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元气亏损内伤外感等症
车驾①[注：明代兵部有车驾司，此指在车驾司任职者。]王用之，卒中昏愦，口眼㖞斜，痰气上涌，咽喉有声，六脉沉伏。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若遗尿手撒，口开鼾睡，为不治，用前药亦有得生者。夫前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药，有斩关夺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驱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足以取败矣。观先哲用芪附、参附等汤，其义可见。
崧疏曰：人参三生饮，治脱症之方也，此案未见其脱，何以用之？必脉之沉伏而且无力者宜也，若沉伏而有力不可用也。然此病未至于脱而即用之者，是病未至而药先至，故曰煎服即苏。“即苏”云者，必定之词也。若至于遗尿等不治现症，即用之不过曰，亦有得生者。“亦有”云者，希望之词也，未可必矣。至若所云风邪所乘者，此案原无外感之症，而此饮亦非散表之方，何也？意盖谓人皆以此症为风。即使风也，亦真气虚而风邪所乘也，所用之药不用治风邪而专治寒痰，即用治寒痰而倍补真气。噫！于此见有无风邪、无寒痰者，三生饮又不可浪投也。故复以参附、芪附等载之于后，此正无风邪并无寒痰之方耳。
州判②[注：知州的佐官。]蒋大用，形体魁伟，中满吐痰，劳则头晕，所服皆清痰理气。余曰：中满者，脾气亏损也；痰盛者，脾气不能运也；头晕者，脾气不能升也；指麻者，脾气不能周也。遂以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以补脾土，用八味地黄以补土母而愈。后惑于《乾坤生意方》①[注：即《乾坤生意》，综合性医书，二卷，明代朱权撰，述用药大略、运气、治法等。]云凡人手指麻软，三年后有中风之疾，可服搜风、天麻二丸以预防之，乃朝饵暮服，以致大便不禁，饮食不进而殁。愚谓预防之理，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韩幕可也。若服前丸以预防，适所以招风取中也。
崧疏曰：形体魁伟者，其中多虚，不任于劳者，其气多弱，何以复进清痰理气以重伤之乎？夫中满吐痰头晕诸症，未始不可治以清痰理气也，而独不问劳则云云乎？盖劳则伤脾，亦复伤肾，此补中、八味并用也。至于八味之用，虽有虚则补母之法，然亦有可用、不可用之分，土虚而水中无火者可用，土虚而水中有火者不可用也。此案虽不见有无火症，而或有无火脉为可据乎。若然，则痰盛者，是为水泛之痰，头晕者，是为无根之火也。若夫手指麻软之当预防中风者，盖风淫末疾之意，独不知手指属于脾而麻软属于气虚不能充斥乎？搜风、天麻，亦为北方风气刚劲者设耳，大江以南，非所宜也。但能使中土元气日生，不必防风，而风自无从中矣。
一男子，卒中，口眼㖞斜，不能言语，遇风寒四肢拘急，脉浮而紧。此手足阳明经虚，风寒所乘。用秦艽升麻汤治之，稍愈，乃以补中益气汤加山栀而痊。若舌喑不能言，足痿不能行，属肾气虚弱，名曰痱症，宜用地黄饮子治之。然此症皆由将息失宜，肾水不足，而心火暴盛，痰滞于胸也。轻者自苏，重者或死。
崧疏曰：口眼㖞斜，非即前王用之之症乎？不能言语，非即后舌喑不能言之症乎？而治法天渊，何以言之？要之察病之机固在脉，又在于兼见之症。所云浮而紧者，非风寒之脉乎？遇风寒四肢拘急者，非风寒之症乎？故先之以秦艽升麻汤，发散之剂也，而后知前之口眼㖞斜之属真气虚者，在昏愦而脉沉伏也，后之舌喑不能言之属肾气虚弱者，在足痿不能行也。而后知前之所云风邪者，假设之词也。后之所云痱症者，推类之文也，亦复何疑哉？然而以此脉症而论，是属足太阳也，不知口眼㖞斜已属之手足阳明矣。且遇风寒不曰拘急，而曰四肢拘急，四肢岂非脾主之乎？四肢拘急，岂非脾气虚为之乎？以是知此症之风寒原乘经虚而入，故即继以补中益气，盖经虚及脏腑之虚，补脏腑即所以补经也。
一男子，体肥善饮，舌本硬强，语言不清，口眼㖞斜，痰气涌盛，肢体不遂。余以为脾虚湿热，用六君加煨葛根、山栀、神曲而痊。
崧疏曰：此案惟体肥善饮四字，遂断以脾虚湿热治之，所用之药，初无一味及于舌本硬强等诸症，而诸症自愈，故知治病必求其本，为千古妙法。夫酒属湿热之物，而湿热每积于脾。脾与胃为脏腑，积于脾必及于胃，胃属阳明，阳明经交唇口左右，故亦有口眼㖞斜之症，而其本则在于湿热不在于风，在于胃不在于经，在于脾不在于胃，一以贯之，则在于脾经湿热也。而湿热之气非虚不积，故直曰脾虚湿热，此六君子之所以为主也乎。
吾师金宪①[注：对金都御史（明代都察院设金都御史，位在都御史、副都御史之下）的敬称。]高如斋，自大同回，谓余曰：吾成风病矣，两腿逸则痿软而无力，劳则作痛如针刺，脉洪数而有力。余告之曰：此肝肾阴虚火盛而致，痿软无力，真病之形，作痛如锥，邪火之象也。用壮水益肾之剂而愈。
崧疏曰：自腰以下皆属于阴，而此病只在两腿，故知其属于肝肾也。然其机在劳逸之分，盖逸则火静，故但见阴虚证，劳则火动，故又见火盛症，合而言之，阴虚火盛也明矣。至于脉之洪数有力，知其火非虚火，故曰火盛，又曰邪火。观其用药，则曰壮水益肾，盖壮水即是益肾，而又曰益肾者必有去火之品，如所谓滋肾之知柏同用者也。
大尹②[注：明代对知府之称。]刘孟春，素有痰，两臂作麻，两目流泪。服祛风化痰药，痰愈甚，臂反痛，不能伸，手指俱挛。余曰：麻属气虚，因前药而复伤肝，火盛而筋挛耳。况风自火出，当补脾肺，滋肾水，则风自息，热自退，痰自清。遂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不三月而痊。
崧疏曰：臂麻目泪，未始不是风痰所为，独服祛风化痰而病反剧，故知其为虚耳。夫祛风化痰大能伤精津血液，伤则火独盛而成燥矣，火则痰自易生，燥则筋脉枯劲，有不至痰愈盛而臂痛不伸、手指俱挛者乎？无论此症之非风，即谓之风，亦属肝木自动之风。然风不生于滋润之木，而生于枯槁之木，盖木枯槁而后有火，由是火盛而后生风，故曰风自火出，则当制之以水，是六味地黄丸所以先于补中益气汤也。先后之间，岂无缓急之法乎。
一儒者，素勤苦，恶风寒，鼻流清涕，寒禁①[注：寒噤]嚏喷。余曰：此脾肺气虚，不能实腠理。彼不信，服祛风之药，肢体麻倦，痰涎自出，殊类中风。余曰：此因风剂耗散元气，阴火乘其土位。遂以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治之而愈。
崧疏曰：恶风寒等症，是肺经偶被风寒所感之症尔，何论乎脾肺气虚耶？即云素勤苦者气恒虚。然有邪治邪，祛风之药亦何至于肢体麻倦而痰涎自出耶？噫！我知之矣，所云素者，不特素勤苦也，素恶风寒也，素鼻流清涕也，素寒禁嚏喷也，不然何以即断其脾肺气虚也？及服祛风之药而变现诸症，亦仍是脾肺气虚之剧症。故虽有阴火乘其土位之说，而用药原从脾肺气虚立方耳。五味之加，实为关键，既可以收耗散之元气，复可以降乘土之阴火，岂得以恶风寒为外感之邪，而以酸敛二字妄议之乎？
外舅②[注：古时对妻子的父亲之称。《尔雅·释亲》：“妻之父为外舅。”]，年六十余，素善饮，两臂作痛。恪服祛风治痿之药，更加麻木发热，体软痰涌，腿膝拘痛，口噤语涩，头目晕重，口角流涎，身如虫行，搔起白屑，始信。谓余曰：何也？余曰：臂麻体软，脾无用也；痰涎自出，脾不能摄也；口斜语涩，脾气伤也；头目晕重，脾气不能升也；痒起白屑，脾气不能营也。遂用补中益气加神曲、半夏、茯苓三十余剂，诸症悉退，又用参术煎膏治之而愈。
崧疏曰：此症之属脾虚固矣，然未尝不兼有湿热，盖以素善饮故也。先生虽不明言，而所加神曲、半夏、茯苓者，非此意乎？虽或因痰涎自出而设，然未始非借此通彼之法。但历指诸症，似皆属于肝肾阴虚。如臂麻体软，似脾肾阴亏也；痰涎自出，似肾虚水泛为痰也；口斜语涩，似少阴之络脉系于舌也；头目晕重，似诸风掉眩皆属于木也；痒起白屑，似诸痛痒疮皆属于火也。而况更有发热与腿膝拘痛之症，其属肝脾肾三阴虚也无疑，则四物六味之用是矣。然服祛风治痿之药，而且曰恪服者，其脾气有不日削月割乎？此先生察病之妙，所以过出其常流也。
秀才刘允功，形体魁伟，不慎酒色，因劳怒头晕仆地，痰涎上涌，手足麻痹，口干引饮，六脉洪数而虚。余以为肾经亏损，亏损则不能纳气归源而头晕，不能摄水归源而为痰，阳气虚热而麻痹，虚火上炎而作渴。用补中益气合六味丸料治之而愈。其后或劳役或入房，其病即作，用前药随愈。
崧疏曰：此案之属肾经亏损云云者，举皆知之矣。独用六味丸是矣，而何合用补中益气耶？盖不能纳气归源，宜降以补阴也；不能摄水归源，宜降以补阴也；阳气虚热，宜降以补阴也；虚火上炎，宜降以补阴也。种种而论，岂非宜降不宜升，宜补阴不宜补气乎？要知病因于劳怒，则劳者脾必受伤，怒则木必克土，而况手足麻痹，毕竟属脾气亏损者为多。若只补肾而遗其脾，则脾气因补肾而趋于下陷，宁无变乎？然既不可独降补其阴，而何可独升补其气？故用补中益气合六味同进，则升降相辅，阴阳相依。此用药之极于微妙，在今人反以为杂乱无章法也。噫！悲夫！
宪幕顾斐斋①[注：明代指知府以上官员的幕僚。]，饮食起居失宜，左半身并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涌。王竹西用参芪大补之剂，汗止而神思渐清，颇能步履。后不守禁，左腿自膝至足肿胀甚大，重坠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肾脉洪大而数，重按则软涩。余朝用补中益气汤加黄柏、知母、麦冬、五味，煎送地黄丸，晚用地黄丸料加黄柏、知母数剂，诸症悉退。但自弛禁，不能全愈耳。
崧疏曰：夫足胫肿胀重坠者，因于脾气下陷者有之，因于湿痰下流者有之，因于湿热下陷者有之。此案以肝脾肾脉洪大而数，热也，重按软涩，湿也，其为湿热下陷于三阴经分明矣。又曰痛不能忍，则不特为湿热，而且为湿火矣，湿火宜利小便而清之。然因初症之饮食起居失宜，用参芪大补之剂未远也。则脾气固已素虚，湿火下陷，而脾气亦下陷，故用补中益气加黄柏、知母等，一升一降，一补一清，则脾气自完，而湿火自消矣。至于晚服六味丸加黄柏、知母者，盖以湿火在阴分，而阴自原虚，故又从补阴中以清之，亦法之正也。而巉璜有云：湿火下陷，宜升不宜降。六味之用，降而不升矣，反使补中益力气逊。故虽曰自弛禁，然不能全愈者，未始不在此乎。此说甚善，予更虑世俗每以一腿一足肿痛者，必谓非经络筋骨之病，即瘀滞肿毒之病，往往委外科主治，孰知其有大谬不然者乎。
庠生陈时用②[注：明代对府、州、县学生员之称。庠，学校。]，素勤苦，因劳怒口斜痰盛，脉滑数而虚。此劳伤中气，怒动肝火。用补中益气加山栀、茯苓、半夏、桔梗，数剂而愈。
崧疏曰：此案云素勤苦，中气必虚，因劳怒，中气必亏，口斜为阳明之脉络同虚，痰盛为胃经之化原不运，此补中益气之所以必用也，而况脉之虚者乎？加味之法，巉璜有云：脉见滑数而虚，惟虚也故用补中，滑为挟痰，故加半夏，数为火盛，故加山栀，又以桔梗开之，则痰自豁而火自下行矣。若庸工遇此，必主于祛风化痰，谬岂在于毫厘乎，然升补于痰盛之中，非具只眼者不能，要知属脾虚之痰，斯敢用耳。
锦衣①[注：锦衣卫，全称为“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明代军事特务机构。]杨永兴，形体丰厚，筋骨软痛，痰盛作渴，喜饮冷水。或用愈风汤、天麻丸等药，痰热益甚，服牛黄清心丸，更加肢体麻痹。余以为脾肾俱虚，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八味丸，三月余而痊。已后连生七子，寿逾七旬。《外科精要》②[注：外科专著，宋代陈自明撰，三卷。]云：凡人久服加减八味丸，必肥健而多子。信哉。
崧疏曰：夫喜饮冷水者，阳明胃经实热症也。若果实热，则筋骨软痛者，当是阳明主筋骨，因实热在阳明，不能束骨而利机关故也。痰盛口渴者，当是阳明主津液，因实热在阳明，不生津液而多凝结故也。若然，亦宜用清阳明实热之药，而何愈风、天麻、牛黄清心之类是用哉？用之而痰热益甚，风能耗血，并耗其肾也，肢体麻痹，寒能损胃，并损其脾也。无论非阳明之实热，即果是也，而耗损之下能不脾肾两虚乎？由此而论，即前之喜饮冷水，原属脾肾两虚症，脾虚则津液不生，肾虚则虚火上炎，故口为之渴而喜饮冷水耳。要之喜饮者，徒喜饮耳，究未尝饮也。试使饮之，必到口而不欲饮也，必入腹而反不安也，不然曷不云渴饮冷水乎？况乎决无可用肉桂者之能饮冷水也。至于所云久服加减八味丸，必肥健而多子者，若以其肾火素虚者言也，若肾火旺者，未可以为信也。
先母，七十有五，遍身作痛，筋骨尤甚，不能屈伸，口干目赤，头晕痰壅，胸膈不利，小便短赤，夜间殊甚，遍身作痒如虫行。用六味地黄丸料加山栀、柴胡治之，诸症悉愈。
崧疏曰：此案以用药而论，知为肾水不足而肝火有余也。以现症而论，又属肝血枯槁而肝火郁遏也。若然，当用加味逍遥散，而何以即用六味地黄丸乎？曰：是有说焉。夫年登七十有五，其肾阴之虚也可知。无论有余之肝火不可徒清，即郁遏之肝火亦不可徒散，是以不从加味逍遥散而从六味地黄也。然予又进而论之，前症之属于肝血枯槁而肝火郁遏也固然，即属于肾水不足而肝火有余也亦然，是必有脉症可辨。若郁遏之火，脉必左手细涩而沉数，症必身发寒热而口呕酸苦，若有余之火，脉必左手弦劲而洪数。今虽不言脉之何如，而曾无发寒热、呕酸苦之症，自是肾水不足而肝火有余也明矣，故当以六味补肾水，柴栀清肝火。然亦有肾水不足而肝火郁遏者，此方亦未尝不可用，是亦逍遥、六味同服、间服之意也。
男子时疮①[注：杨梅疮，即梅毒的皮肤病变。]愈后，遍身作痛。服愈风丹，半身不遂，痰涎上涌，夜间痛甚。余作风客淫气治，以地黄丸而愈。
崧疏曰：疮之为患，一主于湿热，一主于燥火。湿热必致于脾胃气虚，燥火必致于肝脾血少，久而不愈，必伤其肾。故昔人谓疮为肾疳，而以全料六味丸治之，此良法也。此案云时疮愈后，遍身作痛者，虽或未至于肾伤，亦已属之肝脾血少矣，而何以服愈风丹之温燥发散者耶？温燥则助火，发散则耗血，故复为之半身不遂，痰涎上涌，究竟遍身之痛不除，而反夜间痛甚。此时探本求原，即养血清火，亦不济事，宁不当独壮肾水乎？总亦不脱疮为肾疳之意也。若夫风客淫气云者，即肾水虚不能生肝木，肝木虚而风自生也，因非脏腑所本有，故曰客，已为气血所受伤，故曰淫，初不可作六淫外客解也。
一老人，两臂不遂，语言蹇涩。服祛风之药，筋挛骨痛，此风药亏损肝血，益增其病也。余用八珍汤补其气血，用地黄丸补其肾水，佐以愈风丹而愈。
崧疏曰：此案原属筋脉阻滞之症，愈风丹以血药为主，风药为臣，流行之药为佐，温经之药为使，凡筋脉有阻滞者，此方适当其可，原不可废。奈何独服祛风之药，致筋挛骨痛。筋挛骨痛仍是筋脉阻滞之剧症，因风药能亏损肝血则火燥独炽之故，斯不得不以四物补肝血为主。而燥必伤肺金之气，故合之以四君。筋虽属肝，骨则属肾，故又兼之以六味。是虽独曰亏损肝血，而用药不独在乎肝血也。然而筋脉之阻滞，仍然如故，故以愈风丹佐之。佐之耳，非独任之也。若前杨永兴及一男子用此丹而病反增者，因二者直三阴本虚，非筋脉阻滞之故，况乎独任之而然，岂愈风丹之罪哉？
