾气下陷，而用补中益气矣。至于所论脾肾虚寒、脾肾虚脱，寒与脱一字之异，而用药有不同处，实堪会心。盖寒则独温其肾，脱则专补其脾，如此治法，岂非毫厘之辨哉？若夫如不应者，总结上二症之辞也。盖虚寒者，既当补命门之火，而虚脱者，不当补命门之火乎？要知脾肾属生化之源，至于虚寒而或虚脱矣，其补母以救子，何可缓耶，故云急也。
脾胃亏损停食痢疾等症
司马王荆山，患痢后重，服枳壳、槟榔之类，后重益甚，食少腹痛。余以为脾胃伤而虚寒也。用六君子加木香、炮姜而愈。
崧疏曰：痢而后重，在初起实症原当用枳壳、槟榔之类以调之，此案云服之后重益甚，则为脾胃之虚也何疑。食少腹痛，在初起实症原属湿热垢滞之物以壅之，此案因后重益甚而见，则为脾胃之虚也又何疑。独以为虚而寒也，则未见有现症可据，或亦如前本条中一上舍患痢，自知医而服芍药汤，因后重益甚之案，内有“腹寒肢冷”四字，而后确知其为虚寒，所用亦是六君子加炮姜、木香得愈。而此案无此四字，何以亦用之耶？岂以虚者多寒之故，或有见于脉乎？
祠部李宜春，患血痢，胸腹胀满，大便欲去而不去，肢体殊倦。余以为脾气虚弱，不能摄血归源，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治之渐愈。后因怒，前症复作，左关脉弦浮，按之微弱。此肝气虚不能藏血，用六味丸治之而愈。
崧疏曰：此案既云脾气虚弱，不能摄血归源，法当用归脾汤。今用补中益气汤者，岂以大便欲去而不去为元气下陷之故耶？非也，因肢体殊倦而设也，盖肢体殊倦是脾气虚弱。脾气虚弱者非升补不愈，不必问其下陷否也，故用补中益气汤。若归脾汤者，补脾阴之方，与补脾气不同耳。至于肝气虚不能藏血，而用六味丸者，一则乙癸同源，一则肝气属阴也。然而于此见先生察病用药之意其细入微，而脉不可不知也。夫前症复作耳，未尝异也，未尝增也，虽因怒所致，宁不仍是脾气虚弱之故乎？何以前用补中之升而偏于气分，后即用六味之降而偏于阴分耶？天壤之隔而在于一人一病之间者，其要不在于因怒，而在于左关脉弦浮按之微弱耳，在于脉弦浮按之微弱，见于左关耳。
脾胃亏损疟疾寒热等症
一妇人，饮食后，因怒患疟，呕吐。用藿香正气散二剂而愈。后复怒①[注：怒：原脱，据《内科摘要》补。]，吐痰甚多，狂言热炽，胸肋胀痛，手按少止，脉洪大无伦，按之微细。此属肝脾二经血虚，以加味逍遥散加熟地、川芎二剂，脉症顿退，再用十全大补而安。此症若用疏通之剂，是犯虚虚之戒矣。
崧疏曰：此案之用藿香正气散以治疟者，因于呕吐也。然疟而呕吐，未始非少阳经症，小柴胡汤是对症之方，况因怒而患，更为允当，何以不用耶？不知在饮食后因怒而患，则虽肝气当理，而饮食更当消也。藿香正气散既能理肝气，复能消饮食，既能止呕吐，复能散疟邪，较之小柴胡汤之但能入少阳以散疟邪，止呕吐理肝气，而不能入阳明并消饮食也，自亲切矣。至于后复吐痰甚多，狂言热炽而论，似乎阳明之实火旺也。仍前而来，岂非从阳明经入阳明腑乎？然以胸肋胀痛，手按少止而论，则确乎肝脾两脏之血俱虚也。故用加味逍遥散补正清邪入肝脾之剂，又加熟地、川芎合四物汤，重补其血耳。然以脉之洪大无伦，按之微细而论，则又似乎脾肺之气虚，或肝肾之阴虚也。所当用者，补中、六味也，而何以不用哉？岂以狂言热炽之症，不属于肺，不属于肾，而必属于肝脾乎。故不从补气，不从补阴，而必从补血乎。抑以狂言热炽之症，从症后来者，为其肝脾尚有余邪未尽乎。故不用补中，不用六味，而必用逍遥乎。噫！微笑！
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
一儒者，咳嗽痰甚，胸膈不利，饮食少思，肢体倦怠，脉浮大，按之微弱。服二陈、枳壳等药，愈甚。余曰：脾肺肾虚也，用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而愈。
崧疏曰：此案脉症但见其脾肺虚而已，未见其肾虚也，大概右手脉浮大按之微弱者，属肝肾之阴虚。此案只言脉浮大，按之微弱，要知其左右手皆然耳。故治法如是。
