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肾亏损小便不利肚腹膨胀等症

脾肾亏损小便不利肚腹膨胀等症

大尹刘天锡，内有湿热，大便滑利，小便涩浊①[注：《内科摘要》作“滞”]。服淡渗之剂，愈加滴沥，小腹腿膝皆肿，两眼胀痛。此肾虚热在下焦，淡渗导损阳气，阴无以化，遂用地黄、滋肾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兼服而愈。

崧疏曰：大便滑利，小便涩浊，而因于湿热者，以常法论，淡渗所宜也。而不知此案湿热之由来，已成于肾阳之不能化，脾气之不能运，淡渗之品愈趋愈下矣。先生虽不言脾气之虚，而所变之症，皆脾气不升，湿热下流之验。斯时以小便为急，化气为要，故先以六味合滋肾丸，补其肾而化其气，而小便如故矣。更以补中益气合生脉散，升其脾而滋其原，而诸症自愈也。虽不治湿热，而治湿热之所由来耳。

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胀，饮食少思。服二陈、枳实之类，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咳痰腹胀。用淡渗破气之剂，手足俱冷，此足三阴虚寒之症也，用金匮肾气丸，不月而康。

崧疏曰：此案先因肚腹膨胀，即继云饮食少思，其为脾虚也可知。服削伐之品，而致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咳痰腹胀，则脾更虚而肾亦虚矣。更加淡渗破气之剂，则元阳有不导损乎。此手足俱冷之候，自属三阴虚寒也可知，如此之症，方可用金匮肾气丸。今一见肿胀而小便短少者，不问虚实，不问寒热，即以此方投之，自以名家治法居之，可笑也夫。

州同刘禹功，素不慎起居七情，以致饮食不甘，胸膈不利。用消导顺气，肚腹痞闷，吐痰气逆；用化痰降火，食少泄泻，小腹作胀；用分利降火，小便涩滞，气喘痰涌；服清气化痰丸，小便愈滞，大便愈泻，肚腹胀大，肚脐突出，不能寝卧，六脉微细，左寸虚甚，右寸短促，此命门火衰，脾肾虚寒之危症也。

先用金匮加减肾气丸料，内桂、附各一钱五分，二剂，下瘀秽甚多。又以补中益气送二神丸，二剂诸症悉退五六。又用前药数剂，并附子之类，贴腰脐及涌泉穴，寸脉渐复而安。后因怒腹闷，惑于人言，服沉香化气丸，大便下血，诸症悉至。余曰：此阴络伤也。辞不治，果殁。

崧疏曰：凡病起于不慎起居、七情，此虚之本也，加以饮食少进，大便泄泻，此虚之成也。纵有他症，同归于虚矣，况六脉微细乎。至论左寸虚甚，心火不足也，右寸短促，肺气不足也。而先生乃曰命门火衰、脾肾虚寒者，何也？岂以现症皆属脾肾而非心肺乎？不知心火之不足，由于肾水之寒，有所克也；肺气之不足，由于脾土之虚，无所生也。壮肾水以生心火，补脾土以生肺金，此先后天相生及母子相生之道也。至于服金匮肾气，而下瘀秽甚多，此时治者每致疑于不可补。不知瘀秽从攻伐而下者或谓实症，从温补而下者正是虚症也。前盖因虚而不下耳，故不顾其瘀秽，只补其元气而已，只补元气，其瘀秽有则自行，无则自止也。若夫大便下血，谓之阴络伤者在久病虚症及误服克伐所致为然耳。非一见便血即谓阴络伤，而辞以不治也。

一富商，饮食起居失宜，大便干结，常服润肠等丸。后胸腹不利，饮食不甘，口干体倦，发热吐痰。服二陈、黄连之类，前症益甚，小便滴沥，大便泄泻，腹胀少食。服五苓、瞿麦①[注：原作“藿麦”，据《内科摘要》改]之类，小便不通，体肿喘嗽，用金匮肾气丸、补中益气汤而愈。

崧疏曰：此案饮食起居失宜，而致大便干结，其津枯血少为多。润肠丸虽有养血之品，而克伐攻下者十居七八，宜乎虚症叠见，多属脾肾也。大概腹胀而至大便泄泻，小便不通，饮食减少者，其治法当不出二方为要。盖腹胀原属不能运化之象，而运之机则在脾肺，化之机则在命门故也，然亦因虚者立法如此。而腹胀之症尽多实热、湿热、燥热、郁热等情，未可以此法为定例也。

一儒者，失于调养，饮食难化，胸膈不利。或用行气消导药，咳嗽喘促。服行气化痰药，肚腹渐胀。服行气分利药，睡①[注：原作“临”，据《内科摘要》改。]卧不能，两足浮肿，小便不利，大便不实，脉浮大，按之微细，两寸皆短。此脾肾亏损，朝用补中益气加姜附，夕用金匮肾气加骨脂、肉果，各数剂，诸症渐愈。再佐以八味丸，两月乃能步履，却服补中、八味，半载而康。

崧疏曰：此案因失于调养，而致饮食难化，胸膈不利，其脾肺之气已虚矣。用行气消导药而所变之症，肺气更虚也。服行气化痰药而所变之症，脾气更虚也。服行气分利药而所变之症，脾肺之气下陷而不能运，因而命门之火衰弱而不能化也。脉象已现上不足，而下真寒矣。故补中之不足又加以干姜、附子，金匮之不足又加以故纸、肉果，皆因脉之微、细、短三字主见也，亦犹前刘禹功之微细短，而用金匮重桂、附，补中送二神之意也。虽服法稍异，而大段则同。