一妇人，因怒吐痰，胸满作痛。服四物、二陈、芩、连、枳壳之类，不应。更加祛风之剂，半身不遂，筋渐挛缩，四肢痿软，日晡益甚，内热口干，形体倦怠。余以为郁怒伤肝脾，气血复损而然。遂用逍遥散、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调治，喜其谨疾，年余悉愈，形体康健。
崧疏曰：妇人之怒多郁，郁必伤肝，肝伤则必下克于脾，同为郁怒所伤者，往往而是。此案因怒而致吐痰，脾伤于郁之验；胸膈作痛，肝伤于郁之验。四物等汤之不应者，无升散郁怒之品故也。奈何更加祛风，何风可祛？适以增病，病增则不特伤其肝脾，抑且损其气血。试观筋渐挛缩，日晡益甚，内热口干等症，非损其肝之血乎？半身不遂，四肢痿软，形体倦怠等症，非损其脾之气乎？逍遥入肝，补中入脾，皆所以升散其郁气，而各补其气血也。然必以逍遥为先者，病始于肝也；补中为继者，遗累于脾也；终以六味者，肝肾为子母也。脾肾为化源，既升之后，自宜降也。
一妇人，脾胃虚弱，饮食素少，忽痰涌气喘，头摇目札①[注：胞睑频频眨动而不能自主。]，手扬足掷，难以候脉，视其面色，黄中见青。此肝木乘脾土，用六君加柴胡、升麻治之而苏，更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调理而痊。
崧疏曰：此案何以见脾胃虚弱耶？曰以饮食素少知之。忽患痰涌气喘等症，而有黄中见青之色，虽云肝木乘脾土，究亦皆脾胃之元气虚极，而自见胜己之象。初无木旺之症，故不见有因怒、郁怒之文，而第云忽也，是以只用培补脾胃之方，而不用抑肝之品。然必先之以六君加升柴者，以归芪有碍于痰涌故耳。继用补中益气者，以补气之后又当和血。而仍加半夏者，尚不忘于痰涌，抑且能醒脾开胃云。甚矣，此症之不误于治痰、治风者寡矣。
一妇人，怀抱郁结，筋挛骨痛，喉间似有一核。服乌药顺气散等药，口眼歪斜，臂难伸举，痰涎愈甚，内热晡热，食少体倦。余以为郁火伤脾，血燥生风所致，用加味归脾汤二十余剂，形体渐健，饮食渐加。又服加味逍遥散十余剂，痰热少退，喉核少利。更用升阳益胃汤数剂，诸症渐愈。但臂不能伸，此肝经血少，用地黄丸而愈。
崧疏曰：此案之变症虽多，总不越怀抱郁结，而致三阴亏损之故。用药之错综不一，总不越先补后散，而复既升且降之意。然其症变处，须寻其源，用药处方须得其法。夫人怀抱郁结，则肝脾之血必虚，而肝脾之火必郁。血虚，故为之筋挛骨痛；火郁，故为之喉间有核。此时轻则加味逍遥，重则加味归脾，而后继以六味收功足矣。奈何以乌药顺气散进之？致肝脾之血益虚而成燥，燥归阳明而生风，斯口眼歪斜等症所由来也。且不特血燥，更见气虚，故致食少体倦，此所以不先逍遥而必归脾也。然归脾之功，长于补气血，而短于散郁火，故但能使形体渐健，饮食渐加而已。而肝脾之郁火未散，故继以加味逍遥，使痰热少退，喉核少利，岂非郁火少散乎？然筋挛骨痛，以及口眼歪斜，臂难伸举等症，又属阳明之气不能充斥之故，故更用升阳益胃汤，而诸症得以渐愈。然亦以郁结之深者，适合其宜也。但臂不能伸，即筋挛也，筋属肝，肝虚则补肾，地黄丸是所必需，况升散之后，又当以滋降为继者乎？
一产妇，筋挛臂软，肌肉掣动。此气血俱虚而有热，用十全大补汤而痊。其后因怒而复发，用加味逍遥散而愈。
崧疏曰：此案似属风症，然以产妇得此，岂非气血两虚乎？气属脾，脾主肌肉，脾气虚，故肌肉掣动。血属肝，肝主筋脉，肝血虚，故筋挛臂软。十全大补汤之宜用矣，独不宜于有热之症。然以产妇而有热，大抵皆虚热也，虚热宜甘温以除之，况病在筋臂肌肉之间，非藉肉桂、黄芪之温以充斥之，不能愈也。然此妇必素有肝火之症，故其后因怒复作，症虽同，而用药与前有天渊之异。然肝火何为亦有是症？盖肝有火，或乘脾，或陷于脾，势所必然，则脾亦有火，而挛软掣动皆火之象，亦皆血虚之象，故以加味逍遥养血清火治之而愈。甚矣，以此而推，则知病症同而病情不同，故用药自当不同。切勿以病症之同，强谓病情亦同，而用药必强使与之同也。
一产妇，两手麻木。服愈风丹、天麻丸，遍身皆麻，神思倦怠，晡热作渴，自汗盗汗。此气血俱虚，用十全大补加炮姜数剂，诸症悉退。却去炮姜，又数剂而愈。但有内热，用加味逍遥散数剂而痊。
崧疏曰：此案属气血两虚是矣，然症现晡热作渴，自汗盗汗等，似与姜、桂不宜，究竟诸症悉退，独有内热未除，仍用加味逍遥之凉散而痊。则初服或可不用姜、桂乎？虽然以遍身麻木，神思倦怠，其元气之虚甚矣，非藉姜、桂之充斥，不能及遍身，非得姜、桂之鼓舞，不能壮神思，此权也。而晡热作渴，自汗、盗汗亦与之俱退者，气血之本旺故耳。及至内热不除，即转而用凉散以愈。岂如世俗之温凉乱投、补散不一之妄为讥诮哉？
一男子，善饮，舌本强硬，语言不清。余曰：此脾虚湿热，当用补中益气加神曲、麦芽、干葛、泽泻治之。
崧疏曰：以善饮而知其为湿热。湿热宜清利之，而何以用升补之剂主之乎？以舌本强硬，语言不清故也。夫脾之大络，统于舌本，因脾虚而湿热袭之，故现于舌本耳。若然，则直谓之脾虚湿热，故用升补而兼清利之剂。至于语言不清，是因舌本强硬，升补其脾虚，清利其湿热，则舌本自正，而语言自清，可谓得治本之法者矣。若以现症用药，而以《局方》之转舌膏、清音膏之类治之则误矣。嶂璜云湿热之脉，右关必软缓或数，大便必不实，下黄糜或水是也。
一妇人，善怒，舌本强，手臂麻。余曰：舌本属土，被木克制故耳，当用六君加柴、芍治之。
松疏曰：舌本强，手臂麻，皆脾气虚之故。其所以虚之故，则因乎善怒，动其肝气以克制之耳，故以六君补土，加柴、芍以平木也。此案与前案皆患舌本强，一云湿热，一云木克，皆无脉症可据，惟以善怒善饮上看来，故治病须得其机也。嶂璜云木克之脉，脾经必弦而兼劲，胃气渐少是也。
一男子，舌下牵强，手大指次指不仁，或大便秘结，或皮肤赤晕。余曰：大肠之脉散舌下，此大肠血虚风热，当用逍遥散加槐角、秦艽治之。
松疏曰：舌下与舌本不同，牵强与强硬不同。舌下既为大肠之脉所散，而大指次指又为大肠之脉所起，故此症属在大肠经也无疑。由是而大便秘结，皮肤赤晕，其为大肠之风热也亦无疑。若牵强即筋脉吊引之意，不仁即肌肉麻痹之意，故断之以大肠血虚风热也又无疑。独是逍遥散本入肝经，何以用之？然未尝非治血虚风热之剂，况加以槐角、秦艽直入大肠者乎？所谓右之左之，无不宜之①[注：右之左之无不宜之：典出《诗经·小雅·裳裳者华》，喻有才能者无所不宜。]，顾用之何如耳。
一男子，足痿软，日晡热。余曰：此足三阴虚，当用六味、滋肾二丸补之。
崧疏曰：足痿软者，多湿热淫于下；日晡热者，多肾水亏于内。故用六味直补其肾水，滋肾以去其湿热，诚对症之方也。然知柏固能去湿热，而肉桂宁不反助湿热乎？不知湿热当以气化而出，肉桂之温行，是能气化者也，不然则寒滞而不能去。此法也机也，古人立方之妙旨也。但此二方合用，当必察其果系足三阴虚，而无脾肺气虚下陷者宜之。嶟璜云若果系阴虚湿热，两尺脉必沉数阔大者是也。
一妇人，腿足无力，劳则倦怠。余曰：四肢者土也，此属脾虚，当用补中益气及还少丹主之。俱不从余言，各执搜风、天麻二丸、愈风丹而殒。
崧疏曰：腿足无力，与前案足痿软不甚相远，何以前用六味之降，滋肾之寒治之，此用补中之升，还少之热治之？一何升降寒热之不同如是乎？予察其所以不同处，在日晡热与劳则倦怠二句，盖晡热多属水虚，而倦怠多属土虚也。土虚则陷，故当用升补；土虚补火，故当用温热。此法之一定者也。嶟璜云若果系土虚火衰，两关脉必纯弦无胃，或微弱无神者也。至于俱不从者，总前五案而言也。
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等症
进士王汝和，因劳役失于调养，忽然昏愦。此元气虚火妄动，挟痰而作。急令灌童便，神思渐爽，更用参、芪各五钱，芎、归各三钱，元参、柴胡、山栀、炙草各一钱，服之稍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补汤加五味、麦冬治之而安。凡人元气素弱，或因起居失宜，或因饮食劳倦，或因用心太过，致遗精白浊，自汗盗汗；或内热晡热，潮热发热；或口干作渴，喉痛舌裂；或胸乳膨胀，胁肋作痛；或头颈时痛，眩晕目花；或心神不宁，寤而不寐；或小便赤涩，茎中作痛；或便溺余滴，脐腹阴冷；或形容不充，肢体畏寒；或鼻息气急促；或更有一切热症，皆是无根虚火。但服前汤，固其根本，诸症自息，若攻其风热则误矣。
崧疏曰：此因劳役，失于调养，则脾胃之气血皆虚，因而木挟邪火乘之。火性上冒，势必挟痰，虚则无主，故一时昏愦。急令灌童便者，所以先清其昏愦之火也。俟火稍下，即用参、芪以补气，气以肺为主，故用黄芪而不用白术；芎、归以补血，血以肝为主，故用川芎而不用地黄。且白术、地黄之性闭滞，非气血错乱时所宜用也。气血既补，而肝木之邪火正炽，于肺金不得不清，故加柴胡、山栀入肝清火，元参、甘草入肺清火。及火既清，而形倦甚，则惟气血两虚而已，故复用十全以温补之。欲补气血，非温不能鼓舞充斥，是此方之肉桂与前方之山栀、元参不为相反也。然犹虑余火未尽敛而肺金无护，故复加麦冬、五味，此为治气血两虚而邪火上冒之程法也。今之忽然昏愦者，大都皆属虚而火冒，世俗每称中风、中痰，而用开关、下痰之品误矣。至于凡后诸症，皆因于元气虚而致者，方可但服前汤。不然，因于他故者正多也。
光禄①[注：光禄寺，为明代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馐的机构。]署丞，脾胃素虚，因饮食劳倦，腹痛胸满。误用大黄等药下之，谵语烦躁，头痛喘汗，吐泻频频，时或昏愦，脉大而无伦次。用六君子加炮姜，四剂而安。但倦怠少食，口干发热，六脉浮数，欲用泻火之药。余曰：不时发热，是无火也；脉浮大，是血虚也；脉虚浮，是气虚也。此因胃虚，五脏亏损，虚症发见，服补胃之剂，诸症悉退。
崧疏曰：此案与前案同是饮食劳倦，同是昏愦，然前以童便之凉及元参、山栀、柴胡治之得愈，此以炮姜之温而得痊。且前以气血两补治之得愈，此以独补其气而得痊，何也？盖前不言大便泻利，而此有吐泻频频，则前之昏愦，为虚而有火，此之昏愦，为虚而无火。而且脾胃之气，因吐泻而独虚且脱矣，何敢复用凉药，并不敢同用血药也。独是遇此谵语、烦躁、喘汗、昏愦、脉大无伦次之症，而敢用炮姜、半夏燥热之品，必有定见，是在用大黄等药下后所致之故，不特吐泻频频已也。至于不时发热为无火，当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之别。气虚者，当用六君加炮姜，虚在胃也；血虚者，当用四物加姜、桂，如产后之生化汤，虚在肝也；阴虚者，当用七味汤；阳虚者，当用八味汤。
大尹徐克明，因饮食失宜，日晡发热，口干体倦，小便赤涩，两腿酸痛。余用补中益气汤治之。彼知医，自用四物、黄柏、知母之剂，反头眩目赤，耳鸣唇燥，寒热痰涌，大便热痛，小便赤涩。又用四物、芩、连、枳实之类，胸膈痞满，饮食少思，汗出如水。再用二陈、芩、连、黄柏、知母、麦冬、五味，言语谵妄，两手举拂，屡治反甚。复求治。用参、芪各五钱，归、术各三钱，远志、茯神、酸枣仁、炙草各一钱，服之熟睡良久，四剂稍安，又用八珍汤调补而愈。夫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因脾虚而致前症。盖脾禀于胃，故用甘温之剂以生发胃中元气，而除大热。胡乃反用苦寒，复伤脾血耶？若前症果属肾经阴虚，亦因肾经阳虚不能生阴耳。经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虚则补其母。当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以补其母，尤不宜用苦寒之药。世以脾虚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土，则金旺水生，木得平而自相生矣。
崧疏曰：此案骤遇之，未始非血虚火盛，湿热下流之症，而宜乎四物黄柏为治法之正。而先生即主补中益气者，岂以饮食失宜而晡热体倦互见耶？抑别有色脉可见耶？至于屡服养血清火之剂而病益增，欲清而反热，欲宽而反塞，而后见先生之见明矣。及至变现诸症，不特脾气虚，而脾阴亦虚。脾阴虚者，不可升提，故从归脾汤，而培其补气之品。稍安之后，复气血两补之。总之皆归重于脾，而不以阴虚责之肝肾者，此先生千古独见也。夫阴虚为脾虚，而脾复禀于胃，故当甘温之剂。此是创论，裨益无穷。要之阴虚不必皆属色劳伤肾，其实因饮食劳役所致者多。饮食劳役实伤脾胃，而脾胃为后天生化之原，人所借以生者。盖惟饮食日进，生此气血。一日不再食则饥，三日不接食则馁，七日不进食则死，非细故也。今之患阴虚者，每多食少体倦，而医者用药，不特寒凉有损胃气，即四物、六味亦泥滞有碍于中宫，则食更少而体更倦矣。食且不进，安望其病之愈乎？此归脾汤补脾之法，为治阴虚症之第一义也。况脾实称太阴，又称至阴，岂非阴虚者之所当重哉？若果属肾经阴虚，六味丸原不可废。然且曰：亦因肾经阳虚不能生阴，当与补中益气并进，是固阳生阴化之妙旨也。
一男子，每遇劳役，食少胸痞，发热头痛，吐痰作渴，脉浮大。余曰：此脾胃血虚病也，脾属土，为至阴而生血，故曰阴虚。彼不信，服二陈、黄连、枳实、厚朴之类，诸症益甚。又服四物、黄柏、知母、麦冬，更腹痛作呕，脉洪数而无伦次。余先用六君加炮姜，痛呕渐愈，又用补中益气而痊。
崧疏曰：此案以脾胃血虚而论，亦当用归脾汤治之。然后因用寒凉损胃，而致腹痛作呕，脉虽洪数无伦，实为寒凉之所鼓激。与前高光禄误服大黄以致吐泻频频、脉大无伦，同是寒凉损胃，寒凉鼓激，故同用六君加炮姜治之也。盖斯时以救胃为主，胃为生气之原，为寒凉所困，非半夏不能醒之，为寒凉所凝，非炮姜不能温之。此原救急之方，非常服之药也，故即继以补中益气以升补脾胃之元气，而血自生矣。常见元气虚极而脉反见洪数，一投补剂其脉顿敛如丝，此火与元气不两立之脉。投补之后而脉敛如丝者，正元气已复之验，非脱也，盖未有投补而脉反脱之理。若误用攻伐而变为如丝者，是为脱矣。更有气虚之症，脉见洪数，投以补剂而洪数更甚者，此为壮火食气，是元气未大虚而邪火正盛之故，权以滋阴之品清补之。故秘法云：极大之脉，医而使之小，极细之脉，医而使之大，此为退病之征验也。
秀才刘贯卿，劳役失宜，饮食失节，肢体倦怠，发热作渴，头痛恶寒。误用人参败毒散，痰喘昏愦，扬手掷足，胸间发瘢，如蚊所咬。余用补中益气加姜、桂、麦冬、五味补之而愈。
崧疏曰：此案因误服发散之药，以致痰喘昏愦，扬手掷足，其精神气血涣散无余。斯时宜大补气血加以收敛精神为是，奈何又用升、柴升散之物。大都斯症初起，发热、头痛、恶寒，原有外感，但内伤重而外感轻耳，及至服败毒之后，不言汗出亡阳，则其外感之微邪尚未清也，所以不忌升、柴，而复加姜、桂以温之，麦、味以敛之，虽升散亦不害矣。独是痰喘昏愦时，其虚气、虚火已冒昧于上，复加姜、桂之热于升补之中，未免难用。然胸前发瘢如蚊咬，已验其胃气之寒，不得不用，且加麦、味以清敛之，兼收其涣散，此驾御之法也。巉璜云：据痰喘昏愦，理宜八味，然扬手掷足，则神气已散，非参、芪不愈，若进八味，则元气更陷而欲脱矣。
黄武选①[注：明代兵部设有武选清吏司。]，饮食劳倦，发热恶寒，或用解表之药益甚，再剂昏愦，胸发黑瘢，脉洪数而无力。余欲用补中益气之剂，不从而殁。
崧疏曰：此案与前案相同，但瘢色则彼红此黑耳。若以黑瘢为积热，则红瘢未可言寒，盖黑即红之极致耳；若以红斑为虚寒，则黑瘢未可言热，盖黑即寒之剧耳。况脉之洪数无力，可知其内之虚寒而无积热矣。欲治之法，即以前方加附子何如？
