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亏损疟疾寒热等症

脾胃亏损疟疾寒热等症

冬官①[注：工部官员]朱省庵，停食感寒而患疟。自用清脾截疟二药，食后腹胀，时或作痛。服二陈、黄连、枳实之类，小腹重坠，腿足浮肿。加白术、山楂，吐食未化。谓余曰：何也？余曰：食后胀痛，乃脾虚不能克化也；小腹重坠，乃脾虚不能升举也；腿足浮肿，乃脾虚不能运行也；吐食不消，乃脾胃虚寒无火也。

治以补中益气汤加吴茱、炮姜、木香、肉桂，一剂诸症顿退，饮食顿加，不数剂而痊。大凡停食之症，宜用六君、枳实、厚朴；若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汤；若内伤外感，用藿香正气散；若内伤多而外感少，用人参养胃汤；若劳伤元气兼外感，用补中益气加川芎；若劳伤元气兼停食，补中益气加神曲、陈皮；若气恼兼食，用六君加香附、山栀；若咽酸或食后口酸，当节饮食；病作时大热躁渴，以姜汤乘热饮之，此截疟之良法也。每见发时饮啖生冷物者病或少愈，多致脾虚胃损，往往不治。大抵内伤饮食者必恶食，外感风寒者不恶食。审系劳伤元气，虽有百症，但用补中益气汤，其病自愈。其属外感者主以补养，佐以解散，其邪自退。若外邪既退，即补中益气以实其表；若邪去而不实其表，或过用发表亏损脾胃，皆致绵延难治。凡此不问阴阳日夜所发，皆宜补中益气，此不截之截也。夫人以脾胃为主，未有脾胃实而患疟痢者。若专主发表攻里、降火导痰，是治其末而忘其本。前所云乃疟之大略，如不应，当分六经表里而治之，说见各方。

崧疏曰：此案因停食感寒而患疟，则其病在脾胃也可知；因自用清脾截疟之药而变症甚剧，则其病在脾胃之虚寒也可知。虽不言脉而症则无疑，先生明疏病情，嘉惠后学多矣。至于大凡已下所论，皆以脾胃虚者言之，非所以概于诸疟也。予谓疟疾一症，虽本于脾胃虚者为多，盖脾主信①[注：《说文解字》徐注“脾主信藏志，信生于土”。另有五行五德说，认为“肝主仁，心主礼，脾主信，肺主义，肾主智”。]，而寒热则属肝胆，是以每多木乘土症。然本于肾虚者更多，肾主闭藏，不能闭藏，则邪气易入而深藏之，久而发为寒热，是水不能生木也。虽然，

疟症必有外邪，如风、寒、暑、湿之气夹杂而生，故宜先分六经表里而治之。虽云六经表里，大概多在少阳、阳明半表半里之间，是以治法不离乎小柴胡加减和解之方。不应，然后从虚治，如脾胃虚者以补中益气汤加减为主，如肾虚者以六味加减为主，虚而寒者悉加温热之品。若先生所云先以补虚为主，如不应当分六经表里而治之，未免倒置矣。

大尹曹时明，患疟寒热。用止截之剂，反发热恶寒，饮食少思，神思甚倦，其脉或浮洪或微细。此阳气虚寒，余用补中益气内参、芪、归、术各加三钱，甘草一钱五分，加炮姜、附子各一钱，一剂而寒热止，数剂而元气复。

崧疏曰：此案用止截之剂，而变症百出，症既属虚，脉更无主，宜乎温补见功。然亦有误用止截而邪气闭塞者，法当疏表散邪、清内通塞为主。然必无如是症，如是脉也，常见脉之隐现不定，旦夕更象，时大时小，或强或弱者，初无定见。要知此皆阳气虚寒，神无主宰之故，不论何症，总宜温补而已。

一儒者，秋患寒热，至春未愈，胸痞腹胀。余用人参二两，生姜二两煨熟，煎顿服，寒热即止。更以调中益气加半夏、茯苓、炮姜数剂，元气顿复。后任县尹①[注：明代知县的别称]，每饮食劳倦疾作，服前药即愈。大凡久疟乃属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涎不食，泄泻腹痛，手足逆冷，寒战如栗。若误投以清脾、截疟二饮，多致不起。

崧疏曰：人参、煨姜各二两，此方原治夫胃家阳气虚寒症，然非大虚而病久者不可用，其煨姜多至二两，颇能戟喉。若有是症，何不用补中益气加煨姜数片，或六君子加升、柴、煨姜缓以图之，未始不可也。此案能用之者，以其病自秋至春之久故耳，久而尚觉胸痞腹胀，自是脾胃气虚不运之故。然久而不愈，未免有痰湿凝滞于中宫。古人云：无痰不成疟。又云：疟久不愈，内必有根。痰湿者，非疟之根乎？故不用补中而用调中，且加以半夏、茯苓、炮姜者，是有痰湿之根者宜之也。至于大凡久疟以下所论，则纯以脾胃虚者言耳，是论久疟，非论调中。若所谓阴火下流者，盖阴火是脾火，脾属太阴阴故也。下流是下脱，惟下脱故现诸虚寒症，是当用大温大补之剂。或宜升，或不宜升，须在相机而用，故不载当用何方，只云不可误投清脾、截疟耳。