余甥范允迪，亦患前症，脉浮大，按之微弱，服二陈、枳壳等药愈甚。余曰：此脾肺肾虚也，亦以补中六味而愈。
崧疏曰：补中、六味若用之不当，则反增痰嗽而胸膈更不利矣，惟症见饮食少思，肢体倦怠，脉见浮大，按之微弱，而又服枳壳、二陈消痰止嗽利气之剂，不但不应，抑且愈甚者，然后可放胆用之。
周上舍，每至夏患咳嗽，服降火化痰之剂，咳嗽愈甚，脾肺肾脉皆浮而洪，按之微细。余曰：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肾水，而虚火上炎也。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味地黄丸而痊。后至夏，遂不再发。
松疏曰：此案即前二案之症，治法亦同。独此案云“每至夏”，夏为土旺之令，人身脾虚者不能与天时同旺，故每至此而病。然脾虚则一也，何论于时令乎？又云：脾肺肾脉皆浮而洪，按之微细。前云脉浮大按之微弱，浮洪即浮大，微细即微弱，大概浮以候脾肺之气，沉以候肝肾之阴，亦何论于脾肺肾之部分乎？要知脉之现于受病之脏者，以生克会归其源而治之。即不现于受病之脏，而统现于六部者，亦当以气血阴阳会归其源而治之。若以数脏脉现，必欲分治，六部脉同，无所指归，则未免杂乱而无一贯矣。
一男子，神劳，冬月患咳嗽。服解散之剂，自以为便。余曰：此因脾肺气虚，腠理不密，而外邪所感也，当急补其母，是治本也。及用六君子汤，内去参、术，反加紫苏、枳壳之类，以至元气益虚，生肺痈而殁。
松疏曰：冬月咳嗽，大概皆以为外感风寒，率用发散，不知果系形气、病气俱实者，汗之即愈，若形气、病气稍虚者，即宜补脾气为主，佐以解表之药。盖肺主皮毛，虚则腠理不密，风邪易入。故古人制参苏饮中有人参，桂枝汤中有芍药、甘草以补脾也。脾气实则肺经得生，而皮毛有卫，已入之邪易以出，后来之邪无可入矣。若专发散则肺气益虚，腠理益疏，外邪乘间而入者何时已耶。况乎此案首序神劳二字，以见中气必虚，中虚者外必不固，何可以解散为便耶。及用六君而去参术则二陈矣，况更加紫苏、枳壳之类，安得不死耶。尚虞立变喘汗，何待肺痈乎。然此案既因神劳而知其脾肺气虚，何以复知其外邪所感？曰：因其“服解散之剂，自以为便”知之。若只是气虚而无外邪，则解散之剂必多虚症迭见，何能“自以为便”耶，其必有外邪以当之耳。然不知气虚而感外邪者，徒然解散而外邪终不得出，由是而元气日虚，外邪日深，未有不生肺痈者也。
太守钱东圩，先患肩疽，属足三阴虚火不归源，用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而愈。余曰：疮疾虽愈，当屏去侍女，恐相火一动，其精暗流，金水复竭，必致变症。后果喘嗽，痰出如涌，面目赤色，小便淋沥。又误认为外感风寒，用麻黄汤表散，汗出不止。迎予视之，其脉已脱，惟太冲未绝。余谓脾虚不能摄涎，肾虚不能生水，肺虚不能摄气，水泛为痰，虚寒之症也。辞为难治，勉以益火之原以消阴翳而愈。继后劳伤神气，外邪乘之，仍汗出亡阳，以致不起。
松石曰：此案当患肩疽时，业已属足三阴虚火不归原之症，则其命门真火已脱离根窟矣。虽用壮水之主得愈，然其真火尚未生根入窟，危危欲发，一有所触即风雷雨电，泎然①[注：兴起的样子]而不可御矣。其后之喘嗽痰涌，面目赤色，小便淋沥，是其症也。而何以更用麻黄大发散之药，致有汗出不止，脉脱之危乎！然以汗出不止，其脉已脱之症，即为亡阳矣。法当用参附汤或芪附汤以回之，何以只用益火之原耶？岂以从前原属足三阴虚火不归原而然耶？然愚以为当其患肩疽时，即当用引火归原法，则能杜其喘嗽痰壅、面目赤色、小便淋沥之症矣。当其汗出不止，其脉已脱之时，原当用固气回阳法，则能杜其后之仍汗出亡阳之症矣。未知先生何意不出于此耶？
脾肾亏损头眩痰气等症
儒者王录之，素痰甚，导吐之后，大便燥结，头眩眼花等症，六脉浮大，按之则涩。此肾气虚而兼血虚也，四物汤送六味丸，四剂，诸症悉退。仍用前丸，月余而康。