一儒者，素勤苦，因饮食失节，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半载之后，非便血则盗汗，非恶寒则发热，血汗二药，用之无效。六脉浮大，心脾则涩，此思伤心脾，不能摄血归源。然血即汗，汗即血，其色赤黯，便血盗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恶寒发热，气血俱虚也。乃午前用补中益气以补脾肺之源，举下陷之气；午后用归脾加麦冬、五味以补心脾之血，收耗散之液，不两月而诸症悉愈。
崧疏曰：此案既曰儒者，且曰素勤苦，又曰因饮食失节，则其心脾之虚可知。心主血，脾统血，虚则血不能固，因而大便下血，此宜直补心脾兼提下陷无疑也，而况脉之心脾则涩者乎。其中变现诸症皆属于虚，故凡病症之变现百出者皆虚，无主持之故，一从于补而已，无论其似寒、似热、似虚、似实也。
马生者，发热烦渴，时或头痛。服发散药，反加喘急，腹痛，其汗如水，昼夜谵语。余意此劳伤元气，误汗所致，其腹必喜手按，询之果然。遂与十全大补加附子一钱，服之熟睡，唤而不醒，举家惊惶，及觉，诸症顿退，再剂而痊。凡人饮食劳役、起居失宜见一切火症，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故肚腹喜暖，口畏冷物，此乃形气、病气俱属不足，法当纯补元气为善。
崧疏曰：此案与前刘秀才、黄武选同具发热之症，误服发散之药，而前用补中益气，此用十全大补者何也？盖前案无汗，此案有汗故也。又与前徐大尹同具汗出如水、言语谵妄之症，而前用归脾去木香、龙眼，此用十全大补加附子者何也？盖前是内虚热，而此是内虚寒故也。何以知之？以前则曰小便赤涩，大便热痛，目赤唇燥，此则曰腹痛喜手按知之。或曰先生明言，凡人饮食劳役、起居失宜见一切火症，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则前症之诸热似亦内真寒也，何忌乎附子耶？曰：子独不观下文即接云肚腹喜暖、口畏冷物二句乎？要之外现诸热症而必内现喜暖畏冷，然后断其内真寒也。不然虚则同为虚矣，而内之寒热不可不辨，特寒者固当用温热，而热者不可用寒凉也。巉璜云：此案之发热头痛，烦渴喘急，腹痛谵语等，似乎伤寒门汗下之症，何以用大补而获效乎？曰：以发热头痛为汗症，而既汗出如水，抑可汗乎？以腹痛谵语为下症，而既喜按畏冷，抑可下乎？故虽变现似实，悉属于虚。非先生之明眼，孰能辨虚实于似是之微乎？
一儒者，日晡两目紧涩，不能瞻视。此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倍加参、芪，数剂全愈。
㨗疏曰：两目紧涩，不能瞻视，未尝非肾水虚当用明目地黄丸者，而况病在日晡阴分乎？先生独断以元气下陷，而用补中益气倍参、芪者，岂以九窍不利，为肠胃所生之病，而日晡为元气下陷于阴分之故而然乎？抑别有脉色可据而然乎？其必有右手空洪或虚弱之脉，面庞恍白或委黄之色，以及食少体倦之症故耳。不然，是知其饮食劳役与素勤苦，脾胃素虚者也。
一男子，患症同前，服黄柏、知母之类，目疾益甚，更加便血。此脾气虚不能统血，肝气虚不能藏血。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以补肝脾、生肾水，诸症渐愈。
㨗疏曰：患症同前，属于阴虚则有之矣，非肾经实火也，而何以服黄柏、知母乎？寒凉进而不特目疾益甚，更加便血者。以伤肝脾之气，气虚而血流于下，故用补中益气升补其元气而血自止，更用六味丸滋补其元阴而血自生。元气升而元阴旺，则目疾自愈，又何论于眼科诸法乎？
一男子，饮食劳倦，而发寒热，右手麻木。或误以为疗毒，敷服皆寒凉败毒，肿胀重坠，面色痿黄，肢体倦怠，六脉浮大，按之如无，此脾胃之气虚也。询之果是销银匠，因热手入水梅银，寒凝隧道，前药益伤元气故耳。遂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而愈。
松疏曰：饮食劳倦而发寒热，是不宜寒凉。右手麻木而无肿痛，是不宜败毒。此或者亦何所见而以之敷服乎？至于六脉浮大，按之如无，是左右手皆然矣。右手得此脉，脾胃之气虚固然，左手得此脉，则肝肾之阴亦虚。法当气血两补，先生独补脾胃之气，岂以现症皆在脾胃，而无肝肾之故乎？
一儒者，修左足伤其大指甲少许，不见血，不作痛，形体如故。后因饮食劳倦，足重坠，微肿痛，或昼睡，或夜寐，其足如故。误服败毒之剂，寒热肿痛。盖脾起于足大指，此是脾气虚弱下陷，用十全大补汤而愈。
松疏曰：此症论脾气下陷，允宜用补中益气以升提之。今用十全大补者，一则因败毒之剂，气血两伤，内必有寒凉之品，故以十全两补之，而肉桂可敌寒凉。一则虽有足重坠、微肿痛之症，究竟昼眠夜寐，其足如故，即误服败毒之后，亦惟见寒热肿痛而已，别无他种下陷之症，则下陷之势原不甚剧，故只温补其气血，不必升提也。况足属至阴之分，自宜与阴药同用，而肉桂、川芎仍能领气血腾涌而上，初非沉降凝滞比耳。
余素性爱坐，观书久则倦怠。必服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酒炒黑黄柏少许，方觉精神清妥。否则夜间少寐，足内酸热，若再良久不寐，腿内亦然，且兼腿内筋似有抽缩意，致两腿左右频移，展转不安，必至倦极方寐。此劳伤元气，阴火乘虚下注。丁酉五十一岁，齿缝中有如物塞，作胀不安，甚则口舌有疮然，日哺益甚，若睡良久，或服前药始安。至辛丑时五十有五，昼间齿缝中作胀，服补中益气一剂，夜间得寐。至壬寅有内艰①[注：又称“内忧”。旧时指母丧。]之变，日间虽服前剂，夜间齿缝亦胀，每至午前，诸齿并肢体方得稍健，午后仍胀。观此可知，血气日衰，治法不同。
崧疏曰：此案似属脾肾两亏症，理当用补中与六味，朝晚各进。先生独用补中不用六味，则阳独旺而阴日亏，故后有齿缝作胀，口舌如疮之症，此皆肾水虚而阴火上炎之象。况午前稍健，午后仍胀者，非属于阴分乎？先生已悟此理，故曰血气日衰，治法不同云。非与六味同进之法，无他法也。
脾胃亏损心腹作痛等症
唐仪部②[注：明代礼部分仪部、祠部、膳部、主客部等四部。]，胸内作痛，月余腹亦痛，左关弦长，右关弦紧。此脾虚肝邪所乘，以补中益气加半夏、木香二剂而愈，又用六君子二剂而安。此面色黄中见青。
崧疏曰：此案以色脉论，其为木邪乘土之虚症无疑。胸为肝之部分，腹为脾之部分，初病自在肝经，月余之后则延及于脾矣。左关为肝脉，右关为脾脉，弦见左关，是肝经自病，右关亦见弦，则乘克于脾矣。肝既乘脾，则土中有木，补中益气不特能升补土中之元气，抑且能提散土中之木气。若不提散，而但补土，则木遏土中，终无散日，而痛何能愈？既提散之后，土尚未全，则当独补其土，故先之以补中，继之以六君也。半夏、木香之加，所以醒其脾而运其气耳。但此症当察其有热无热，若无热而便溏者，以补中为主；有热而便秘者，以逍遥为主。此案必是无热便溏者，故可加以半夏、木香也。嶲璜云：胸腹作痛诸症，每多木气胀满，宜用酸收养阴之剂，大忌香燥耗气之品，反增痛胀也。
仪部李北川，尝患腹痛，每治以补中益气加山栀即愈。一日因怒，肚腹作痛，胸胁作胀，呕吐不食，肝脉弦紧。此脾气虚弱，肝火所乘，仍用前汤吞左金丸，一服而愈。此面色黄中见青兼赤。
崧疏曰：此案多见肝经症，而弦紧之脉，又只在肝部，况面色虽黄中见青而兼赤者，岂非病重干肝，而轻于脾者乎？是当用加味逍遥散，或加茱、连治之，何以亦用补中益气乎？凡肚腹诸痛，皆属木土胜负所致，然须分在肝、在脾，及虚实寒热之不同。如只在肝者，独治其肝，从血分用药，及于脾者，兼治其脾。只在脾者，独治其脾，从气分用药，因于肝者，兼治其肝。其中虚者补之，实者疏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总皆肝脾之轻重为则也。而此案以肝重脾轻之症，治法独重于脾者何也？盖治痛当顾其常，北川尝患腹痛，每治以补中益气加山栀即愈，以是而论则脾气虚弱，肝火所乘者，是其常也。一日因怒之后，则肝火更炽；而脾气更虚弱矣，故仍用前汤，不过加左金以重清肝火而已。用前汤者顾其常，加左金者治其甚尔。
太守①[注：明代对知府之称]朱阳山，因怒腹痛作泻，或两胁作胀，或胸乳作痛，或寒热往来，或小便不利，饮水②[注：《内科摘要》作“食”]不入，呕吐痰涎，神思不清。此肝木乘脾土，用小柴胡加山栀、炮姜、茯苓、陈皮、制黄连，一剂而愈。
崧疏曰：此案为肝木乘脾土是矣，但观其现症，与前李北川更多脾气虚弱之症。如腹痛而更多作泻，呕吐而更多痰涎，兼之神思不清者，岂非脾气虚弱之明验乎？何以不用补中益气补脾气为主，而但用小柴胡加清火消痰，以疏肝气为事乎？此无他，病起于暴，而无黄中见青之面色也。是为肝火独盛之症，故不必补中益气，而但用小柴胡也。予所以谓治病当顾其常，而更当察其神色为要。
阳山之内③[注：内人，妻子]，素善怒，胸膈不利，吐痰甚多，吞酸嗳腐，饮食少思，手足发热，十余年矣。所服非芩、连、枳实，必槟、苏、厚朴，左关弦洪，右关弦数。此属肝火血燥，木乘土位。朝④[注：原作“故”，据《内科摘要》改]用六味地黄丸以滋养肝木，夕用六君子加当归、白芍以调补脾土，不月而愈。癸卯夏患疽于背，属虚寒，用大温补之药而愈。乙巳夏因大怒，吞酸嗳腐，胸腹胀满。余以他往旬日，或用二陈、石膏治之，吐涎如涌，外热如灼，将用滚痰丸下之，余到诊之，脉洪大按之如无。余曰：此乃脾胃亏损而发热，脾弱而涎泛出也。余用六君加姜、桂，一钟即睡，觉而诸症如失，又数剂而康。
崧疏曰：此十余年之症，皆属肝脾火郁，法当用加味逍遥，甚则用加味归脾之类治之。奈何所服皆寒凉克伐之品，使脾气日削，肝血日少，究竟火不能清，而木土交困，非肝脾同补何能得愈？然何以不用逍遥、归脾之升发运行，而用六味、六君，何也？盖逍遥为肝脾郁火之方，归脾为心脾郁结之剂。而兹左关弦洪，非郁火也，阴虚也。右关弦数，非郁结也，脾虚也。故用六味以补阴虚，六君以补脾虚。然二方常同用，每朝用六君，夕用六味。而兹则反是，盖右关见数，则肝火已乘于脾，惟恐因六君而脾经之火更炽，故用六味于朝，从气分滋补其脾阴，使肝火所燥之血自润。右关见弦，则脾土已受木克，惟恐因六味而脾经之气下陷，故用六君于夕，从阴分托住其脾气，使肝木所乘之土自全。然脾血已燥，不能当此半夏、陈皮，故复加当归、白芍药以濡之。而所以必用半夏、陈皮者，以多服芩、连之寒凝，而脾气已困，故以醒豁之，况于胸隔不利，吐痰甚多者之所宜乎。后因大怒吞酸等症，即前症也，奈何以二陈、石膏治之，故吐涎灼热，虚寒可知，六君、姜、桂是所必用。然常见先生治此症此脉，每作雷龙暴发，水泛为痰，以八味丸为主。今则不然，盖病起于大怒，脾胃已亏损，误服二陈、石膏，脾胃更亏损矣。故从脾胃治，不从肝肾治。
儒者沈尼文，内停饮食，外感风寒，头痛发热，恶心腹痛，就治敝止①[注：居处]。余用人参养胃加芎、芷、曲蘖、香附、桔梗一剂而愈。次日抵家，前病仍作腹痛，请治，以手重按痛即止。此客寒乘虚而作也，乃以香砂六君加木香、炮姜，服之睡，觉，痛减六七，去二陈再服，饮食少进。又加黄芪、当归，少佐升麻而愈。
崧疏曰：此案虽云内停饮食，外感风寒，而用人参养胃加味而愈者，其必外感轻而内停重也，其人情志怯弱而脾胃素虚也，其必六脉微弱而不任消导也。是以抵家仍作腹痛喜按，岂非虚未回而复重犯寒邪乎？六君是矣，而必用香砂者，亦以前之饮食内停，尚有余滞耳。
府庠徐道夫妇，胃脘当心痛剧，右寸关俱无，左虽有，微而似绝，手足厥冷，病势危笃，察其色，眼胞上下青黯。此脾虚肝木所胜，用参、术、茯苓、陈皮、甘草补其中气，用木香和胃气以行肝气，用茱萸散脾胃之寒，止心腹之痛。急与一剂，俟滚先服，煎熟再进，诸病悉愈。向使泥其痛无补法，而反用攻伐之药，祸不旋踵。
崧疏曰：痛症剧时，其虚实寒热，剧难卒辨，即脉亦不足凭，厥亦不可据，独是面色无逃其情。今眼胞上下青黯者，眼胞属脾，青黯属寒，而青又是肝经之色，故知其脾气虚寒，而肝木所胜也。甚矣，色之不可不辨也。其加吴茱萸者，虽属散寒止痛之品，亦因吴茱萸能入厥阴肝经故也。痛虽在于胃脘当心，而青黯则厥阴虚寒之色，故不用姜、桂、附，而独用此也。蟪璜云：痛症之虚实寒热，辨之之法，先以手按之，有形者是实，无形者是虚；以汤探之，喜热者是寒，喜冷者是热；便溏者是虚，燥结者是实；倦卧者是寒，扬手者是热；胀闷恶食者是实，得食则减者是虚。以此辨，庶几可悉也。
一妇人，怀抱郁结，不时心腹作痛，年余不愈，诸药不应，余用归脾加炒山栀而愈。
崧疏曰：怀抱郁结而心腹作痛，先生原主归脾，即所谓心脾疼痛治法也。况兹年余不愈，而诸药不应者，知其香燥理气之药多矣，其心脾之亏损不言可知，此归脾所必用也。然痛久必有伏火，故加炒山栀以清之。有加味归脾汤者，以柴胡与山栀同用，是清散肝经之火郁结于心脾，故以柴胡一升，山栀一降，升降之而郁结之肝火斯清散矣。兹案独用山栀者，岂以火独在脾经，而非肝经所来故乎。然予谓即同用柴胡亦未始不可，盖诸痛皆属于肝，而怀抱郁结者，其肝气必与之同郁也。
脾肾虚寒阳气脱陷等症
谭侍御①[注：侍御史，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的佐官]，但头痛即吐清水，不拘冬夏，吃姜便止，已三年矣。余作中气虚寒，用六君加当归、黄芪、木香、炮姜而瘥。
崧疏曰：头痛原有属气虚症，兹案痛即吐清水者，属胃气虚寒固矣，不必待吃姜便止而后知也。独怪胃气虚寒之症，而能三年之久耶。是其中必有痰饮之故，故主六君子汤以补胃气、去痰饮。加木香、炮姜，是固为胃寒而设无疑矣。其当归、黄芪，非有痰饮者所宜，何以加乎？岂以病久而血亦虚乎？故用此补血耶？以虚久而中更燥乎？故用此以润燥耶？以居高而气难至乎？故用此以充斥其气耶？详而观之，此即补中益气去升麻、柴胡，加木香、炮姜、半夏也。夫头痛当用补中益气以升提之，因吐清水，升提非其所宜，去升、柴而加木香、炮姜以运行之，所以伐升提也，而与寒更为切当。加半夏、茯苓，则因于吐清水耳。
一儒者，四时极喜热饮食，或吞酸嗳腐，或大便不实，足指缝湿痒。此脾气虚寒下陷，用六君加姜、桂治之而愈。稍为失宜，诸症仍作，用前药更加附子钱许，数剂不再发。
枞疏曰：此案未始非脾经湿热郁结而下流者，何以见其必属虚寒而下陷乎？徒以四时极喜热饮食为据耳？然有谨于调护者多喜热饮食，精神怯薄者多喜热饮食，即脾经有湿热郁积者亦多喜热饮食，未足以为据也。其或有色脉为可据乎？我观先生字法，有可推详者，曰极喜热饮食，曰四时极喜热饮食。夫喜热饮食则曰喜热饮食耳，何以曰极喜热饮食？极喜云者，有非热不饮，非热不食，不可一餐之稍或不热之意也。抑极喜热饮食则曰极喜热饮食耳，何以曰四时极喜热饮食？四时极喜云者有寒亦喜热、热亦喜热，不可一日之稍或不热之意也，此其脾气之虚寒为何如哉！故兹吞酸嗳腐，不责之湿热郁积，而责之脾气虚寒。大便不实、足指湿痒，不责之湿热下流，而责之脾气下陷。此六君、姜、桂之所必需也。然何不以补中益气治之？曰：大便不实，归、芪在所当禁耳。
一男子，形体倦怠，饮食适可，足指缝湿痒，行坐久则重坠。此脾胃气虚而下陷，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而愈。
枞疏曰：此案与前案同患足指缝湿痒之症，同有元气下陷之势，而用药一主于温补而不升，一主于升补而不温者何也？曰：前案以四时极喜热饮食而知其虚且寒，此案无有也，故不必温。此案以形体倦怠、行坐久则重坠而知其陷且极，前案无有也，故不必升。前案以大便不实为肠胃滑润，故不用归、芪。此案以足指湿痒为同有湿气，故亦加茯、半。要知气虚虽同而寒则异，下陷虽同而症则异，故用药亦当异也。