一男子，素不善调摄，唾痰口干，饮食不美。服化痰行气之剂，胸满腹膨，痰涎愈盛。服导痰理脾之剂，肚腹膨胀，二便不利。服分气利水之剂，腹大胁痛，睡卧不得。服破血消导之剂，两足皆肿，脉浮大不及于寸口。朝用金匮加减肾气丸，夕用补中益气汤煎送前丸，月余诸症渐退，饮食渐进。再用八味丸、补中汤，月余自能转侧，又两月而能步履，却服大补汤、还少丹，又半载而康。后稍失调理，其腹仍胀，服前药即愈。

崧疏曰：此案与前诸案，蹊径大约相同，独脉浮大不及于寸口者。寸口为肺，肺为百脉宗，故百脉朝宗于寸口。今浮大之脉而不及于寸口，其元气之虚可知。元气虽在肺经，而其根则在于脾，并不在脾，而在于肾。故脉之不及于寸口，是脾肾之元气虚，而不能及于肺也。治之之法，不重于肺而重于脾，不重于脾而重于肾。是以先朝用金匮肾气以补其肾气，即夕用补中益气，亦必煎送前丸。诚知元气之根在于脾，而更重于肾也。试观能步履之后，仍用大补汤、还少丹而康，皆生根于脾肾之品非乎。

一男子，患前症，余为壮火补土，渐愈。彼欲速，服攻积之剂，下血甚多。余诊之曰：此阴络伤，故血内溢，非所宜也。后果殁。

崧疏曰：用药之法，其攻补寒热，前后当不甚相远。如前用温补之剂而相安者，后不可骤改寒凉攻伐之品。盖相安即相投也，而况用之得渐愈者乎？惟前用寻常无力量药品，其病虽觉相安，然久而不见其渐愈，此病情未得，自当改用攻补寒热之所宜，大剂重量以期必中肯綮，是为独出手眼，以探病情之隐匿。未有如此案，既用壮火补土之大剂重量，已非寻常无力量之药品，不特相安，而且渐愈矣，何以据改用攻积之剂，以至不可救者。愚矣。

一男子，胸膈痞闷，专服破气之药。余曰：此血虚病也，血生于脾土，若服前药，脾气弱而血愈虚矣。不信，又用内伤之药，反吐血。余曰：此阳络伤也。后果然。

崧疏曰：吐血、下血之症颇多，岂尽属络伤而必死乎？此盖论误服攻积耗气之药以伤之，故必死耳，非所论于吐血、下血之症也。夫误服攻积之药则伤脾阴，而见下血者是为阴络伤。误服耗气之药则伤脾气，而见吐血者是为阳络伤。二者皆死症也。亦有吐血、下血成盆成桶，形厚而色鲜者，补之不止，虽非误服药饵所致，亦属络伤，不能救疗。

大方家世①[注：《内科摘要》作“世家”。]湖乡，离群索居，山妻赵氏，忽婴痰热。治者多以寒凉，偶得小愈。三四年余，屡进屡退，于是元气消烁。庚子夏，遍身浮肿，手足麻冷，日夜咳嗽，烦躁引饮，小水不利，大肉尽去，势将危殆。幸遇先生诊之，脉洪大而无伦，按之如无，此虚热无火，法当壮火之源以生脾土，与金匮肾气丸料，服之顿觉小水溃决如泉。俾日服前丸，及大补之药，二十余剂而愈，三四年间平康无恙。迄今甲辰仲春，悲哀动中，前症复作，体如焚燎，口肉尽腐，胸腹肿满，食不下咽者四日。夫妇相顾，束手待毙而已。又承先生视之，投以八味丸，二服，神思清爽。服金匮肾气丸料加参、芪、归、术，未竟夕而胸次渐舒，陟然②[注：很快。]思食，不三日而病去五六矣，嗣后日用前二丸间服，逾月而起。至秋初，复患痢，又服金匮肾气丸料加参、芪、归、术、黄连、吴茱、木香，痢遂止。但觉后重，又用补中益气加黄连、吴茱萸、木香、五味，数剂而全愈。大方自分寒素，命亦蹇剥①[注：时运不济。典出《周易·蹇卦》]。山妻抱病沉痼，本难调摄，苟非先生援救，填壑久矣云云。吴门晚学生沈大方履文再拜，顿首谨书。

崧疏曰：此案固知其虚矣，然未始非虚而有火也，至于脉之现象，则显然无火症矣。壮火生土，八味丸足以任之，因遍身浮肿，而小便不利，故用金匮肾气丸耳。四年之后，偶悲哀动中，而前症复作，则更伤脾肺之气血矣。似宜即进参、芪、归、术，然如焚如燎之势正盛，宁不助其焚燎于上而不下乎，故先进八味以归其焚燎之火，然后加车前、牛膝以治肿满，并加参、芪、归、术以补其脾肺。法无渗漏，次序循然可法也。更可法者，至秋患痢，业已时移病变矣，仍用前药，其顾本之针线为何如哉。且能照本病，加黄连、木香于肉桂、附子之内，标本相得，法更可嘉。至因后重，即易补中，此又见其转变之灵妙，为升降要法。加香、连原于痢也，加五味顾其根也。读此可得用药之法，拈来便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