崧疏曰：导吐之法，须合宜而用，如结肠胃，津液枯涸，阻塞隧道，脉反不起，导之则生。若神怯气弱，形体难支，尺寸空虚，虽有阻滞，导之则死。如暴食满胃，难出贲门，路狭难攻，不能达下，吐之则生。若久病致伤，胃虚失运，补犹不足，虽有暴食，吐之则死。故导吐之宜与不宜，死生反掌，所以立斋常言不可导，仲景所云不可吐者，良有以也。盖误吐则伤胃气，误导则伤肾阴，此案既云导吐而变症，法当补阴兼补气，而何以只用补阴耶？曰：以症而论之，则大便燥结，头眩眼花者，阴虚也；以脉而论，则尺脉浮大，按之则涩者，阴虚也；故只补阴而已。然尺脉属阴，何以更云兼血虚耶？曰：尺脉浮大是阴虚，按之则涩是血虚，盖涩脉原属血虚；若云尺脉浮大，按之无力或按之微细，则纯乎阴虚，而不必兼进四物汤矣。
佥宪高如斋，素唾痰，服下痰药，痰去甚多，大便秘结，小便频数，头眩眼花，尺脉浮大，按之如无。余谓肾家不能纳气归源，前药复耗金水而甚，用加减八味丸料煎服而愈。
崧疏曰：此案与前案大略相同，而细微实异。前案云导吐之后，大便燥结，用六味丸；此案云下痰甚多，大便秘结，用加减八味丸。前案云尺脉浮大，按之则涩，用六味丸；此案云尺脉浮大，按之如无，用八味丸。夫导吐也，下痰也，大便结也，尺脉浮大也，此其同者也；然燥也，秘也，按之则涩也，按之如无也，此其异者也。而用药则一无桂，一有桂，此其大同而实异者也。盖按之而涩者为阴虚，不可用热药；按之如无者为阳虚，方可用热药也。然秘结较之燥结，其结更甚，且有小便频数而用桂，似所不宜，不知尺脉已按之如无矣，则其大便之秘结，小便之频数，岂实火之所为哉？此不能气化之故也。夫气化则能出焉，虽指小便而言，而大便之虚而不能出者，独不关于气化乎？
儒者杨文魁，素吐痰，诸药不应。服牛黄清心丸，吐痰甚多，或头眩，或热从胁起，左脉洪大有力，右脉浮大无力。余曰：此足三阴亏损，虚火不能归源。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及加减八味丸，补其化源而愈。
崧疏曰：昔人谓热从足底起为肾经火，当用七味、八味引之益之。若从腹起为脾经火，从胁起为肝经火，当另作处治也。不知肝脾肾同为三阴，热所从起，皆属阴虚火炎，脱根泛上，而七味、八味皆可主也。然予谓阴火既上炎，似不可用升提之品，今乃先用补中益气，虽有麦冬、五味以制之，要亦以右脉浮大无力为可用耳。予又谓左脉洪大有力，似不可用温热之品，今乃继用加减八味，虽有丹皮、泽泻以清之，要亦以右脉浮大无力为可用耳。盖右脉浮大无力，统三部而言也；在于寸关，则脾肺之气已虚，故可用升提；在于尺中，则命门之火已虚，故可用温热。夫先天之火、后天之气既已虚矣，则左脉之洪大有力，岂实火而然乎？其有力也，正阴虚之过耳。
秋官张碧虚，面赤作渴，痰盛头晕。此肾虚水泛为痰，用地黄丸而愈。
崧疏曰：面赤作渴，痰盛头晕者，阳明火盛亦有之，然脉必洪实；若肾虚者，脉必空洪或枯动也。予常谓水泛为痰之说，有水泛、水沸二种。盖水泛者，肾中之火虚，水无所附，而泛于上耳，其痰多清淡如涎，滚滚不竭者是也，法当用八味丸以摄之；水沸者，肾中之水虚，火炽于下，而沸于上耳，其痰多稠浊如沫，口口相逐者是也，法当用六味丸以摄之。总之皆属肾虚，但分有火无火为要。
仪制①[注：明代礼部官职名]贺朝卿，吞酸，胸满，痰甚，作泻，饮食少思。用清气化痰等药，前症益甚，两膝渐肿，寒热往来。余谓脾胃虚，湿热下注，用补中益气倍参、术，加茯苓、半夏、炮姜而愈。
崧疏曰：大概吞酸，原属湿热蕴积于胃经，法当清散。胸满痰盛，原属痰饮壅塞于胃经，法当清化。然作泻而饮食少思，则胃气已虚矣，况服清气化痰等药，而前症益甚，更足验其胃气虚也。胃气虚则虽有湿热、痰饮，即不敢清散化气，而况两膝渐肿，寒热往来，下陷之症叠出，安得不升提温补乎？此时若疑湿热不可升提，痰饮不可温补，则下陷之元气何由而轩举耶！元气既不能轩举，则湿热亦不能清散，痰饮亦不能清化，同归于毙，势所必然，而不知升清则浊自降，古人决不我欺也。虽然，有湿热、痰饮，而脾胃之气不虚不陷者，升提温补原不必用。且作泻未必非因湿热痰饮在肠胃而作泻，食少未必非因湿热在脾胃而食少，总以色脉形气详辨之则无所误。即此案亦因用清气化痰等药而前症益甚，且有变增，故知其脾胃虚也无疑。