一男子，食少胸满，手足厥冷，饮食畏寒，发热吐痰，时欲作呕。自用清气化痰及二陈、枳实之类，胸腹膨胀，呕吐痰食，小便淋漓。又用四物、芩、连、知、柏、车前，小便不利，诸病益甚。余曰：此脾胃虚寒无火之症，故食入不消而反出。遂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用补中益气加姜、桂培养中宫，生发阳气，寻愈。
崧疏曰：此案初症即属脾胃虚寒，即当以补中益气加干姜以治之。或曰此初症似肝脾郁火，当用加味逍遥为是。予曰不然，诸症皆相似，而作呕有可辨。若郁火作呕必多酸苦，今不曰酸苦，则属脾胃虚寒也明矣。盖手足厥冷，饮食畏寒之症，非寒即热，非热即寒。寒者真病所现，热者反兼之化，今既不是反兼之化，即是真病所现耳。至于服伐脾之药而诸症变剧，理所宜然。以及小便淋沥何也？盖中气不足，小便为之变色，是二陈、枳实之伐脾故也。又服寒肾之药，而诸症益甚，势所必然。以及小便不利何也？盖膀胱者，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焉，是芩、连、知、柏之寒其肾故也，是当日此脾肾虚寒无火之症，何以云脾胃耶？然虽以食入不消而反出，为脾胃虚寒无火之验，而用药则先八味以补肾火，八味非温肾以及于膀胱，以气化其小便而使之能出者乎。盖此症以小便不利为急，故先八味以气化为主。若曰补火以生土，曷不先用补中益气加姜、桂以培养中宫之本脏不及，然后补本脏之母，此温补脾胃虚寒之法也。今先八味而后补中者，允属脾肾虚寒症。而先生只云脾胃者，盖初症原只是脾胃虚寒，因误服寒肾之药而复现肾经无火之症，故脾胃虚寒无火，无火重矣，故先八味。
一男子，每劳肢体时痛，或用清痰理气之剂。不劳常痛，加以导湿，臂痛漫肿，形体倦怠，内热盗汗，脉浮大按之微细。此阳气虚寒，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一钱、人参五钱，肿痛悉愈。又以十全大补，百余剂而康。彼计服过人参一十三斤，姜、附各斤余。
崧疏曰：凡肢体疼痛，属于血少者多，治法每以养血行气为主。若因肝肾阴亏所致，亦不过治以补肾疏肝之法。殊不知皆气滞血凝之故，是以每用血药、阴药无效。惟温补其气，充斥于肢节之间，则滞者行、凝者散，而疼痛自愈矣。然亦有用滋阴养血之药而得效者，因肾主骨，肝主筋，肝肾阴血亏损，不能荣养筋骨以致疼痛，则当补肾养血为主，又非温补元气所得愈也。然必有火症可验，如此案有内热盗汗，似属火症，当用滋阴养血者矣。何以独称阳气虚寒，而只用温补元气之方耶？然曰脉浮大按之微细者，则为阳气虚寒也无疑。若阴虚血热，其脉当洪数而弦劲矣。然此案毕竟气血两虚，故即继以十全大补两补之，盖形体倦怠气虚也，内热盗汗血虚也，而脉又不分左右，从可见矣。至于服过人参十三斤，姜、附各斤余者，此又千百人中仅有一二人也。
大雅云：家母年四十有二，嘉靖壬寅七月，患脾虚中满，痰嗽发热，又因湿面冷茶，吞酸呕吐绝食。误服芩、连、青皮等药，益加寒热，口干流涎不收，且作渴，闻食则呕数日矣。迎先生视之曰：脾主涎，此脾虚不能约制，故涎自出也，欲用人参安胃散。惑于众论，以为胃经实火、宿食治之，病日增剧。忽思冬瓜，食①[注：原脱，据《内科摘要》补。]如指甲一块，顿发呕吐酸水不止，仍服前药愈剧。复邀先生视之，则神脱脉绝，濒死矣，惟目睛尚动。先生曰：寒淫于内，治以辛热。然药不能下矣，急用盐、艾、附子炒热熨脐腹，以散寒回阳。又以口气补接母口之气，又以附子作饼，热贴脐间。时许，神气少苏，以参、术、附子为末，仍以是药加陈皮煎膏为丸，如粟米大，入五七粒于口，随津液咽下，即不呕。二日后加至十余粒，诸病少退，甘涎不止。五日后渐服煎剂一二匙，胃气少复，乃思粥饮。后投以参、术等药，温补脾胃，五十余剂而愈。大雅敢述病状之奇，用药之神，求附卷末，一以见感恩之意，一以示后之患者，当取法于此示尔。府学晚生长州钱潭沈大雅顿首拜书。
崧疏曰：大凡服对症之药而病益增者，即属虚症一边居多。如此案论之，未始非湿热饮食之故，而进以芩、连、青皮等物，益加诸症，其为脾胃虚寒可知，所当急与温补者也。若但以流涎属脾虚不能约制，而必用温补者，宁不知有脾热甚而流涎之说乎？惟因服芩、连、青皮等物之后见之，故直断以虚寒也。至于神脱脉绝，惟目睛尚动之时，所以急救之法与进药之法，实挽回之妙术，所当常切思维者也。然予谓凡虚寒将脱之症，其挽回也易。枯涸将脱之症，其挽回也难，如肾水枯涸，燥火燔灼之症。而至于神脱脉绝，目睛尚动时，用补水生津之品则缓而无济，用回阳壮火之品则更加焦烂矣。奈何！奈何！总之阳气易充，阴精难复也。
命门火衰不能生土等症
廷评①[注：大理寺评事]张汝翰，胸膈作痞，饮食难化。服枳术丸，久而形体消瘦，发热口干，脉浮大而微。用补中益气汤加姜、桂，诸症悉退。惟见脾胃虚寒，遂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不月而饮食进，三月而形体充。此症若不用前丸，多变腹胀喘促，腿足浮肿，小便淋沥等症，急用济生加减肾气丸，亦有得生者。
崧疏曰：枳术丸，饮食伤肠胃之药也，盖肠胃无恙，偶被饮食所伤者设耳。若脾胃元气先虚，不能运化饮食，自当峻补元气，使饮食自然运化，何可更以枳实之推墙倒壁者复伤之耶！虽有二倍之术，诚不足以偿之也。久而形体消瘦，发热口干，我固知脾胃之气虚矣，而况脉之浮大而微者乎？夫血虚者多近于热，气虚者多近于寒，此补中加姜、桂以直入脾胃而温补之也。温补脾胃而诸症悉退，宜乎不复见有脾胃虚寒矣，何以又曰惟见脾胃虚寒耶？补中、姜、桂正温补脾胃虚寒之药，服之而脾胃之虚寒尚见，此非温补脾胃所得愈者矣。于是用隔二之法，温补脾胃之母，使母子相生，土从火化，则元元本本、生化之机不息，故遂用八味丸以补命门火也。至于不用前丸之变症，是又火不能生土，土不能制水之症，此济生加减肾气丸之所以有牛膝、车前以利水也。
一儒者，虽盛暑喜燃火，四肢常欲沸汤渍之，面赤吐痰，一似实火，吐甚宿食亦出，惟食椒姜之物方快。余谓食入反出，乃脾胃虚寒，用八味丸及十全大补加炮姜渐愈，不月平康。
崧疏曰：盛暑燃火，肢渍沸汤，望而知其为脾胃虚寒，而况食椒、姜之物方快乎。独面赤吐痰、吐甚宿食亦出之症，此处亦有阳明火亢者，亦有肝脾火郁者，似难概以虚寒论。且前症亦有火极似水之假象，郁热喜辛之暂开者乎？虽然，心有可据也。盖阳明火亢者，所吐之物必臭秽，或声厉，或发渴，脉必洪长而数。肝脾火郁者，所吐之物必酸苦，或胸闷，或反快，脉必细数而涩。今此案大都所吐之物，不臭秽、不酸苦，其声低而不渴，其气怯而不快，其脉必浮大而微，或迟细而虚，是可辨也。非独以食入反出，即断为脾胃虚寒耳。然即以脾胃虚寒论，似亦当先补用补中益气加姜、桂，而后或继以八味丸，何以此案即用八味丸耶？盖虚寒之症而至于面赤吐痰者，似有火衰戴阳之意，似有阴盛格阳之意，似有龙雷上窜之意。此皆不当升提，而当用导引者也，故虽曰脾胃虚寒，而即用八味。然脾胃之虚寒，终未能同愈，故又用十全大补加炮姜，双补脾肾，此法之无弊而无漏者乎。
一妇人，饮食无过碗许，非大便不实，必吞酸嗳腐。或用二陈、黄连，更加内热作呕。余谓：东垣先生云邪热不杀谷，此脾胃虚弱，末传寒中。以六君加炮姜、木香数剂，胃气渐复，饮食渐进。又以补中益气加炮姜、木香、茯苓、半夏数剂痊愈。后怒，饮食顿少，元气顿怯，更加发热，诚似实火，脉洪大而虚，两尺如无。用益气汤、八味丸两月余，诸症悉愈。
崧疏曰：此案初症原属肝木乘脾土之郁火症，斯时宜用茱连逍遥散为是。奈何用二陈、黄连之寒凉削伐，致使脾胃更虚，而有内热作呕之变。然内热作呕，亦未始非郁火之验，但从寒凉削伐中来，故直断以末传寒中，而非邪热不杀谷之症矣。先六君而后补中者，盖脾胃既已虚寒，而作呕则元气有断脱之意，未敢骤升，故先温中以生其根，而姜、半为止寒呕要药。俟气定呕止，然后又以补中加味以温升其元气，而元气方充足无下陷之虞，此进药次序之妙也。至于后怒，而饮食顿少，元气顿怯，更加发热者，在症固宜于补中，然以两尺如无之脉，此无根之脉也，最忌升提，正恐其有断脱之患，何以仍用补中耶？我固知用补中汤以下八味丸耳。补中所以治症，八味所以治脉，合而进之，则元气顿怯者不因八味之沉降而更怯，两尺如无者不因补中之升提而更无，此进药兼全之妙也。不然，何可先升后降耶？巉璜云：脉洪大而两尺如无者尚可兼用升提，若微细而两尺如无者升提并不可兼用，况敢独用乎？
佐云：向因失足，划然有声，坐立久则左①[注：《内科摘要》作“手”]足麻木，虽夏月足寒如冰。嘉靖己亥夏月，因醉睡，觉而饮水，复睡，遂觉右腹痞结，以手摩之，腹间沥漉有声，热摩则气泄而止，每每加剧，饮食稍多则作痛泻。求治于医，令服枳术丸，固守勿效。甲辰岁，求治于立斋先生，诊之，喟然叹曰：此非脾胃病，乃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虚寒使之然也，若专主脾胃，误矣，可服八味丸则愈。予亦敬服，果验。盖八味有附子，医家罔敢轻用。夫附子斩关夺旗，回生起死，非良将莫能用，立斋先生今之武侯也。家贫不能报德，姑序此以记治验。嘉靖甲辰十二月望②[注：农历每月十五日]后二日，杉墩介庵朱佐顿首拜书。
崧疏曰：左足麻木，夏月如冰，虽似命门火衰，然得之失足而起，而麻木又只在一足，未始非因失足而致气滞血凝，故为之寒如冰也。若必系命门火衰，则当两足皆然，何独止于左足乎？至于饮水而右腹为之痞结，以及饮食稍多则作痛泻等症，皆系脾胃气虚之故。即寒也，亦属脾胃虚寒也，何以见其必属命门火衰耶？要知麻木只在左足，而寒如冰则两足所同，故曰左足麻木，又曰足寒如冰，不然当日其寒如冰矣。若夫饮水而右腹痞结，予曾闻肝火从左，命门火从右。故左半身有火症者责之肝火居多，右半身有火症者责之命门火居多，则右半身有虚寒症者以例而推，未始非命门火衰之故。今饮水而右腹痞结，是水伤其火，火衰而水不能运也。况饮水复睡，睡则气归于肾，并水亦引归于肾，肾中之命门火能不为水寒所伤，延及六年之久，而至于衰乎？合而观之，用八味也无疑。若果系脾胃病则当洞泻绝食，反不能历六年之久矣。
光禄邝子泾，面白神劳，食少难化。所服皆二陈、山栀、枳实之类，形体日瘦，饮食日减。余谓：脾土虚寒之症，法当补土之母。彼不信，乃径补土，以致不起。
崧疏曰：土虚者补土，火虚者补火，此一定之法。若土虚而必欲补火以生之，则补土之法可以不说矣。要知土虚而脉见右关独虚弱者只补其土，而若兼见右尺无根者自当补土之母，径补其土无益也。然土母有二，心与命门也。盖胃土虚寒，当补心火以生之，归脾汤是也。脾土虚寒，当补命门以生之，八味丸是也。大抵不能食者为胃虚寒，不能化者为脾虚寒，故此案云食少难化，则脾胃皆虚寒矣，可用归脾汤与八味丸间服。然命门火衰不能生脾土，致食少难化，或大便溏泄者，每用八味、七味不效。盖熟地、山茱滞滑之品，与食少便泄症多不合宜。所谓生柴湿炭不能发火，反使窒塞釜底，而釜中终不温热，水谷终不成熟，则火且不得燃，安望其有生土之功乎？故有十补丸、四神丸、二神丸、单兔丝丸，及近传上进萃仙丸等方皆无熟地，若用煎剂如补骨脂、枸杞子、同州蒺藜、兔丝子、怀山药、五味子、杜仲、续断等，是皆温补肾气之药，空松透发，如干柴燥炭，火必旺而土自生矣，且无碍于食少便泄也。
罗工部，仲夏腹恶寒而外恶热，鼻吸气而腹觉冷，体畏风而恶寒，脉大而虚微，每次进热粥瓯许，必兼食生姜瓯许，若粥离火食，腹内即冷。余曰：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用八味丸壮火之源以消阴翳。彼反服四物、元参之类而殁。
崧疏曰：此案症属虚寒明甚，何以反服四物、元参寒凉之剂耶？岂以仲夏而然乎？岂以外恶热而然乎？岂以脉之大而然乎？独不顾寒症种种，不一而足。至于进粥不可离火，必兼食姜瓯许，非虚寒所章著者欤？然此虚寒也，即明理之人论治，必用参、术、姜、桂等温补脾胃之气而已。今进粥必兼食姜，每次必至瓯许，以此大辛热之物，食之多且久，虚或未回，其寒必退，而热必至，何以略不少减耶？要知姜能入脾胃，脾胃既不受热，即温补之亦必无益，不得不转而问诸火源。夫火之源不在脾胃，而在于肾水之中，所谓先天命门真火是也。凡寒症而用诸热药而不热者，是无此真火故耳。欲补真火，须向肾水中补之，此八味丸所以用六味丸补水之剂加桂、附补火之品，则后天之土直从先天之火而生矣。
工部陈禅亭，发热有痰，服二陈、黄连、枳壳之类，病益甚。甲辰冬请治，其脉左尺微细，右关浮大，重按微弱。余曰：此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脾病，当补火以生土，或可愈也。不悟，仍服前药，脾土愈弱，至乙巳闰正月，病已革。复邀治，右寸脉平脱，此土不能生金，生气绝于内矣，辞不治。经云：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凡病在子，当补其母，况病在母而属不足，反泻其子，不死何俟。
崧疏曰：今人论脉，以右尺属火，左尺属水。故右尺微细为火虚，左尺微细为水虚，则此案之左尺微细当属水虚矣。先生断以命门火衰者，何也？要知两尺同具水火，当以洪大微细分之。凡尺脉洪大者，不论左右，皆断以水虚；尺脉微细者，不论左右，皆断以火虚，此秘传也。而先生于此案，已先传于不言之表，读先生医案，岂可草率耶？予尝论：古有隔二、隔三之法，隔二之法可用，隔三不可用。盖隔二是补其所生，若隔三补其克矣。此案前以火虚不能生土，当补火以生土可也，是为隔二之可用。后以因火虚不能生土，土复虚不能生金，则补火之法何可用乎？是隔三之不可用也。然病而至于隔三矣，亦去生甚远。故见右寸脉平脱，即辞不治，概可知也。嶟璜云：无已，则惟建中汤可用，然此汤亦只是补土生金，为隔二之法，非补火生土，土复生金，隔三之法也。
辛丑年，余在嘉兴屠渐山①[注：屠应竣，字文升，号渐山，平湖人，明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任员外郎、郎中、翰林院修撰、右春坊右谕德兼侍读等职。]第，有林二守，不时昏愦，请余治之，谵语不绝，脉洪大，按之如无。此阳虚之症也，当用参附汤治之。有原医者扬喜而迎曰：先得我心之同然。遂服之，即静睡，觉而进食，午后再剂，神思如故，其脉顿敛。余返后，又诈云：用附子多矣，吾以黄连解之。阴仍用参附汤。窃观仲景先生治伤寒云：桂枝下咽，阳盛乃毙，硝黄入胃，阴盛乃亡②[注：语出《注解伤寒论》卷二。]。不辨而自明矣。吾恐前言致误患者，故表而出之。
崧疏曰：不时昏愦似阳明胃火冒，谵语不绝似阳明火亢。于此而欲断其为阳虚，诚难定见，不知果属阳明火者必从发热头痛伤寒症传经变来。今不言发热头痛则知其为虚矣，况脉大而按之如无者乎。然以此症论，虚则虚矣，虚中未免有火，非火何以昏愦乎？非火何为谵语乎？不知虚而有火者，脉必带数，今不言数则知其无火矣。再以此症论，无火则无火矣，似虚在于阴，不在于阳，阳虚何以昏愦乎？阳虚何以谵语乎？不知虚在阴分者，脉必强劲，今不言强劲，则知其非阴虚矣。由是而知，不时昏愦者气欲脱也，谵语不绝者神已乱也，神与气属阳，故曰阳虚。人参以复后天之阳，附子以追先天之阳，所以用参附汤而不用八味丸也。八味丸独补肾中先天之阳虚，在阴分者宜之，况先天之阳为真火，而非元阳也。元阳者，鼓舞动荡于两肾间者也。八味丸体阴而性滞，何能追复此元阳于欲脱已乱之际耶。故凡中风卒倒五虚症现，皆元阳欲脱已乱之时。惟参附、芪附及加参三生饮治之，庶可挽回，皆此意也。
肾虚火不归经发热等症