一上舍，每至夏秋，非停食作泻，必疟痢霍乱，遇劳吐痰，头眩体倦，发热恶寒。用四物、二陈、芩、连、枳实、山栀之类，患疟服止截之药，前症益甚，时或遍身如芒刺然。余以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内参、芪各用三钱，归、术各二钱，十余剂少愈，若间断其药，诸病仍至，连服三十余剂全愈。又服还少丹半载，形体充实。

崧疏曰：此案病在脾胃气虚，而有湿热之积气者也。大凡病之必至是时而发者，皆属脾经气血虚而有积气隐伏于内，盖脾属土而主信，故不爽其期。积气隐伏于内，如草根之隐伏于土中，至春必发，若无根在内，则何发之有。故治应期而发之症，当随其症而补之，兼消积气之品，以潜消默夺之。此案每至夏秋，正长夏湿土司令之时，非停食作泻，必疟痢霍乱，是皆病在脾胃，而有湿热之积气故也。至于遇劳吐痰、头眩诸症者则脾胃之气虚为多，故宜于补气，不宜于补血，宜于温升，不宜于寒攻，是以用四物等类及止疟之药而致前症益甚也。若所谓遍身如芒刺然者，此是肺气大虚，不能外卫其皮毛之故。盖土虚则金亦虚，内虚则外亦虚也，故以补中益气，培用补气之品以大补之。然以其应期而发，必有积气，故加茯苓、半夏以消之。如此大补，服至三十余剂而后全愈，其虚可知，虚则当补其母，故复用还少丹。

一妇人，疟久不愈，发后口干倦甚。用七味白术散加麦冬、五味作大剂，煎与恣饮，再发稍可，乃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十余剂而愈。凡截疟，余常以参、术各一两，生姜四两煨熟，煎服即止，或以大剂补中益气加煨姜尤效，生姜①[注：《内科摘要》此下有“一味”二字。]亦效。

崧疏曰：此案胃虚而津液不能上潮于肺之症也。夫口干倦甚，疟所必然，但在正发时则有虚而或亦有实，若在发后则有虚而未尝有实矣。何也？盖正发时而然者，或有邪气劫其津液而口干，邪气胜其元气而倦甚，则补养之中当兼散邪。今以发后而然，则邪气已退而独元气不敷矣，故惟补养而已。然发后暂时而然者未必是虚，暴疟之后，势所必然。若整日连夜而然者，必定是虚矣。若夫七味白术散一方，原治泻而口干，属中气亏损、津液短少之症。今移治疟后口干，足征运用之妙。盖疟与泻虽不同，而中气亏损，津液短少则同也，加以麦、味，又见加减之妙，盖泻自不可兼有用清润，而疟又不可独行温燥也。及再发稍可，仍用补中加味者，疟疾之根自当消散，而脾经之气自当温升也。是知前剂所以治标，后剂所以治本耳。至于所云截疟之法，亦当因症而施，未可为必然之例。凡疟之来，岂无风寒暑湿之分，气血阴阳之异乎？惟元气虚，而寒邪伏之者为宜。

东洞庭马志卿，疟后形体骨立，发热恶寒，食少体倦。用补中益气内参、芪、归、术各加三钱，甘草一钱五分，炮姜二钱，一剂而寒热止，数剂而元气复。

崧疏曰：此案之宜大补也，人皆知之，而况得之疟后乎？然以形体骨立，是形与精皆不足也。形不足者，当补之以气，精不足者，则当补之以味。味者补阴之品也，补中益气独能补脾胃之气，而不能补肝肾之阴，先生何以独用之乎？盖因食少体倦故耳，凡病至食少体倦，则脾胃之气已虚，脾胃气虚则阴药不可骤用，以泥滞之性有碍于食少之人也。故先生每于食少体倦四字为补气补血之标准，宜知此意。

一妇人，久患寒热。服清脾饮之类，胸膈饱胀，饮食减少。余用调中益气加茯苓、半夏、炮姜各一钱，二剂而痊。

崧疏曰：此案久患寒热，知非疟疾可比。何至服疟疾之药反得胸膈饱胀、饮食减少者，是脾胃之气为药所伤耳。夫久患寒热，亦是妇人之常病，其气血未必大损。且有抑郁停滞者，每多此症，故先生只用调中益气汤二剂而愈。不然，饮食减少之症，若属于脾胃元气亏损者，何能速愈至此耶？要知此饮食减少，在服清脾饮之后，不在患寒热之时则未服清脾饮前，其饮食未尝减少可知，故不用补中益气汤。

一妇人，劳役停食患疟。或用消导止截，饮食少思，体瘦腹胀。余以补中益气倍用参、芪、归、术、甘草，加茯苓、半夏各一钱五分，炮姜五钱，一剂顿安。又以前药炮姜用一钱，不数剂元气复而全愈。

崧疏曰：此案当以劳役二字为主，夫人既劳役，则其脾胃之气已虚矣。停食患疟，虽为邪气有余，然本实先拨，何可不顾耶。细详此案与前案，同是误服药饵，以致食少腹胀之症，用药亦颇相同。而此案温补之势更数倍于前案，要知亦以劳役二字为病之本耳，治病之工可不审病人之劳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