大尹祝支山，因怒头晕，拗内筋挛，时或寒热，日晡热甚。
此肝火筋挛，气虚眩运，用八珍加柴胡、山枝①[注：《内科摘要》作“山栀”]、丹皮，二十余剂而愈。
崧疏曰：此案因怒而头晕，所谓“诸风掉眩，皆属于木”，岂非肝火乎？拗内筋挛，所谓肝主筋，血不营筋而筋为之挛，岂非血虚乎？寒热，所谓少阳主寒热往来，脏腑一揆，岂非肝火乎？日晡热甚，所谓午后属阴，阴虚则午后发热，岂非血虚乎？以是论之，皆肝经血虚火盛之症，未见其气虚也。当用逍遥、六味治之，而先生从八珍加味者，其必有脾胃气虚之症夹现于其中，或脉见右手虚软者乎。
侍御谭希曾，喘咳吐痰，或手足时冷。此中气虚寒，用补中益气、炮姜而愈。
崧疏曰：此案以喘咳吐痰而得手足时冷之症，其为中气虚寒确矣。然命门火衰者亦如之，虚火上泛者亦如之，是当用降补之剂，非温升所宜，况喘咳原当忌用温升，用之不当，为祸岂浅鲜哉。未知先生从何处定见，以为中气虚寒而敢用温升之品耶。是必于人情倦怠，饮食不甘，面色惨白，与夫脉之虚缓或右寸关独空洪，以定其见乎。若曰脾主四肢，是其一端耳，未可定也。
职方卢抑斋，饮食素少，忽②[注：原作“或”，据《明医杂著》改]痰壅气喘，头摇目劄，扬手掷足，难以候脉，视其面色黄中见青。此肝木乘脾土，如小儿慢惊之症，先用六君、柴胡、升麻而安，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而痊。
崧疏曰：此案责其为痰火者有之，责其为风火者有之，果尔则面色当红。今云黄中见青，其为木乘脾土也无疑。独是用药之先后所差者，只黄芪、当归耳，何所去取乎？要知先以痰气正盛之时，其归、芪之性滋滞，故未可骤进。安后则六君过燥，易以补中益气，虽仍加半夏，有归、芪则不致于燥矣。况补气之后，自当和血也。
考功杨朴庵，呕吐痰涎，胸腹膨胀，饮食少思，左关脉弦长，按之无力，右关脉弦长，按之微弱。此木克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栀、木香而愈。
崧疏曰：此案似当用六君加升、柴，今仅加柴胡而不加升麻者，以呕吐不宜过升耶。加山栀者所以止呕吐，加木香者所以运膨胀耳，此脾虚中有肝火抑郁者也。
一儒者，体肥善饮，仲秋痰喘，用二陈、苓、连，益甚。加桑皮、杏仁，盗汗气促。加贝母、枳壳，不时发热。余以为脾肺虚寒，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补中益气以接中气而愈。
崧疏曰：此案以痰喘、盗汗、气促、不时发热诸症论之，皆属肾虚火不归元，当用七味丸引火归元。今治以八味、补中者，岂因服寒凉后，变现而然乎？果尔，亦只温补脾胃而已当矣，何必用八味丸耶？抑又有真火衰色脉见乎？要之痰喘之时，即未服二陈等以前，原属肾虚火不归元，而又因寒凉复伤中气，并此虚炎之火亦致扑灭矣。故先用八味丸以治其原，又以补中益气汤治其伤也。
二守①[注：州府长官的副职。]陈子忠，饮食少思，吐痰口干。常服二陈、枳实、黄连之类，脾胃受伤，乃问于余。余述东垣先生曰：脾胃之症，实则枳实、黄连泻之，虚则白术、陈皮补之。彼遂以二味等分为丸，由是多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