大尹沈用之，不时发热，日饮冰水数碗，寒药二剂，热渴益甚，形体日瘦，尺脉洪大而数，时或无力。王太仆曰：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又云：倏热往来，是无火也；时作时止，是无水也。法当补肾，用加减八味丸，不月而愈。
崧疏曰：倏热往来是无时而作也，时作时止是有时而作也。此案不时发热，即倏热往来也，正是无火之症，当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者也。而日饮冰水二碗，寒药二剂，热渴益甚，此即“寒之不寒，责其无水”之症，当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也。一人之身，既属无火，又属无水，何以论之。试观先生用药，不曰补火，不曰补水，而曰补肾。不曰用八味丸，不曰用六味丸，而曰用加减八味丸。是非无水、无火之症，而实肾虚火不归经之症也。夫肾虚而火不归经者，以言乎无火，则火但不归经耳，未尝是绝然无火之寒症。以言乎无水，则火不归经矣，未尝是绝然无水之热症，故用加减八味丸以引火归源而已。盖龙雷之火飞越上升，时隐时现，故为之不时发热也，销烁肺胃，故为之日饮冰水也。即以脉论，尺脉洪大而数，火未尝无也，时或无力，火未尝有也，或有或无，正火之不归经处。而后知先生察脉审症处方之妙，不越乎古人之模范，亦不囿乎古人之模范也。
顾大有父，年七十有九，仲冬将出，少妾入房，致头痛发热，眩晕喘急，痰涎壅盛，小便频数，口干引饮，遍舌生刺，缩敛如荔枝然，下唇黑裂，面目俱赤，烦躁不寐，或时喉间如烟火上冲，急饮凉茶少解，已滨于死，脉洪大而无伦且有力，打其身烙手。此肾经虚火游行于外，投以十全大补加山茱、泽泻、丹皮、山药、麦冬、五味、附子一钟，熟睡良久，脉症各减三四。再与八味丸，诸症悉退，后畏冷物而痊。
崧疏曰：此案宛似伤寒传里实邪症，以其时考之又伤寒也，以其脉考之又伤寒也，而孰知其为肾经虚火游行于外之症乎？故凡病势忽然暴烈，脉气异乎寻常，即当求本而治。若果系伤寒传里，当必从太阳、阳明、少阳诸表症尽，而后传变入来。今不言诸表症，而但云将出少妾入房所致，岂非病在肾经虚火游行乎？然以肾经虚火游行而论，当即以七味丸引火归源之法治之，何以先用十全大补加味耶？独不虑火未归源，而参、芪、术补住上焦游行之火，致痰涎壅在肺，以成窒逆之患，而愈增喘急乎。不知年七十有九，气已虚矣，入房即病，阳亦脱矣，则阴阳气血无不虚脱矣，故用此汤以齐补之。俟其脉症各减三四，使阴阳气血已定，然后用八味丸以治其本源。其不用七味及加减八味者，亦以七十有九之老人，入房即病之暴脱，真火已衰，不特火不归经而已。
顾仁成，年六十有一，痢后入房，精滑自遗，二日方止。又房劳、感寒、怒气，遂发寒热，右胁痛连心胸，腹痞，自汗、盗汗如雨，四肢厥冷，睡中惊悸，或觉上升如浮，或觉下陷如堕，遂致废寝。或用补药二剂益甚，脉浮大洪数，按之微细，此属无火虚热。急与十全大补加山药、山茱、丹皮、附子一剂，诸症顿愈而痊。此等元气百无一二。二顾是父子也。
崧疏曰：此案属虚，人皆知之，而何以用补药益甚？盖无火虚热，必需桂、附，徒用补药，适以助其虚热，故益甚也。此病源与前案相同，用药亦不异，但无泽泻、麦冬、五味三品。盖此无燥症现，故不需麦、味，而有精滑来，故并去泽泻也。或曰此症以感寒，寒热似有外感，怒气右胁痛连心胸似有气阻，腹痞似有气滞。虽知其从入房而来，医者必曰宜先疏之、散之、消之，而后补之，是正法也。亦于何处见其无火虚热耶？因四肢厥冷而然耶？曰不然，从脉之浮大洪数，按之微细而云然也。夫水火之源，皆在于下，今按之微细，则水火衰矣。而洪数独在浮候，岂非虚热乎？病至于此，非一剂所能愈。今日一剂，诸症愈而痊。故以此等元气百无一二，与前之顾大有案亦云然。
一儒者，口干发热，小便频浊，大便秘结，盗汗梦遗，遂致废寝。用当归六黄汤二剂盗汗顿止，用六味地黄丸二便调和，用十全大补汤及前丸兼服月余，诸症悉愈。
崧疏曰：此案纯是阴虚火燥症，当归六黄汤虽为盗汗而设，其于小便频浊，大便秘结，未始不可，此不过云盗汗顿止而已，余症未止也。既以苦寒清火之后，而有所未愈，而后补阴之品不可不进矣。六味丸虽为二便而设，其于口干发热，梦遗废寝，未始不可，此不过云二便调和而已，余症未和也。既以纯阴壮水之后，而有所未愈，而后气血两补之方，不可不进矣。然气血两补当用八珍，何以前用芩、连、黄柏，而后复用肉桂耶？盖芩、连、黄柏既可止盗汗，则可并止口干发热。今口干发热仍在者，是非火不归经之故乎？此所以用十全，不用八珍也。至于兼服六味丸者，此症原属水虚，而非火虚，故能当此凉剂。虽未见全愈，然亦未尝无应，故复兼此壮水之方，所以顾其本也。
州同①[注：即州同知，为知州的副职。]韩用之，年四十有六，时仲夏，色欲过度，烦热作渴，饮水不绝，小便淋沥，大便秘结，唾痰如涌，面目俱赤，满舌生刺，两唇燥裂，遍身发热，或时如芒刺而无定处，两足心如烙，以冰折之，作痛，脉洪而无伦。此肾阴虚阳无所附，而发于外，非火也。盖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峻补其阴。遂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以水顿煎六碗，冰冷与服，半饷②[注：原作“响”，据《内科摘要》改。]已用大半。睡觉③[注：睡醒。]而食温粥一碗，复睡至晚，乃以前药温饮一碗，乃睡至晓，食热粥二碗，诸症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诸症仍至，或以为伤寒。余曰：非也，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阳气亦虚矣。急以八味丸一剂，诸症悉缓，四剂诸症复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猪胆导之，诸症复作，急用十全大补汤，数剂方应。
崧疏曰：此症大局亦当用十全大补，如前顾大有之加法与之，何以只用加减八味丸料耶？岂以大便秘结之故，不敢用补气之品乎？然前曰肾经虚火游行于外，此曰肾阴虚，阳无所附而发于外。其症似不甚相远，而治法则前既用参、芪、术补气之药，复用附子补火之药，而既此不用参、芪、术，复减去附子，大有径庭，何也？曰前是火虚，此是水虚也。盖前云口干引饮，又曰急饮凉茶少解，是口虽干而所饮不多，且不曰饮水，而曰凉茶，岂非虚火之验乎？此云作渴饮水不绝，是渴也，甚于干也。饮水也甚于凉茶也，不绝也甚于少解也，以此而论，岂非水虚之验乎？况大便秘结者，又属水虚也无疑。水虚而阳无所附，只宜引火归源而已，不必补火也，故用肉桂而不用附子。只宜补肾壮水而已，不必补气也，故用加减八味而不用十全大补。故知辨症之法，只在毫厘之间也。然而壮水引火之后，翌日复现无火症，一人一病，何顷刻变易若是乎？要知无水与无火其症截然两途，而虚火游行与阳无所附其理原同一致。如无水者内外皆热症也，法当壮水。无火者内外皆寒症也，法当益火。若虚火游行与阳无所附者，是皆肾经水火两虚，外热而内寒症也，法当引火归源，非偏于无水，偏于无火也。然外热内寒症即内外皆寒症，故引火之后，外热虽除，内寒未复，所以诸症仍至，不得不用益火之剂。由是而知，引火之法即益火之法，皆从八味丸加减而已，但有轻重之分，在用附、不用附之间，初无异方也。至于大便十三日不通，可以通矣。今通之而但用外法，又在大补水火之后，似无他虑，其如一通之后诸症复作，甚矣！大便之不可轻导也。大便通后而诸症复作者，是后天之气亦虚矣，故不得不复用两补之剂。由是而知，水与火恒相倚也，先后天恒相关也，而审症用药恒相顾也。此案凡三变，一则曰诸症仍至，再则曰诸症复作，是病虽变而症不变也。用药之法，初则壮水因大便秘结也，再则益火因足冷至膝也，然则气血两补因大便强通也，然而水火同补之意，始终不变也。
举人陈履贤，色欲过度，丁酉孟冬发热无时，饮水不绝，遗精不止，小便淋沥。或用四物、芩、连之类，前症益甚，更加痰涎上涌，口舌生疮。服二陈、黄柏、知母之类，胸膈不利，饮食少思。更加枳壳、香附，肚腹作胀，大便不实，脉浮大按之微细。余朝用四君为主，佐以熟地、当归，夕用加减八味丸，更以附子唾津调搽涌泉穴，渐愈。后用十全大补汤，其大便不通，小腹作胀，此直肠干涩，令猪胆通之，形体殊倦，痰热顿增，急用独参汤而安，再用前药而愈。但劳发热无时，其脉浮洪，余谓其当慎起居，否则难治。彼以余言为迂，至乙巳夏复作，乃服四物、黄柏、知母而殁。
崧疏曰：此案与前顾大有、顾存仁二案大局相仿，当亦用十全大补，合八味、生脉治之。何以有朝夕之分，岂以势稍缓于前耶？然法虽异而药则同，所不用者，惟芎、芍、黄芪及附子耳。予细察其症之异同处，在二顾无胸膈不利、饮食少思及肚腹作胀、大便不实诸症。有此诸症，当补脾气，而补阴滋润之品在所宜禁。故虽因色欲过度而来，不得不兼用补阴，而以四君为主，归、地为佐者，岂非重在补脾气乎？然毕竟发热无时种种诸症，皆肾虚火不归经所致，故仍夕用加减八味丸也。但欲如二顾合用之法，则于脾气有窒塞滑润之患，不若即此合用之方而分进之，则既不碍于脾气，复不缺于补阴。然终不用黄芪、芎、芍及附子者，芎、芍之去取，于此原无轻重，而黄芪非胀满所宜，附子非水虚可用。盖色欲过度者多属水虚，而入房即病者多属火虚，故云二顾皆入房即病，是以即用附子。此案及前韩用之皆色欲过度，是以不用附子，从此可见矣。更以附子唾津调搽涌泉穴者，亦引火归经意也。可谓善于权衡者矣。
吴江晚生沈察顿首云云：仆年二十有六，所禀虚弱，兼之劳心，癸巳春，发热吐痰，甲午冬为甚，其热时起于小腹，吐痰而无定时。治者谓脾经湿痰郁火，用芩、连、枳实、二陈，或专主心火，用三黄丸之类。至乙未冬，其热多起足心，亦无定时，吐痰不绝，或遍身如芒刺然。治者又以为阴火生痰，用四物、二陈、黄柏、知母之类，俱无验。丙申夏，痰热愈甚，盗汗作渴。果属痰火耶？阴虚耶？乞高明裁示云云。余曰：此症乃肾经亏损，火不归经，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乃就诊于余，果尺脉洪大，余却虚浮，遂用补中益气及六味地黄丸而愈。后不守禁，其脉复作，余谓火令可忧，当慎调摄，会试且缓。但彼忽略，至戊戌夏，果殁于京。
崧疏曰：此案实系肾经亏损火不归经之症，法当用引火归源，如加减八味丸为是。而先生既已明言之矣，何复又言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耶？盖此二句是指肾水独虚，相火偏旺，其火无升腾飞越之势，第煎熬销烁于阴分者为然耳。若肾水既虚，而相火且升腾飞越于上，如此案之其热时起于小腹无定时，其热多起于足心亦无定时等症。是其症也，非肉桂之引火归源不伏，而何以独用六味地黄只壮其水耶？且其火因下虚而既上炎矣，何可更用补中益气以升提耶？岂以曾服芩、连、枳实及三黄丸、四物、二陈、黄柏、知母之类，脾气已伤，故必先用之耶？岂凭之于脉，不顾其症，而遂用之耶？夫尺脉洪大，不言按之微细，且不言六脉洪大，而只言尺脉洪大，此固肾水虚而相火旺于本经之脉。是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只须六味丸治之也。余却虚浮，则脾肺亦虚浮矣。虚浮气虚脉也，合之尺脉洪大，则气虚而且下陷于肾中之脉，宜升提下陷以补元气，须兼补中益气治之也。脾气既已下陷，肾水虽虚，是宜先升后降。若先用六味，后用补中，则脾气更陷，升之更难。故当先补中益气，而后六味地黄丸治之也。或凭症，或凭脉，法固不可乱，而心固自当灵也。
脾胃亏损吞酸嗳腐等症
大司马①[注：明代对兵部尚书之称。]王浚川，呕吐宿滞，脐腹痛甚，手足俱冷，脉微细。用附子理中丸一服益甚，脉浮大按之而细，用参附汤一剂顿愈。
崧疏曰：此案手足俱冷，脉微细，固知其为中官虚寒矣。然以呕吐宿滞，脐腹痛甚之症，未必非食填太阴，致气郁遏，而现手足冷，脉微细乎？此必冷过肘膝，微细无神，兼之面青神惨，故能确知其为虚寒也。至于理中进而病益甚，脉变浮大，此处最易惑人。重以参附，亦因其脉按之而细耳。岂非病重药轻，反拨其势而肆乎？然以附子理中与参附较之，亦不甚相远，何至反拨其势？曰：凡治重症，药宜单刀直入，理中之白术、甘草，未免牵制耳，虽然按之而细，故敢如是。不然，安知其非壮火食气之误乎？
赵吏部文卿，患吐不止，吐出皆酸味，气口脉大于人迎二三倍①[注：倍：原作‘部’，据《内科摘要》改。]，速予投剂。予曰：此食郁上，宜吐，不须用药。乃候其吐清水无酸气，寸脉渐减，尺脉渐复。翌早吐止，至午脉俱平复，勿药自安。后抚陕右，过苏访，倾盖清谈②[注：倾盖清谈：相谈投机。典出《孔子家语·致思》。]，厚过于昔，且念余在林下③[注：林下：指无官职而居于山林田野。]，频以言慰之。
崧疏曰：所吐酸味，气口脉大，自然食郁无疑。然必脉见沉滑有力者为然也，不然乌知其不犯脾胃虚症乎？至于不须用药者，亦必因其形气不惫耳。观翌午平复，勿药自安之句，岂非形气不惫者乎？或曰若然，何不止其吐而消其食也？曰：观尺脉渐复之句，则知前已下部无脉矣。古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④[注：上部……者死：语出《难经·十四难》]。即不吐亦当使之得吐，是固宜吐，故不可止其吐也。或曰若然，何不涌其吐而出其食也？曰：观患吐不止之句，则知已自得吐矣。古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若不吐自当涌之使吐，今吐不止，故不可涌其吐也。既不可止，又不可涌，而消其食、出其食，更无益于事。且形气不惫，所以不需用药之为得矣。
一儒者，面色萎黄，胸膈不利，吞酸嗳腐。恪服理气化痰之药，大便不实，食少体倦。此脾胃虚寒，用六君加炮姜、木香渐愈，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气复。此症若中气虚弱者，用人参理中汤，或补中益气加木香、干姜。不应，送左金丸或越鞠丸。若中气虚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汤，无有不应。
崧疏曰：面色萎黄，虚则有之，未必至于寒也。至于大便不实，食少体倦，而虚寒始确矣。然而有虚热者亦若是，要当于脉气形色参之也。《内经》云：诸呕吐酸，皆属于火。况酸为木火之味，故予每于吐酸、吞酸、食后口酸诸症，皆作肝脾郁火治之，而以加味逍遥散或合左金丸，以治肝经血虚火郁之酸。又以补中益气汤加丹皮、黑栀子或合左金丸以治脾经气虚火郁之酸。若气血不虚，只是火郁而作诸酸症，但用越鞠丸或合左金丸治之。如所谓脾胃虚寒而患此症者，实十中之一也。故先生亦有补中益气加木香、干姜不应，送左金丸或越鞠丸之说。此是虚热之法，而非定主于虚寒也。至于前云脾胃虚寒，用六君加炮姜、木香，后云中气虚寒，用补中益气必加附子者，前因大便不实而言，后不过统论而已。盖大便不实者，不利于黄芪、当归之滑润也。前云中气虚弱用人参理中汤或补中益气汤加木香、干姜，后云中气虚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汤者，前是不过虚弱而论，后则虚弱而兼寒已。盖虚弱者，原不必附子之大温大热也。又前云脾胃虚寒用六君加木香、炮姜，后云中气虚弱用补中益气加木香、干姜者，要知炮姜能温脾胃之寒，而干姜不过止呕行滞而已，其功用甚殊也。
一上舍①[注：上舍：宋代太学分外舍、内舍和上舍，学生可按一定的年限和条件依次而升。明代以“上舍”为国子监学生的别称。]，饮食失宜，胸腹膨胀，嗳气吞酸。以自知医，用二陈、枳实、黄连、苍术、黄柏之类，前症益甚，更加足指肿痛，指缝出水。余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若腿足浮肿，或焮肿寒热呕吐，亦用前药。
崧疏曰：前症初起，未尝非脾胃湿热所致，用药亦不过如是。何至于益甚耶？知其人必脾胃元气素虚者耳，所谓饮食失宜者非欤。更加足指肿痛，指缝出水者，此脾胃素虚而湿气随之下陷也。是皆二陈等类复伤其脾胃之元气而然乎？此补中益气所以升补元气，而茯苓、半夏所以燥渗其湿气而即愈也。足以见脾胃元气素虚之人，即在初起，即有邪气，亦不可纯用寒凉克伐之品。
儒者胡济之，场屋①[注：科举考试的地方，又称科场。引申为科举考试。]不利，胸膈膨闷，饮食无味。服枳术丸，不时作呕。用二陈、黄连、枳实痰涌气促。加紫苏、枳壳，喘嗽腹胀。加厚朴、腹皮，小便不利。加槟榔、蓬术，泄泻腹痛。悉属虚寒，用六君加姜、桂，二剂不应。更加附子一钱，二剂稍退，数剂十愈六七，乃以八味丸全愈。
崧疏曰：场屋不利而患前症，似属郁结伤脾之意，归脾汤是对症方也。舍而不用，徒用伤脾气之品，是以叠用而叠变。所变皆脾胃虚症，虽无寒症可见，并无热症可凭，故从虚者必寒之法治之。至于温补脾胃之后，继以温补命门者，亦补母生子之常法耳。夫用姜、桂而曰不应，更加附子而已，不更方也。要知危症用药不应即是应处，不可更方，直大其剂，增其力耳。若一更方便或②[注：通“惑”。迷惑。]矣，倘曰反甚则宜更之。然亦有病重药轻之假甚者，仍不可更，要认假甚之法，在症变而脉不变，脉变而重按不变也，如前大司马王浚川之案是已。
一上舍，呕吐痰涎，发热作渴，胸膈痞满。或用清气化痰降火，前症益甚，痰涎自出。余曰：呕吐痰涎，胃气虚寒，发热作渴，胃不生津，胸膈痞满，脾气虚弱。须用参、芪、归、术之类温补脾胃，生发阳气，诸病自退。彼不信，仍服前药，虚症悉至，复请治。余曰：饮食不入，吃逆①[注：呃逆]不绝，泄泻腹痛，手足逆冷，是谓五虚。烦热作渴，虚阳越于外也，脉洪大，脉欲绝也，死期迫矣。或曰：若然，殒于日乎？夜乎？余曰：脉洪大，当殒于昼。果然。
栝疏曰：以此诸症，亦不见其为虚寒也。岂别见于形色脉气乎？惟痰涎自出是脾气虚不能摄涎症，虚则有之，未必寒也。然因降火之后见之，故以虚寒属之。不然岂无脾热甚而流涎者乎？先生虽言虚寒，而所论药品，只是补之而已，未尝有温之者，而曰温补，何也？盖气虚之症多近于寒，故曰虚寒。而补气之药多属于温，故曰温补。至于五虚症现，自然不治。但兼烦热作渴，且脉见洪大者，医者犹谓火未清楚，或谓元气未脱，不知其有虚阳越、脉欲绝之兆乎？故知死症既现，纵有可观者，亦不足为矣。若殒于日殒于夜之说，蟮璜云：凡死人期已至者其脉洪劲无胃，此为纯阳无阴，乃真阴竭绝，必殒于日；其脉沉细微弱，渐渐脱去，此为纯阴无阳，乃真气离散，必殒于夜。以此而论，是无阴者殒于日，无阳者殒于夜也，而此案是无阳症，亦殒于日，若是则不足凭矣。先生则曰：脉洪大当陨于昼，似乎脉微细者当殒于夜矣。初不以症之无阴无阳论也，然蟮璜之说，亦未为不是。
余母太宜人①[注：明、清两朝称五品命妇为宜人]，年六十有五，己卯春二月，饮食后偶闻外言忤意，呕吐酸水，内热作渴，饮食不进，惟饮冷水，气口脉大而无伦②[注：原作“论”，据《内科摘要》改]，面色青赤。此胃中湿热郁火，投之以药，入口即吐，第三日吐酸物，第七日吐酸黄水，十一日吐苦水，脉益洪大，仍喜冷水，以黄连一味煎汤冷饮少许。至二十日加白术、茯苓，至二十五日加陈皮，三十七日加当归、炙甘草，至六十日，始进清米饮半盏，渐进薄粥饮，调理得痊。
崧疏曰：此症实系胃经湿热郁火，以气口脉大而无伦故也。然未尝不因肝火而发，故其面色青赤。予意此症，何不即用茱、连浓煎，细细呷之，使呕吐止，继以清湿热、散郁火之剂，数日可愈矣。何必延至十一日而后进黄连一味耶？岂以事关至亲，为子者不敢轻易进药而然耶？然独不虑吐伤元气，则旦暮不保，何可延至十一日之久。要知所吐皆酸水、酸物，则湿热郁火亦得从吐而散去。且不言神气困倦，故可缓缓而图也。然不用茱、连，而用黄连者，岂以茱、连入肝，黄连入胃。此症虽因外言忤意而作，而病脉则现于气口胃部，故以黄连入胃为当也。观后所加之药，皆在胃而不在肝，概可知矣。况只言忤意，而不言发怒，则于肝分似无涉也。
一妇人，吞酸嗳腐，呕吐痰涎，面色纯白。或用二陈、黄连、枳实之类，加发热作渴，肚腹胀满。余曰：此脾胃亏损，末传寒中。不信，仍作火治，肢体肿胀如蛊。余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胃气渐醒，饮食渐进，虚火归经。又以补中益气加炮姜、木香、茯苓、半夏，兼服全愈。
崧疏曰：面色纯白，必非实火症。用黄连而反加发热作渴，内真寒而外假热也。用枳实而反加肚腹胀满，气虚而中满也。既已从寒从克伐中来，何可仍作火治，其不至于肿胀如蛊何可得耶？要知愈虚则愈胀，愈寒则愈肿，非温补何以治之。但先之以温补，继之以升补，则又有未可骤升之意所当知也。盖末传寒中，而至于肿胀如蛊，则脾胃已成冷灰，此时升之无可升矣。况又有虚火未曾归经，故直温之而已。至于胃气渐醒，饮食渐进，虚火归经之后，脾胃虽温，元气初复，然未能遂其升发之机，故以补中益气助之，此次序之法也。
一妇人，性沉静多虑，胸膈不利，饮食少思，腹胀吞酸，面色青黄，用疏利之剂。余曰：此脾虚痞满，当益胃气。不信，仍用之，胸膈果满，饮食愈少。余以调中益气加香砂、炮姜渐愈，后以六君、芎、归、贝母、桔梗、炮姜而愈。
崧疏曰：以性沉静多虑而生诸症，大概属肝脾郁火为多，当用加味逍遥。先生独云：脾虚痞满，当益胃气者，盖因面色青黄，脾土已受肝木所克矣，况无寒热等肝经症现故也。然必有脉可据，若左手脉弦数而涩，当用逍遥从肝经血分升散之；若右手脉虚洪而弦，当用补中从脾经气分升散之。此症必左脉无恙，而右脉失和者也。然不用补中而用调中，何也？予观调中有苍术、木香，而无白术、当归，序为治湿热所伤云云，岂以此症有湿热而用之乎？夫腹胀吞酸，因多湿热所致，然先生每治此症，未尝作为湿热。即如前太宜人案，亦必明言胃中湿热，所用之药不忌白术、当归，故予知此方不因湿热而用也。盖此妇性沉静而多虑，其气必滞，滞则生湿，故不利于白术之闭气、当归之滋湿，而以苍术、木香及香砂、炮姜之温散行滞燥湿之品加之。及渐愈后，滞行湿散，则脾胃元气为重，故复进六君加味，虽仍用白术、当归，而半夏、川芎、贝母、桔梗、炮姜之用，非复温散行滞燥湿之品乎？若曰湿热，炮姜何可用耶？是一脾胃元虚气滞，而有寒湿之症也。
仙云：家母久患心腹疼痛，每作必胸满呕吐，厥逆，面赤唇麻，咽干舌燥，寒热不时，而脉洪大。众以痰火治之，屡止屡作。迨乙巳春，发热频甚，用药反剧。有朱存默氏，谓服寒凉药所致，欲用参术等剂。余疑痛无补法，乃请立斋先生以折中焉。先生诊而叹曰：此寒凉损真之故，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且脉息弦洪而有怪状，乃脾气亏损，肝脉乘之而然，惟当温补其胃。遂与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吴茱萸、木香，一服而效。家母病发月余，竟夕不安，今熟寐彻晓，洪脉顿敛，怪脉顿除，诸症释然。先生之见，盖有本欤。家母余龄皆先生所赐，杏林报德，没齿不忘，谨述此，乞附医案，谅有太史者采入仓公诸篇，以垂不朽，将使后者观省焉。嘉靖乙巳春月吉日，陈湖眷生①[注：旧时两家通婚后，尊长对姻亲晚辈的自称]陆仙顿首谨书。
崧疏曰：此案脉症，以大概而视，未始非痰火所为，但治之而屡止屡作，其中必有本原虚症存焉。若非痰火所为，则治之即当更剧，何至屡止。若无本原虚症，则痰火亦易清消，何至屡止屡作。独患之已久，治之亦屡，而惟痰火是治，本原之虚，全然不顾，则...
本原益虚，而标症反剧，自然之势也。夫清消痰火之药，皆寒凉者也。寒凉之而发热频甚，岂非内寒外热乎？寒凉之而洪脉加弦，岂非土虚木贼乎？此补中益气所必用也，加以茯苓、半夏者，昔日之痰因消之而益甚；加以吴茉、木香者，昔日之火因清之而变寒。然热药颇多，必用吴茉者，以其能入肝经治少腹寒痛。今痛虽非少腹，而脉见弦，况诸痛皆属木乎。
一妇人，年三十余，忽不进饮食，日饮清茶三、五碗，并少用水果，三年余矣，经行每次过期而少。余以为脾气郁结，用归脾汤加吴茱萸，不数剂而饮食如常。若人脾肾虚而不食，当以四神丸治之。
崧疏曰：予曾见少年妇数人患此症，数年后多不药而愈，大抵皆脾气郁结之故。惟郁结之气抑塞脾胃故不饥，无他症故能延至数年之久而无恙。及遇得意事，则郁结自开而愈矣。此案经行过期而少，则脾经之血已亏，不得不用归脾补脾经之气血，而开其郁结。然加吴茉之热何也？盖吴茉能温散厥阴肝经，郁结虽在于脾，而肝气亦从之郁滞，故加吴茉以温行之，实两得之也。然予闻郁结者必有火，故有加味归脾汤之柴胡、黑栀以清散其火之法。此案虽未见有火，亦不觉有寒，何可据用此热药耶？岂以经行不及期而多者为有火，过期而少者为有寒耶？然过期而少正血虚之故，血虚则火必盛，亦何可据用此热药耶？亦当必有寒色可验，寒脉可征，故可用耳，不然未可浪投也。至于脾肾虚而不饮食当用四神丸者，亦因肾火虚而不能生脾土之症则宜之。然予谓肾火虚不能生脾土者，当不特不饮食而已，亦不能至数年之久也，治者审之。
一妇人，年逾二十，不进饮食二年矣，日饮清茶果品之类，面部微黄，浮肿，形体如常，仍能步履，但体倦怠，肝脾二脉弦浮，按之微而结滞。余用六君加木香、吴茱，下痰积甚多，饮食顿进，形体始瘦，卧床月余，仍服六君之类而安。
崧疏曰：此案例前案相同，未始非脾气郁结之故，但以面部黄肿与体之倦怠，知其为脾胃虚耳。兼之两关脉弦浮，岂非木乘土之象乎？及按之微而结滞，未始非肝脾郁结之脉。而能知其虚中有痰积者，盖郁结而现木乘土之脉，土受克之症矣。何能延至二年之久，而得形体如常，仍能步履者乎？惟其有痰积于中，脾胃亦借此痰积以滋养，故能久而如是也。试观痰积既下，即便形体瘦，而卧床不起矣。何今人必欲消尽其痰，而不顾其脾胃之元气耶？乃先生明知其痰积，惟以六君补其元气，使元气运而痰积自下，岂非治本之谓乎？
脾肾亏损停食泄泻等症
进士刘华甫，停食腹痛，泻黄吐痰。服二陈、山栀、黄连、枳实之类，其症益甚，左关弦紧，右关弦长。乃肝木克脾土，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愈。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异攻散①[注：《内科摘要》作“异功散”]以补脾胃。如不应，宜用补中益气升发阳气。凡泄利色黄，脾土亏损，真气下陷，必用前汤加木香、肉蔻温补。如不应，当补其母，宜八味丸。
崧疏曰：泻黄一症，尽有属脾热及食积者，以此症而论，前方未为不是。然其人必有热症可据，实脉可凭。今服前药，而曰其症益甚，知非脾热矣。且脉得右关弦长，自是木克土症。无疑，而此黄色为脾土之真色也明矣。六君内有半夏加木香，同是消伐之品，因食尚未去之故。下即接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异攻散云，可见半夏、木香非常服之品，今人动云半夏醒脾、木香运气，要知非虚症所宜也。凡至泄利下一段，未可为定例。
光禄柴黼庵，善饮，泄泻腹胀，吐痰作呕，口干。此脾胃之气虚，先与六君加神曲，痰呕已止。再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泻胀亦愈。此症若湿热壅滞，当用葛花解醒汤，分消其湿。湿既去而泻未已，须用六君加神曲实脾土、化酒积。然虽为酒而作，实因脾土虚弱，不可专主湿热。
崧疏曰：湿热之症，未有不因脾胃虚弱而成者，脾胃不虚，湿热不积。但当分脾胃之虚与湿热，孰轻孰重。如脾胃已虚，而湿热不盛，则以补为主；若湿热已盛而脾胃未虚，则以清为主。若脾胃既虚，而湿热复盛，则补与清兼用之。又当分湿与热孰轻孰重，如湿重而热轻，则去湿为主，虚者兼补其气；若热重而湿轻，则清热为主，虚者兼养其阴。大概在气分者多成泄泻，在血分者多成痢疾，在经者多生于筋脉，在腑者多生于肠胃，在筋脉者多属厥阴，在肠胃者多属阳明。然肠胃固属阳明，而筋脉未必不属阳明也。故湿热之症，多责于阳明。而凡病之属阳明湿热者，十居五六，不特酒积而已。
旧僚钱可久，素善饮，面赤痰盛，大便不实。此肠胃湿痰壅滞，用二陈、芩、连、山栀、枳实、干葛、泽泻、升麻一剂，吐痰甚多，大便始实。此后日以黄连三钱泡汤饮之而安。但如此禀厚者不多耳。
棨疏曰：此案亦属阳明湿热，其大便不实固属阳明，而面赤者亦属阳明。昔人云：阳明病则面赤是也。湿热盛而生痰，此痰不滞于他处，而壅滞于肠胃，非阳明乎？故以二陈及甘葛、升麻、枳实、泽泻去阳明之湿，以黄芩、黄连、山栀去阳明之热。至吐痰而大便即实者，痰去则湿热去，湿热去而大便实矣。痰出于胃，而便实于大肠，岂非手足阳明之气实乎？若止是湿痰而已，则芩、连、山栀何为用之哉？且此后日以黄连三钱泡汤饮之而安，其热也为何如。然其形必壮，其脉必实，故治法如此。
一儒者，善饮，便滑，溺涩，食减胸满，腿足渐肿。症属脾肾虚寒，用加减金匮肾气丸，食进肿消。更用八味丸，胃强脾健而愈。
棨疏曰：以善饮之人患此诸症，未始非湿热所为。其溺涩腿肿，湿热下流者有之，何以知其为脾肾虚寒耶？意其人必脉微面惨，体倦神疲，足冷畏寒，少食蜷卧者也。即酒之湿热所以不化者，良由脾土之虚而不能运行也。脾土虚而至于溺涩腿肿，良由肾火之衰而不能气化也。斯时徒从脾经升补无益，故必用肾气丸与八味丸以益火生土，则肾得气化，而脾得运行，斯湿热得去矣。夫肾气治火虚水肿之方，八味治肾虚火衰之方，未尝可治酒客湿热之症。不知治病，但论本原，初不可以善饮之故，而谓其不宜于温热之剂也。
一男子，清晨或五更吐痰，或有酸味。此是脾气虚弱，用六君送四神丸而愈。若脾气郁滞，用二陈加桔梗、山栀送香连丸。若郁结伤脾，用归脾汤送香连丸。若胸膈不舒，归脾加柴丸。
胡、山栀送左金丸。若胃气虚，津液不能运化，用补中益气送左金丸。
崧疏曰：此案必有遗文，其清晨或五更不特吐痰而已，当必有泄泻一症在内。何也？盖此案既列在泄泻门中，而四神丸、香连丸非治痰之药，实治泄之方也，而四神丸又属清晨五更泄之的方故耳。至于酸味，实为肝木之味，此皆木郁土中之明验，故下文详及左金丸者，为此故也。
一羽士①[注：道士]，停食泄泻，自用四苓、黄连、枳实、曲糵，益甚。余曰：此脾肾泄也，当用六君加姜、桂送四神丸。不信，又用沉香化气丸一服，卧床不食，咳则粪出，几至危殆，终践余言而愈。盖化气之剂，峻厉猛烈，无经不伤，无脏不损，岂宜轻服。
崧疏曰：停食作泻，不过消食止泻及利小便而已。即用前药而益甚，亦不过健脾补气，或用升提而已。何以即断之为脾肾泻，而即当温补脾经，兼温补肾经之剂耶？要知停食作泻，宜用前药，宜用而用之不宜，即为脾肾泻矣。不必定以五更清晨泻，方为脾肾泻也。然必有虚寒脉症可凭，未可臆度也。至于咳则粪出，予按《内经》有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之说。其曰：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其曰：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而治法则肺咳用麻黄汤，大肠咳用赤石脂禹余粮汤，肾咳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膀胱咳用茯苓甘草汤云云。此皆仲景之方，从伤寒例用药也。不然以肺脏之咳，当补肺气，何敢用麻黄汤乎？肾脏之咳，当补肾阴，何敢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乎？故予以为遗失遗溺之咳，属脏腑之虚损者正多。要知咳而遗失，虽云大肠受之，而肺与大肠为表里，肺气虚则大肠之气不固，故咳而失为之遗也，法当大补肺气为主，不必专问大肠。即如膀胱之咳而遗溺，亦由肾气虚大虚之故，法当峻补肾气为主，又何问于膀胱乎？而予又以为肾主二便，咳而致于或遗溺或遗失，皆属肾气虚所致，法当专主补肾，故先生既用六君，即兼用四神，其理自可见也。