菘疏曰：脾胃之气多虚而少实，实则何病之有？惟虚也，故凡病之生，未有不少食、不食者焉。即伤食、停食其中有物之症，亦因脾胃气虚而不能运，不得已而暂用消导，当即继之以调补，且有不可消导，只调补之而气自能运，则伤者、停者自去，或未能自去，亦当于调补之中少加消导，此洁古制枳术丸，以白术为君，枳实为佐者，即此意也。此案云：饮食少思是脾胃之气虚也，绝非伤食停食之症，补之犹恐不能复元，况敢用寒凉消导乎！即其吐痰也，因气虚而津液凝结也。口干也，因气虚而津液不生也。补其气，气足则津液自生，而不凝结矣。此是纯虚症，故不可用枳术丸，而用白术、陈皮纯补之品以治之。或疑陈皮非补剂，不知脾胃之气喜运，故以白术大补之，而以陈皮从而运之，适合脾胃之性惟其运也，故由是多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也。不观夫六君、补中、养荣等方，陈皮无不与焉者乎。
徽州汪商，常服二陈、枳实、黄连、青皮、厚朴，胸腹快利。后患腹胀，请治，脉已脱。余曰：至暮必殁。已而果然。《内经》千言万语，只在人有胃气则生，又曰四时皆以胃气为本。凡脉促、代、屋漏之类，或暴脱，余常急用参附等药，多有得生者。
崧疏曰：凡寒凉克伐之品，如二陈、枳实、黄连、青皮、厚朴等，初服者不论虚实，无不快利，故病者喜服，而医者喜用。不知未久而其病复剧，胃气已衰，脉气已脱，纵欲进补，未如之何矣。先生虽常云凡脉或暴脱者，急用参附等药多有得生者，而此案则常服寒凉克伐，其胃气所伤久矣，非暴也，故知用之亦无益，故不用也。
一武职，形体魁梧，素不围①[注：原作“闱”，据《明医杂著》改]炉，不喜热食②[注：此下原衍“其物”二字，据《明医杂著》删]，行则喘促。自谓气实老痰，服碑记丸攻伐之，诊其脉洪数，重按全无。余谓：命门火衰，脾肺虚寒。与八味丸一服，痰喘稍止，数服全愈，遂能亲火，喜热饮食。盖碑记丸出自西域，方外人所制者。经云：西域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华色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由此观之，恐不可概用也。
崧疏曰：凡病之上盛者下必虚，下盛者上不足，真为妙论。此盖言先后天本源之虚也，如下见脱滑诸症，皆从上之脾肺虚，故只补上之脾肺而下症自愈。上见喘促诸症，皆从下之水火虚，故只补下之水火而上症自愈也。然予谓先后天之本源皆在于肾，如水泛为痰，病属下虚，是宜补肾。而失运之痰，病属上虚，虽当补脾肺，然未始不当继以补肾也。总之先天祖炁，人所当重，亦惟是先天祖炁之病每多上下颠倒，真假难辨耳。由是而论，则外盛者内必虚，内虚者当补其脾，更当补其肾，补肾者当补其水，更当补其火。何也？夫脾虚者不能现外盛之症，惟肾虚者多变幻莫测耳；水虚者亦多不能现外盛之候，惟火虚者更多变幻莫测耳。此案外盛而兼上盛，大都火虚者为多，况脉之洪数，重按全无，岂非火虚之明验乎？故只与八味丸而愈也。但予常疑虚火离根，下寒上热之症，则外现假热而有假热之脉。兹以命门火衰，且又曰脾肺虚寒，其症则内外皆冰矣，何得复有假热外现，而复有假热之脉乎？所谓寒极而反见热化，水极而反见火化者乎？
太仓陆中舍①[注：中舍：亦称“中舍人”，为太子属官。]，以肾虚不能摄水，肚腹胀大，用前丸②[注：前丸：据《明医杂著》指碑记丸，又名黑丸子。]，未数服而殁于京。今之专门治臌，即此方也。又名黑丸子，用之无不速亡。
崧疏曰：此案当用金匮肾气丸，夫金匮肾气丸正以治肾虚不能摄水之臌。如别因之臌，不可用也。
机房③[注：机房：明代的官营丝绸织造机构。]蔡一，素不慎起居，患症同前，更加手足逆冷，恶寒饮食。余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一钱，先回其阳，至数剂，诸症渐愈。余因他往，或用峻利之剂，下鲜血甚多，亦至不起。
崧疏曰：此案即明理者治之，亦必以金匮肾气丸为至当，而不知洪水横流，以至怀山襄陵④[注：怀山襄陵：形容洪水滔天。典出《尚书·尧典》。]之时，其脾胃中阳气几至汩没，故惟急回其土中之阳气为主，是以先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以升发鼓荡之也。盖症现手足逆冷，恶寒饮食，岂非脾胃中阳气已衰，所当先救者乎。斯时若先进金匮肾气，则泥滞壅塞，而脾胃更困，徒滋其下陷之势而已。渐愈之后，知先生当继用金匮肾气以补土母，以导肾邪，而其病可愈。奈何蔡一之不幸，而有他往之不偶，峻厉之误投，致下鲜血甚多，遂复不起，岂非大伤脾胃之故哉。