嘉靖乙未，绍患肝木克脾，面赤生风，大肠燥结，炎火冲上，久之遂致脏毒下血，肠鸣溏泄，腹胀喘急，驯至绝谷，濒于殆矣。诸医方以枳实、黄连之剂投之，展转增剧。乃求治于立斋先生，先生曰：尔病脾肾两虚，内真寒而外虚热，法当温补。遂以参术为君，山药、黄芪、肉果、姜、附为臣，茱萸、骨脂、五味、归、苓为佐，治十剂，俾以次服之。诸医皆曰：此火病也，以火济火可乎？绍雅信先生，不为动，服之浃旬①[注：一旬，十天]，尽剂而血止，诸疾遄已。先是三年前，先生过绍，谓曰：尔面部赤风，脾胃病也，不治将深。予心忧之而怠缓以须，疾发又惑于众论，几至不救。微先生，吾其土矣。呜呼！先生之术亦神矣哉！绍无以报盛德，敬述梗概，求附案末，以为四方抱患者告，庶用垂惠于无穷云。长洲朱绍。
崧疏曰：此案虽曰脾肾两虚，究竟脾虚为重。始曰肝木克脾，终日面部赤风脾胃病也。而所用之药，又温补脾胃为主。独是以面赤生风，大便燥结，炎火冲上，脏毒下血，肠鸣喘急等症，皆属内热无疑。而先生独曰：内真寒而外虚热者。何处立见耶？岂以脉象得之乎？抑以枳实、黄连反之乎？予细详书法，在“久之遂致”四字。夫初病之面赤生风，是为肝经自动之风，风夹火上，故面为之赤。此症立斋已明言脾胃病矣，盖肝木自生风火，势必凌侮脾胃之土故也。未几而大肠燥结，脾胃之阴已为风火所耗。未几而炎火冲上，阴已愈耗而风火愈旺矣。斯时脾肾未至两虚，亦未至内真寒，而外虚热也。所用枳实、黄连，虽未中的，然无大害，但久之而枳实、黄连辈服之既多，遂致实变为虚，热化为寒。于是脏毒下血等症发，皆脾肾虚寒之故。是枳实、黄连已投于“久之”之前，并投于“遂致”之后，故曰展转增剧也。此所以先生遂定为脾肾两虚，内真寒而外虚热云尔。
脾胃亏损停食痢疾等症
崔司空①[注：明代对工部尚书之称。]，年逾六旬，患痢赤白，里急后重。此湿热壅滞，用芍药汤内加大黄二钱，一剂减半，又剂全愈。惟急重未止，此脾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送香连丸而愈。
崧疏曰：年逾六旬，元气之虚可知，其敢用大黄者，偶因湿热独盛故耳。嗣后急重未止，即易补中，岂非本来之虚即现乎？不然则急重之未止，未必非湿热之余气也。予读此案而得治法之妙。盖元气虽虚，而邪气正盛之时，不得不用推荡之法。及邪气已退，而元气未复之时，不妨即用补益之法，攻补迭用，捷如转丸，如此大黄之后，即继参、芪，不特世眼有疑，医者亦多惑矣。
罗给事①[注：即给事中。明代在六部皆设给事中，掌纠察。]，小腹急痛，大便欲去不去。此脾肾气虚而下陷也，用补中益气送八味丸，二剂而愈。此等症候，因痢药致损元气，肢体肿胀而死者，不可枚举。
崧疏曰：大便欲去不去，大概皆以为气滞大肠之故，欲用调气之药，如木香、槟榔之类。况小腹急痛者乎？明眼者知其为脾气下陷，当用升补，而不知有命门火衰，不能气化，故欲去不去也。如此用药之法，亦须以形脉参之，非必然之例，但此案原非痢疾可比。观其序症，止曰小腹急痛，大便欲去不去而已。初无患痢赤白之文，故又曰此等症候因痢药致损云云，是似痢而实非痢也。
少宗伯②[注：明代对礼部侍郎之称。]顾东江，停食患痢，腹痛下坠。或用疏导之剂，两足肿胀，食少体倦，烦热作渴，脉洪数，按之微细。余以六君子加姜、桂各二钱，吴茱萸、五味各一钱，煎熟冷服之即睡，觉而诸症顿退，再剂全退。此假热而治以假寒也。
崧疏曰：此案以初症而论，固当用疏导之剂，及用之而两足肿胀等症现，是亦脾虚元气下陷症耳。虽有烦热作渴，何禁其无虚中之热乎？以寻常而论，当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治之。其如脉得洪数，按之微细，此假热之验也。予然后知假热之不可骤尔升提也，予然后知假热之不可略兼清润也。盖假热外现，内必有真寒，升提之而假热愈假，清润之而真寒更真矣。然予观补中益气治法，有口干、发热及脉洪大无力之句，较之比，似亦可用。曰：口干发热也，非烦热作渴也；洪大无力也，非洪数按之微细也。夫口干发热与洪大无力，内外皆虚热也。烦热作渴与洪数按之微细，实虚阳上泛矣。故不可从补中，而从六君也，故不从清补，而从温补也。
太常①[注：官职名，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宗庙礼仪之事。]边华泉，呕吐不食，腹痛后重。自用大黄等药一剂，腹痛益甚，自汗发热，昏愦脉大。余用参、术各一两，炙甘草、炮姜各三钱，升麻一钱，一锤而苏，又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二剂而愈。
崧疏曰：夫呕吐不食，食伤于胃也；腹痛后重，积滞于肠也。纵或不虚，亦宜消食导滞，缓缓而治，何必即用大黄等药。用之而腹痛益甚，中气虚寒可知。中气虚寒，而至于自汗发热昏愦，几成亡阳之意。所幸者脉但大而已，不致于脱也，犹可挽回。挽回之法，须温补其阳气，此阳不在于肾，此气不在于肺，而实在于脾胃。何也？盖呕吐不食，腹痛后重，业已病在脾胃。而况自用大黄等药，正复伤脾胃之阳气，故有腹痛益甚等症之变，虽自汗发热昏愦，要皆从脾胃之阳气虚寒所致，故不用芪附、参附，而用理中，但重大其剂，即为挽回。而升麻之加，一则原有后重，一则大黄之后，元气更陷矣。独是自汗昏愦之时，炮姜、升麻似属不可，不知治病须寻其源，既已寻见其脾胃虚寒而下陷，则虽变症百出不顾也。况乎此处，自汗原非肺绝，昏愦原非火泛，何以知之？以脉大知之。若自汗属于肺绝，其脉当脱，昏愦属于火泛，其脉当空，今不过曰大而已，故知其非也。
廷评曲汝为，食后入房，翌日①[注：次日午后]腹痛，去后似痢非痢，次日下皆脓血，烦热作渴，神思昏倦。用四神丸一服顿减，又用八味丸料加五味、吴茱、骨脂、肉蔻，二剂痊愈。
崧疏曰：此案虽云入房之后即得是症，宜从阴治，以补真火为主。然尽有水虚火旺者，当补水以制火，而况烦热作渴，神思昏倦，未必非火旺之故。今断然以四神丸、八味丸治之而愈者，其必有色脉可据耶。然予谓入房之后，肾固虚矣，而脓血之积，其来必久，特因入房后动之而发耳。自当逐去旧积，后补新虚。何以即用大补大热之剂，全不顾积之有无耶？虽然，虚而至于真火衰微矣，何暇更问其积，但当详审细察，而后用之，不可孟浪也。
判官汪天锡，年六十余，患痢，腹痛后重，热渴引冷，饮食不进。用芍药汤内加大黄一两，四剂稍应，仍用前药，大黄减半，数剂而愈。此等元气百无一二。
崧疏曰：治痢大法，疏导为先。经曰：无积不成痢②[注：语出《仁斋直指方》卷二]。刘河间曰：暴注下迫，皆属于火。张子和曰：痢者波数而便脓血，知气滞其血也，通利为先，不可擅用补涩。丹溪曰：养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后重则宜下，下以大黄、槟榔；腹痛则宜和，和以芍药、厚朴云云。此近世所以用芍药汤为治痢之先剂。甚者每加大黄，然不过一二钱而已，未有若此案之加大黄一两也。而且一剂不已，至于四剂，四剂而不过曰稍应，又复减半至于数剂而后愈。噫！亦奇矣！以六十余岁之老人，且饮食不进者，何以用药若是耶？岂以热渴引冷为可据耶？是必有精神可凭，脉气可证，非浪投也。读此案及前曲汝为案，知先生垂训之法隐然言外。治病当随症用药，其攻补寒热，不可偏执常见，亦不可畏惧延缓。故以曲汝为之大补大热之法案于前，即以汪天锡之大攻大寒之法案于后。
通判①[注：《内科摘要》作“通府”。明各府置通判，分掌粮运、水利、屯田、牧马、江海防务等事。]薛允𫖯，下血。服犀角地黄汤等药，其血愈多，形体消瘦，发热少食，里急后重。此脾气下陷，余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一剂而愈。
崧疏曰：犀角地黄汤原为血症所需，然必肠胃有实火者宜之，非血症必有火，有火必属实，动辙用之者也。此案但言下血，而不言热症，即不宜此方之寒凉矣。服之而其血愈多，岂非寒凉损伤其脾胃之气乎，因之而形体消瘦等症现，得不为脾气下陷，而当用补中益气哉。加炮姜者，虽因寒凉损伤而设，亦由其能止血退热故也。一剂而愈，知非脾胃之气素虚者，特因前方偶虚之耳。噫！偶虚之者尚尔多变，而况有素虚者乎！甚矣，药之不可乱投也。
一上舍，患痢后重，自知医，用药药汤，后重益甚，饮食少思，腹寒肢冷。余以为脾胃亏损，用六君加木香、炮姜二剂而愈。
崧疏曰：芍药汤治痢，自是常法，然服之而后重益甚，更加虚寒之症叠出，则望而知其为脾胃亏损且寒矣，六君加木香、炮姜二剂而愈。
炮姜其可免乎？但肢冷似属肾火虚症，不知脾主四肢，若肾火虚则冷不止于肢矣。独疑此案有后重及后重益甚之文似脾气下陷矣，当亦用补中益气加姜、桂治之。然而细阅前后全案，有可得而解者请言之，盖痢者积滞也，凡积滞正多之时，虽元气下陷，未可升提。故崔司空之用补中，在全愈后惟急重未止时用之也；罗给事之用补中，在小腹急痛，大便欲去不去，不言患痢用之也；边华泉之用升麻，亦不言患痢；薛允频之用补中，是下血而非患痢；及顾东江腹痛下坠，两足肿胀，因患痢未愈，故不用补中。以是而论，其不用补中之意，从可解矣。推之于后，如一老妇明言属脾气下陷，亦因患痢未愈，故不用补中。先母亦患痢腹痛，不言下陷，而用升麻者，以手按腹，痛稍止，知其无大积滞故也。
一老人，素以酒乳同饮，去后似痢非痢，胸膈不宽，用痰痢等药不效。余思本草云：酒不与乳同饮，为得酸则凝结，得苦则行散。遂以茶茗为丸，用清茶送五十丸，不数服而瘥。
松疏曰：此案治法之变者也，然亦精神健旺，色脉俱实者宜之。嶂璜谓此案与前曲汝为、薛允频二案皆似痢非痢，当从别治。
一老妇，食后因怒患痢，里急后重。属脾气下陷，与大剂六君加附子、肉蔻、煨木香各一钱，吴茱五分，骨脂、五味各一钱五分，二剂诸症悉退。惟小腹胀闷，此肝气滞于脾也，与调中益气加附子、木香五分，四剂而愈。后口内觉咸，此肾虚水泛，与六味地黄丸，二剂顿愈。
松疏曰：此案既云脾气下陷，则当用补中益气以升提之，
何故只用六君，且加以极温热之品？亦何所见而知其虚且寒也？其必有虚寒之色脉可据耶，不然，食后因怒之症，往往皆是，岂必尽若是治法乎？夫既已知其脾胃虚寒之症，而必加附子、骨脂、五味者，是肾亦虚寒矣。肾亦虚寒则根本已蹶，虽脾气下陷不可升提，故直温补之，温补其气，则气自能上腾，不必升提也。其后肝气郁于脾中，不得不条达其肝气，然不用补中而用调中者调中散气之力胜也，加附子、增木香者仍不忘脾肾之寒也。至于口内觉咸，肾阴虚而然，胃阴虚者亦然，此其故固前方皆补胃气与肾火者也，气与火属阳，阳与阴互相为根，阳偏于旺而阴自虚。是以肾中之水被火直逼于上，与胃中之火相合，而口为之咸也。六味丸虽补肾水，未尝不补胃阴，盖肾水足，肾火自降，胃火亦清，而胃阴亦得其荫矣。然予又有推而进之之说，大概肝气郁于脾者，其胀闷在肚腹，不在小腹，以小腹属肝不属脾也。若小腹胀闷，是肝气自陷于肝，肝属血，当用逍遥散治之。不知肝有气血之分，肝气郁于血分者宜用逍遥，从肝经血分条达之；肝气郁于气分者宜用调中，从脾经气分条达之。于是而知肝气既郁，皆郁脾中，初不论肚腹与小腹，故逍遥虽从血分，亦有白术、茯苓以顾其脾气也。又肾虚水泛者当是肾经火衰之症，宜用八味丸治之，然前曾用附子、骨脂、五味等，皆能入肾壮火，则火是不衰，独未曾补肾之阴，故肾阴虚而水之味上泛耳。此是肾火偏旺而肾水独虚之故，故以六味丸主之。若所谓八味丸治肾虚水泛者，治水泛为痰之法，非徒口内觉咸也。
先母年八十，仲夏患病腹痛，作呕不食，热渴引汤，手按腹痛稍止，脉鼓指而有力。真气虚而邪气实也，急用人参五钱，白术、茯苓各三钱，陈皮、升麻、附子、炙甘草各一钱，服之睡，觉索食，脉症顿退，再剂而安，此取症不取脉也。凡暴病，毋论其脉，当从其症。时石阁老①[注：明代俗称内阁大学士及翰林学士入阁办事者为‘阁老’。]太夫人其年岁、脉症皆同，彼乃专治其痢，遂致不起。
松疏曰：此案之能真知其真气虚者，在年八十，一也；热渴引汤，二也；手按腹痛稍止，三也。有此三者，其脉虽鼓指有力，是为枯劲无神之脉，非有余也。盖未有鼓指有力之脉而现诸虚症者，虽曰邪气实，而所用之药，独补真气，是可知矣。予尝谓脉之一道，贵乎有神，神者和柔圆润之象也。若所云鼓指有力，乃气血虚而津液少，不能滋养筋脉，故现此枯劲无神之象。正如无滋之木挺直硬急之意耳，为大虚之候，非实脉也。故不论现症之虚实，并不论脉象之大小，若见此枯劲无神者，总作虚治之，虽有邪气，以补为主。要非取症不取脉，亦非暴病毋论其脉当从其症之说所同论也，此是治时症六淫邪气之法。若此案，正取症而复取脉，从症而复从脉者矣。不然，何以服大温补之药而曰脉症顿退。此脉若属实而有余，何以与症同退耶。
横塘陈梓园，年六十，面带赤色，吐痰口干，或时作泻。癸卯春就诊，谓余曰：仆之症，或以为脾经湿热，痰火作泻，率用二陈、黄连、枳实、神曲、麦芽、白术、柴胡之类，不应。何也？余脉之，左关弦紧，肾水不能生肝木也，右关弦大，肝木乘克脾土也。此乃脾肾亏损，不能生克制化，当滋化源。不信，余谓其甥朱太守阳山曰：令舅不久当殒于痢。至甲辰夏果患痢而殁。
崧疏曰：以此症论之，未始非脾经湿热，及至服去湿热之药而不应，则当改涂易辙矣。乃诊其脉而左关弦紧，右关弦大，其为脾肾亏损决然无疑矣。昧者见左关弦紧，误以为肝木有余，殊不知肝木失养，正是其不足处也；见右关弦大，误以为脾土敦阜，殊不知脾土受侮，正是其卑监处也。非滋化源，何由而愈？盖木之化源在水，而土之化源在火，水火同官，此八味丸所以滋先天之化源也。又水之化源在金，而金之化源在土，土金一体，此补中益气汤所以滋后天之化源也。然又有进于此者，不特生我者谓之化源，即克我者亦谓之化源。如木得水生而克土，土既虚则金失其所生，而不能制木，致木寡于畏，益肆其克土之势，而木亦因之抑郁困顿于土中，不能自遂其条达之性，是土木同毙也，强弱同尽也。故培土生金，金旺能制木而土去其仇，金旺则能生水而木得其养，是金一旺而木土皆安矣。五行以此类推，生克皆为化源，故曰不能生克制化，当滋化源也。夫五行之所以终天地而不堕者，惟此生克制化之权耳。若有生而无克，何以制化耶？
脾胃亏损疟疾寒热等症
冬官①[注：工部官员]朱省庵，停食感寒而患疟。自用清脾截疟二药，食后腹胀，时或作痛。服二陈、黄连、枳实之类，小腹重坠，腿足浮肿。加白术、山楂，吐食未化。谓余曰：何也？余曰：食后胀痛，乃脾虚不能克化也；小腹重坠，乃脾虚不能升举也；腿足浮肿，乃脾虚不能运行也；吐食不消，乃脾胃虚寒无火也。