一男子，素吐痰，遇怒其痰益甚，胸膈痞满。此肝木制脾土也，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痊。
崧疏曰：此案当用六君加升麻、柴胡治之，而何以不用耶？岂以遇怒则痰益甚，为肝气亢逆于上，故不宜升提乎。大抵如前卢抑斋、朴村庵二案，一曰木乘土，一曰木克土。皆土受木邪，而木已陷于土中，故用升麻、柴胡，从土中升出木气，而土斯安。兹案乃曰：木制土，制者，受其节制而已，其木尚未陷入土中，故只补其脾，运其气，则不受其制矣，不必升提也。
一妇人，素郁结，胸①[注：《明医杂著》作“胃”。]膈不宽，吐痰如胶，用加味归脾汤乃痊。
崧疏曰：吐痰如胶，世皆谓之火痰、老痰、顽痰，虽或有知其虚者，亦必先用清消之品而后补之。不知多成于素郁结之人，为郁火熏炼其津液所致也。夫郁结者，多思虑也，多思虑则心脾必伤，而况素郁结者，其心脾之伤也可知。虽吐痰如胶，只补其心脾而已。清消之品，吾知其不胜任矣，故用归脾汤以补之。然郁结者，必有郁火，而况吐痰如胶，其火必盛，故用加味归脾汤兼清之，补其虚，清其火，而痰自消矣，不必治痰也。然如胶之痰更有阴虚火旺而成者，脾火盛而成者，阳明火亢而成者，肺胃火燥而成者，种种别治，要非一涂取之也。
一妇人，吐痰头晕，带下青黄。用四七汤送白丸子，小柴胡加白术、茯苓，治之而愈。
崧疏曰：妇人带下之症，大半属脾胃之湿痰，况此案症见吐痰乎，至于带下而色青黄，是肝木侮脾土所致，故复见头晕，头晕肝木症也，亦脾虚也。吾意此妇必素多抑郁，故肝木之气常不伸，脾土之气常不运，木土交结，酿成斯症。此虚中有实者也，故先用四七、白丸以理气消痰，继用小柴胡、四君以舒肝补脾也，若虚而不实，四七、白丸未可浪投。予谓妇人每多带下、头晕二症，虽未必皆有青黄之色、吐痰之验，然大都皆肝脾痰气郁滞使然，四七、白丸或不可浪投，而小柴胡加白术、茯苓未可不尽人而用之也。
一妇人，元气素弱，痰气时作，或咽间不利，或胸痞等症。余以为郁结伤脾，用加味归脾汤治之而愈。后遇恚怒，前症仍作，惑于众言，以为痰饮，妄用祛痰之剂，吐泻数次，变诸异症，口禁不醒。余以为脾胃复伤，日用六君子一剂，米饮浓煎，常服匙许，至四日渐进粥食，乃服前药，间以归脾汤。喜其善调养，两月余诸症悉愈。
崧疏曰：元气素弱则其脾胃素虚可知，痰气胸痞皆脾胃气虚之明验。归脾汤加味者，虽为治郁结之症，而实大补脾胃气血之方也。至于恚怒仍作，妄用祛痰之剂，能不复伤其脾胃乎？夫恚怒则土已受木之所克，而祛痰则土更受药之所伤，宜其吐泻而口禁不醒之变也。吐泻是脾胃受伤之症，不言可知。即口禁不醒，亦属脾之大络统于舌本，脾虚则舌本失其统系，故为之口禁。脾为元气之本，脾虚则元气不能运行，故为之不醒，是以先进六君单走气分，善能醒脾之品醒之。而最妙之法，米饮浓煎，常服匙许，不特脾胃暴虚者不胜药饵之味，亦使有以接其谷气。至四日之后，脾胃渐开，谷气渐进，然后大进前药。仍间以归脾者，不忘乎本症也。凡有脾胃气伤者，呕吐不纳饮食药饵者，悉宜仿此米饮浓煎，常服匙许之法。
肝肾亏损血燥结核等症
一妇人，经事不调，肝胆经分结核，如榛如豆，不计其数，肉色不变，大按方痛。或投化痰消毒之药，不按自痛，发热作渴，日晡益甚。余谓属肝火之症，用养血、解郁、清肝之药，百余剂诸症已退，惟项核未消，更以当归龙会①[注：《明医杂著》作“荟”]丸数服，及四物、柴胡、山栀而愈。
崧疏曰：妇人经事不调，大概属肝胆火郁者为多，而结核见于肝胆经分，其为肝胆火郁也奚疑。至于发热作渴，日晡益甚，虽因误投化痰消毒所致，然未始非肝胆火郁之剧症。夫肝主血海，火郁则血枯矣，血枯则发热，血枯则作渴，血枯则至日晡阴分而益甚，自然之势也。治之以养血、解郁、清肝之药，惟加味逍遥散为能尽之，而四物加柴胡、山栀，亦逍遥意也。或曰：何以不用六味、补中治之？曰：此以胆肝郁火为主，故不宜六味之窒塞，并不宜补中之益气也。
一妇人，耳前后结核，耳后微肿，寒热，口苦。用小柴胡汤加山栀、桔梗、川芎，四剂而愈。后因恚怒，耳前后、头两角俱痛，发热憎寒，以小柴胡、山栀、川芎、桔梗、羌活而愈。详见《外科枢要》
崧疏曰：此案亦当用逍遥散治之，何以用小柴胡气分之药乎？是必少阳经火邪独旺，而血未虚也。且后因恚怒，其症复在少阳经部分，是怒气不伤于厥阴肝经而伤于少阳胆经也，故仍用小柴胡，所加之味与前相同。更加羌活者，以发热憎寒为有太阳经外感之邪兼之耳。盖恶寒发热是少阳经症，发热憎寒是太阳经症也。然予谓小柴胡汤一方不特为少阳经主方，即厥阴亦未尝不入，故立斋常以之治怒动肝火，但入厥阴气分，不入厥阴血分耳。故予谓耳前后及头两角虽是少阳经部分，未始非厥阴经部分也。
脾胃亏损暑湿所伤等症
文选①[注：明代吏部有文选清吏司，此指在其中任职者。]姚海山，中暑②[注：《明医杂著》作“仲夏”，连下读。]，头痛发热，气高而喘，肢体倦怠，两手麻木。余谓热伤元气，用人参益气汤顿安，又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子而痊。
崧疏曰：世人见有头痛发热，不问冬夏悉用表散，而不知中暑者多伤元气，元气既伤而复表散，能不亡阳乎？即有知其为暑者，亦必用清暑之药如香茹饮之类，不知元气既伤只补其元气而暑邪自退矣。人参益气汤为热伤元气之的方，补中、生脉为夏月御暑之要药也。或曰香茹饮是夏月暑症之表药，而此案头痛发热，岂非得之避暑纳凉于深堂大厦，为阴寒所遏，正当用香茹饮以表之乎？曰：然，然不观其肢体倦怠，两手麻木，非热伤元气而何，故不用香茹饮之表药，而必用清暑益气汤之补剂也。
仪部李北川，仲夏患腹痛吐泻，两手足扪之则热，按之则冷，其脉轻诊则浮大，重按则微细。余曰：此阴寒之症也。急服附子理中汤，不应，仍服至四剂而愈。
崧疏曰：凡夏月患腹痛吐泻，所谓霍乱是也，未有不以平胃、清暑为至当，然每多内寒之症而不能辨，得此辨法，真无遁情矣。至于服药不应，即云应矣，故仍服至四剂而愈。不然服附子理中汤而不当即变症迭出矣，何能不应而已乎。
进士杨华甫，夏月食生冷果品，患腹痛。余用附子理中汤一钟，顿安。
崧疏曰：此案必能灼知其食生冷所致，然后此汤可进。
脾肺肾亏损小便自遗淋涩等症
刘大参，年逾六旬，形气衰弱，小便不禁或频数，内热口干，或咳痰喘晕。余以为肺肾气虚，用六味丸、益气汤以滋化源。彼不信，反服补阴、降火、涩精之剂，阴窍作痛，或小便不利。仍服前药，不两月而愈。
崧疏曰：此案小便不禁或频数，及咳痰喘，是肺金病也；内热口干及晕，是肾水病也，故曰肺肾气虚。然肺病则脾必病矣，而独不言脾者何也？盖不见有饮食少进，大便泄泻，肢体倦怠等症，故遗脾而独曰肺肾也。然即脾病，其所用药亦不出此耳。予尝论小便诸症，世人治法，每以实者通之，虚者涩之而已，不知病必有源，其源在于脏腑，舍脏腑之源而不求，乃笼统以通涩为事，未见其可也。夫小便为膀胱之所司，而膀胱属寒水之腑，故小便诸症，其虚其实，皆责于水道之通塞。不知肺为水源，肺气不降则水道固自有病，而肺气不升则水道之为病更多也。肾为水主，肾气有邪则水道固自有病，而肾气有亏则水道之为病更多也。此六味丸、益气汤所以为滋化源之品，而于小便诸症更亲切于他症也。不观夫服补阴、降火、涩精之剂，而反阴窍作痛、小便不利者，是降之、涩之适所以增剧乎。
商主客，素膏粱，小便赤数，口干作渴，吐痰稠粘，右寸关数而有力。此脾肺积热遗于膀胱，用黄芩清肺饮调理脾肺，用滋肾、六味二丸滋补肾水而愈。
崧疏曰：此案云素膏粱，而脉又见右寸关洪数有力，其属脾肺之积热也何疑？然脾肺之所以积热也，亦由肾水之不足故耳。况膏粱之人何能远房帏之乐哉，此所以用滋肾、六味善其后也。读此案方见实热之症亦必求肺肾之源而清之，不求诸水道也，而况症之属虚者乎。
脾肺肾亏损虚劳怯弱等症
府痒王以道，元气素弱，遇岁考积劳致疾。至冬，其病盛作，大热，泪出随凝，目赤面黯，扬手露胸，气息沉沉几绝，脉洪大鼓指，按之如无，舌干扪之如刺。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也，遂先服十全大补汤。余曰：既服此汤，其脉当收敛为善。少顷熟睡，觉而恶寒增衣，脉顿微细如丝，此真寒之象也。余以人参一两，熟附三钱，水煎顿服而安。夜间脉复脱，余以人参二两，熟附五钱，仍愈。后以大剂参、术、归身、炙草等药而安。
崧疏曰：此案似肾寒火泛之候，八味、七味为宜，然而云元气素弱，又云积劳致疾，又云气息沉沉几绝，是元气更急于肾阴矣，故以十全大补进之。至虚火一息，元气复随火而欲脱，此时非大剂参、附连进，何以追复，即十全之气血两补无益矣，此从阴从阳、从气从血、先后缓急之大关键也。或曰：既知元气欲脱，何不尽用大剂参、附以挽之，而必先进十全两补之品，何也？曰：此案虽知其元气欲脱，然在初时，阴气亦欲绝矣，只有孤阳在外，若不同补其阴则阳无所附，而孤阳更亢，欲收复此孤阳以归根，何可得耶。其后纯现阳微症则纯补其阳而已，若杂用阴药，则凝滞而不能骤充其阳气，故不用也。观夫愈后调补，亦只用参、术、炙草补气之品为主，即带有血药，不过用当归之辛温者而已，初不用地黄之沉滞，其意可见。
脾肺肾亏损遗精白浊吐血便血等症
一男子，年逾二十，斫丧太早，梦遗精滑，睡中盗汗，唾痰见血，足热痿软。服黄柏、知母之类，余曰：此阳虚而阴弱也，当滋其化源。不信，恪服之，前症益甚，其头渐大，囟门渐开，视物渐①[注：渐：《明医杂著》作“皆”。]大，吐痰叫喊。余以如法调理，诸症渐退，头囟渐敛而安。
崧疏曰：按钱仲阳②[注：钱仲阳：即钱乙，字仲阳，宋代医家，著有《小儿药证直诀》等。]云：小儿解颅或久不合者，因肾气有亏，脑髓不足之故。立斋治一小儿，年十四，解颅，自觉头大，视物昏大，畏日羞明。用六味加鹿茸，及补中加山药、山萸，半载愈，二载而囟合。既婚之后，前症复发，足心如炙，日服前二剂，三载而愈。后入房两腿痿软，又服前丸而愈③[注：小儿……而愈：语本《保婴撮要》卷四。]。此案云如法调理，当亦犹是也。
一男子，咳嗽吐血，热渴痰盛，盗汗遗精。用地黄丸料加麦冬、五味治之而愈。后因劳怒，忽吐紫血块，用花蕊石散，又用独参汤渐愈。后劳则咳嗽吐血一二口，脾肺肾三脉皆洪数，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丸而全愈。
崧疏曰：如此案之症，先生每先用补中兼用六味治之，何以此案只用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肺肾相生之剂，而独遗脾气耶？是必阴虚燥热症耳。故无饮食少思、肢体倦怠等症可据，所以不必补脾也。至劳怒之后，则脾亦虚矣。然瘀血不可不消，故先用花蕊，继用独参，两法皆在“忽”字上消息之。盖忽则有暴伤、暴脱之患，故用独参汤以急补其气也。至于肾脉洪数，允宜六味补阴。而脾肺脉洪数，则未有不谓气分有火，执定肺热还伤肺之说，补中益气孰敢用乎。不知洪数，正是正不足而邪有余，非补正何以退邪哉。
脾肺肾亏损大便秘结等症
进士张禹功，饮食停滞，胸满吐痰。或用药导之，痰涎上涌，眩晕，热渴，大便秘结，喜冷饮食，手足发热。余谓：肾水虚弱，津液难降，败液为痰，用六味丸而痊。
崧疏曰：此案无不视为实火所致，然因导之而变其为虚也宜矣。导之则伤肾，故现肾虚症。然肾虚而致败液为痰，宜大便泄泻矣，而反秘结何也？盖肾虚则火旺，火旺则败液之痰随火上升，故曰津液难降。津液既已难降，则败而为痰者势必上涌，且作眩晕，其大便焉得不秘结乎。六味丸能驱肾虚之痰者，是水足火息而痰自澄也，痰既澄则津液自降，大便自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