治以补中益气汤加吴茱、炮姜、木香、肉桂，一剂诸症顿退，饮食顿加，不数剂而痊。大凡停食之症，宜用六君、枳实、厚朴；若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汤；若内伤外感，用藿香正气散；若内伤多而外感少，用人参养胃汤；若劳伤元气兼外感，用补中益气加川芎；若劳伤元气兼停食，补中益气加神曲、陈皮；若气恼兼食，用六君加香附、山栀；若咽酸或食后口酸，当节饮食；病作时大热躁渴，以姜汤乘热饮之，此截疟之良法也。每见发时饮啖生冷物者病或少愈，多致脾虚胃损，往往不治。大抵内伤饮食者必恶食，外感风寒者不恶食。审系劳伤元气，虽有百症，但用补中益气汤，其病自愈。其属外感者主以补养，佐以解散，其邪自退。若外邪既退，即补中益气以实其表；若邪去而不实其表，或过用发表亏损脾胃，皆致绵延难治。凡此不问阴阳日夜所发，皆宜补中益气，此不截之截也。夫人以脾胃为主，未有脾胃实而患疟痢者。若专主发表攻里、降火导痰，是治其末而忘其本。前所云乃疟之大略，如不应，当分六经表里而治之，说见各方。
崧疏曰：此案因停食感寒而患疟，则其病在脾胃也可知；因自用清脾截疟之药而变症甚剧，则其病在脾胃之虚寒也可知。虽不言脉而症则无疑，先生明疏病情，嘉惠后学多矣。至于大凡已下所论，皆以脾胃虚者言之，非所以概于诸疟也。予谓疟疾一症，虽本于脾胃虚者为多，盖脾主信①[注：《说文解字》徐注“脾主信藏志，信生于土”。另有五行五德说，认为“肝主仁，心主礼，脾主信，肺主义，肾主智”。]，而寒热则属肝胆，是以每多木乘土症。然本于肾虚者更多，肾主闭藏，不能闭藏，则邪气易入而深藏之，久而发为寒热，是水不能生木也。虽然，
疟症必有外邪，如风、寒、暑、湿之气夹杂而生，故宜先分六经表里而治之。虽云六经表里，大概多在少阳、阳明半表半里之间，是以治法不离乎小柴胡加减和解之方。不应，然后从虚治，如脾胃虚者以补中益气汤加减为主，如肾虚者以六味加减为主，虚而寒者悉加温热之品。若先生所云先以补虚为主，如不应当分六经表里而治之，未免倒置矣。
大尹曹时明，患疟寒热。用止截之剂，反发热恶寒，饮食少思，神思甚倦，其脉或浮洪或微细。此阳气虚寒，余用补中益气内参、芪、归、术各加三钱，甘草一钱五分，加炮姜、附子各一钱，一剂而寒热止，数剂而元气复。
崧疏曰：此案用止截之剂，而变症百出，症既属虚，脉更无主，宜乎温补见功。然亦有误用止截而邪气闭塞者，法当疏表散邪、清内通塞为主。然必无如是症，如是脉也，常见脉之隐现不定，旦夕更象，时大时小，或强或弱者，初无定见。要知此皆阳气虚寒，神无主宰之故，不论何症，总宜温补而已。
一儒者，秋患寒热，至春未愈，胸痞腹胀。余用人参二两，生姜二两煨熟，煎顿服，寒热即止。更以调中益气加半夏、茯苓、炮姜数剂，元气顿复。后任县尹①[注：明代知县的别称]，每饮食劳倦疾作，服前药即愈。大凡久疟乃属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涎不食，泄泻腹痛，手足逆冷，寒战如栗。若误投以清脾、截疟二饮，多致不起。
崧疏曰：人参、煨姜各二两，此方原治夫胃家阳气虚寒症，然非大虚而病久者不可用，其煨姜多至二两，颇能戟喉。若有是症，何不用补中益气加煨姜数片，或六君子加升、柴、煨姜缓以图之，未始不可也。此案能用之者，以其病自秋至春之久故耳，久而尚觉胸痞腹胀，自是脾胃气虚不运之故。然久而不愈，未免有痰湿凝滞于中宫。古人云：无痰不成疟。又云：疟久不愈，内必有根。痰湿者，非疟之根乎？故不用补中而用调中，且加以半夏、茯苓、炮姜者，是有痰湿之根者宜之也。至于大凡久疟以下所论，则纯以脾胃虚者言耳，是论久疟，非论调中。若所谓阴火下流者，盖阴火是脾火，脾属太阴阴故也。下流是下脱，惟下脱故现诸虚寒症，是当用大温大补之剂。或宜升，或不宜升，须在相机而用，故不载当用何方，只云不可误投清脾、截疟耳。
一上舍，每至夏秋，非停食作泻，必疟痢霍乱，遇劳吐痰，头眩体倦，发热恶寒。用四物、二陈、芩、连、枳实、山栀之类，患疟服止截之药，前症益甚，时或遍身如芒刺然。余以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内参、芪各用三钱，归、术各二钱，十余剂少愈，若间断其药，诸病仍至，连服三十余剂全愈。又服还少丹半载，形体充实。
崧疏曰：此案病在脾胃气虚，而有湿热之积气者也。大凡病之必至是时而发者，皆属脾经气血虚而有积气隐伏于内，盖脾属土而主信，故不爽其期。积气隐伏于内，如草根之隐伏于土中，至春必发，若无根在内，则何发之有。故治应期而发之症，当随其症而补之，兼消积气之品，以潜消默夺之。此案每至夏秋，正长夏湿土司令之时，非停食作泻，必疟痢霍乱，是皆病在脾胃，而有湿热之积气故也。至于遇劳吐痰、头眩诸症者则脾胃之气虚为多，故宜于补气，不宜于补血，宜于温升，不宜于寒攻，是以用四物等类及止疟之药而致前症益甚也。若所谓遍身如芒刺然者，此是肺气大虚，不能外卫其皮毛之故。盖土虚则金亦虚，内虚则外亦虚也，故以补中益气，培用补气之品以大补之。然以其应期而发，必有积气，故加茯苓、半夏以消之。如此大补，服至三十余剂而后全愈，其虚可知，虚则当补其母，故复用还少丹。
一妇人，疟久不愈，发后口干倦甚。用七味白术散加麦冬、五味作大剂，煎与恣饮，再发稍可，乃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十余剂而愈。凡截疟，余常以参、术各一两，生姜四两煨熟，煎服即止，或以大剂补中益气加煨姜尤效，生姜①[注：《内科摘要》此下有“一味”二字。]亦效。
崧疏曰：此案胃虚而津液不能上潮于肺之症也。夫口干倦甚，疟所必然，但在正发时则有虚而或亦有实，若在发后则有虚而未尝有实矣。何也？盖正发时而然者，或有邪气劫其津液而口干，邪气胜其元气而倦甚，则补养之中当兼散邪。今以发后而然，则邪气已退而独元气不敷矣，故惟补养而已。然发后暂时而然者未必是虚，暴疟之后，势所必然。若整日连夜而然者，必定是虚矣。若夫七味白术散一方，原治泻而口干，属中气亏损、津液短少之症。今移治疟后口干，足征运用之妙。盖疟与泻虽不同，而中气亏损，津液短少则同也，加以麦、味，又见加减之妙，盖泻自不可兼有用清润，而疟又不可独行温燥也。及再发稍可，仍用补中加味者，疟疾之根自当消散，而脾经之气自当温升也。是知前剂所以治标，后剂所以治本耳。至于所云截疟之法，亦当因症而施，未可为必然之例。凡疟之来，岂无风寒暑湿之分，气血阴阳之异乎？惟元气虚，而寒邪伏之者为宜。
东洞庭马志卿，疟后形体骨立，发热恶寒，食少体倦。用补中益气内参、芪、归、术各加三钱，甘草一钱五分，炮姜二钱，一剂而寒热止，数剂而元气复。
崧疏曰：此案之宜大补也，人皆知之，而况得之疟后乎？然以形体骨立，是形与精皆不足也。形不足者，当补之以气，精不足者，则当补之以味。味者补阴之品也，补中益气独能补脾胃之气，而不能补肝肾之阴，先生何以独用之乎？盖因食少体倦故耳，凡病至食少体倦，则脾胃之气已虚，脾胃气虚则阴药不可骤用，以泥滞之性有碍于食少之人也。故先生每于食少体倦四字为补气补血之标准，宜知此意。
一妇人，久患寒热。服清脾饮之类，胸膈饱胀，饮食减少。余用调中益气加茯苓、半夏、炮姜各一钱，二剂而痊。
崧疏曰：此案久患寒热，知非疟疾可比。何至服疟疾之药反得胸膈饱胀、饮食减少者，是脾胃之气为药所伤耳。夫久患寒热，亦是妇人之常病，其气血未必大损。且有抑郁停滞者，每多此症，故先生只用调中益气汤二剂而愈。不然，饮食减少之症，若属于脾胃元气亏损者，何能速愈至此耶？要知此饮食减少，在服清脾饮之后，不在患寒热之时则未服清脾饮前，其饮食未尝减少可知，故不用补中益气汤。
一妇人，劳役停食患疟。或用消导止截，饮食少思，体瘦腹胀。余以补中益气倍用参、芪、归、术、甘草，加茯苓、半夏各一钱五分，炮姜五钱，一剂顿安。又以前药炮姜用一钱，不数剂元气复而全愈。
崧疏曰：此案当以劳役二字为主，夫人既劳役，则其脾胃之气已虚矣。停食患疟，虽为邪气有余，然本实先拨，何可不顾耶。细详此案与前案，同是误服药饵，以致食少腹胀之症，用药亦颇相同。而此案温补之势更数倍于前案，要知亦以劳役二字为病之本耳，治病之工可不审病人之劳逸乎？
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
大参①[注：参政的别称，明代布政使的下属官员。]李北泉，时唾痰涎，内热作渴，肢体倦怠，劳而足热。用清气化痰益甚，余曰：此肾水泛而为痰，法当补肾。不信，另进滚痰丸一服，吐泻不止，饮食不入，头晕眼闭，始信。余用六君子汤数剂，胃气渐复，却用六味丸，月余诸症悉愈。
崧疏曰：此案以时唾痰涎、内热作渴而言，似宜清气化痰之剂，然以肢体倦怠言之，则已属脾胃气虚矣，劳而足热言之，则已属肾水不足矣，合之时唾痰涎、内热作渴之症，岂非肾水泛而为痰乎。乃进滚痰丸而气虚之症悉具，斯时胃气更急，故先六君以救胃气，后用六味饮以治本来也。然肾水之所以泛而为痰者，良由脾胃土虚不能制水故耳。是以既欲补肾，原当先补脾胃，相制正所以相济也。
鸿胪①[注：鸿胪寺，明代掌管朝会、筵席、祭祀赞相礼仪的机构。]苏龙溪，咳嗽气喘，鼻塞流涕。余用参苏饮一剂，以散寒邪，更用补中益气以实腠理而愈。后因劳怒仍作，自用前饮益甚，加黄连、枳实，腹胀不食，小便短少。服二陈、四苓，前症愈剧，小便不通。余曰：腹胀不食，脾胃虚也；小便短少，肺肾虚也，悉因攻伐所致。投以六君加黄芪、炮姜、五味，二剂诸症顿退。再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五味，数剂全愈。
崧疏曰：此案以鼻塞流涕之故，知其有寒邪，故用参苏以散之。然必预有脾肺气虚之征，故继之以补中益气而愈。后因劳则脾胃复伤，因怒则土受木克矣，何不用补中而反用参苏？且更加黄连、枳实，宁不重伤脾肺乎？至于现症虽有肾虚一说，然究不越脾胃土虚，不能生肺金，金虚不能生肾水，溯流从源，只补其土金而水自得生。故惟用六君补中为主，而加五味子以生水而已。若庸工遇此，鲜不以金匮肾气丸为对症之方，然不知腹胀不食之症，宜乎先用六君运之，并不宜先用补中提之，而况肾气丸泥滞室塞之品乎？此医道之精微，其间不容以寸。
地官②[注：户部官员。]李北川，每劳咳嗽，余用补中益气汤即愈。一日复作，自用参苏饮，益甚。更服人参败毒散，项强口噤，腰背反张。余曰：此误汗亡津液而变痉矣。仍以前汤加附子一钱，四剂而痊。感冒咳嗽，若误行发汗过多，喘促呼吸不利，吐痰不止，必患肺痈矣。
崧疏曰：此案只每劳二字，足以见其气之虚矣。用补中益气，治气虚之方也，业已用之而得效。奈何复作而反用发散之药，以致津液暴亡，筋脉躁劲而成痉，自取之也。独是补中加附子，乃治误汗亡阳，汗流不止之方。而此症是误汗亡津液，津液，阴类也，法当滋养阴血，以滋润其筋脉，何反用附子以燥益燥乎？岂以气虚为本，而虚甚当补其阳乎？抑以色脉之间，多现阳气之虚，而不现阴血之虚而然乎？郭天阶云：此即仲景真武汤法也，原治误汗亡阳症。此案虽云误汗亡津液，其实将亡阳矣，故用之。
侍御谭希曾，咳嗽吐痰，手足时冷。余以为脾肺虚寒，用补中益气加炮姜而愈。
崧疏曰：此案必有虚寒之色脉可验，不然手足时冷，不无不有热厥火郁者乎？巑璜云：手足时冷，有寒热之分，虚实之异，不可概作虚寒主治。如此案之用补中加炮姜者，大约右脉必虚数、微数，故以补中补其虚，加炮姜退其数耳。
职方①[注：明代兵部职方清吏司。]王用之，喘嗽作渴，面赤鼻干。余以为脾肺有热，用二陈加芩、连、山栀、桔梗、麦冬而愈。
崧疏曰：此案必有实热之形脉可验，不然面赤口渴，不无不有阴虚火旺者乎？巑璜云：不但面赤口渴非必尽属实火，即喘嗽一症，亦自有寒热虚实之分，气血阴阳之异，如此案之用二陈加清火之品者，大约属痰火症耳，其右脉必洪数有力者也。
佥宪阮君聘，咳嗽面白，鼻流清涕。此脾肺虚而兼外邪，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五味治之而愈，又用六君、芎、归之类而安。
崧疏曰：嶂璜云：此案明系外邪而投补中益气者，乃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谓养正则邪自退也，脉必见虚微故用之，犹恐邪气乘虚又袭，故加五味子以敛其腠理，盖盗出闭门之意耳。予谓此案：面白者气虚也，鼻流清涕者外邪也，补中益气加味允得其宜。然五味子虽为盗出闭门之法，而初服宜未可用。俟一二剂后，使外邪散去，然后用之，则无敛闭之虞。
司厅陈国华，素阴虚，患咳嗽。以自知医，用发表化痰之剂不应，用清热化痰等药其症愈甚。余曰：此脾肺虚也。不信，用牛黄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胀，饮食少思，足三阴虚症悉见。朝用六君、桔梗、升麻、麦冬、五味，补脾土以生肺金，夕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生脾土，诸症渐愈。经云：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而金病，复用前药而反泻其火，吾不得而知也。
崧疏曰：此案素阴虚患咳嗽者，非肾阴虚而相火上炎肺金，即脾阴虚而燥土不生肺金也，斯时宜滋养脾肾之阴，而肺得全其所天矣。奈何茕茕受侮无恃之肺金，不急扶之、培之，而反散之、消之、寒凉之，不特肺更受伤，而肺之母亦受伤，肺母之家，无不受伤矣。斯所以胸腹作胀，饮食少思，足三阴虚症悉见也。六君加味者补肺之母也，八味丸者补肺母之家也，即所谓隔二隔三之法也。甚矣！阴虚之人不可发表、化痰、清热也，而世之人阴虚者皆是，世之医家发表、化痰、清热者亦皆是，世之病人甘受其发表、化痰、清热者无不皆是。悲夫！
中书①[注：明代内阁所置辅佐主官之官员。]鲍希伏，素阴虚，患咳嗽。服清气化痰丸及二陈、芩、连之类，痰益甚。用四物、黄柏、知母、元参之类，腹胀咽哑，右关脉浮弦，左尺脉洪大。余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阴火又从而克之，当滋化源。朝用补中益气汤加山茱、麦冬、五味子，夕用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三月余，喜其慎疾得愈。
崧疏曰：此案右关脉浮弦，土虚而木乘矣；左尺脉洪大，阴虚而火旺矣。朝用补中所以补土而去木也，加山茱、麦冬、五味者，不特保肺，亦以之敛降其阴火耳。夕用六味所以补阴而制火也，加五味子者，不特敛火，亦以滋养其水源耳。
武选汪用之，饮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发散之药，时仲夏，脉洪数而无力，胸满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余曰：水泛为痰之症而用前剂，是谓重亡津液，得非肺痈乎？不信，仍服前药，翌日果吐脓，脉数左三右寸为甚，始信。用桔梗汤一剂，脓数顿止，再剂全止，面色顿白，仍于忧惶。余曰：此症面白脉涩，不治自愈。又用前药一剂，佐以六味丸治之而痊。
崧疏曰：此案吐痰腥臭，是胃经瘀积之痰火使然，瘀积既久，其浊气熏蒸肺经，势必成痈。是皆肾水亏损，致阳明津液不能流润所致，法当补肾为主。然瘀积未去，补之反害，故先用桔梗汤以开提之，使瘀积去而后以六味补之，斯为正治。虽然，此症有本实先拨之虞，盖中气败坏不运者有之，肾气亏损欲脱者有之，不先补而徒事开提，往往不救也。
锦衣李大用，素不慎起居，吐痰自汗，咳嗽发热。服二陈、芩、连、枳壳、山栀之类，前症不减，饮食少思。用四物、二陈、芩、连、黄柏、知母、元参之类，前症愈甚，更加胸腹不利，饮食益少，内热晡热。加桑皮、紫苏、杏仁、紫菀、桔梗之类，胸膈膨胀，小便短少。用猪苓、泽泻、白术、茯苓、枳壳、青皮、半夏、黄连、苏子，胸膈痞满，胁肋膨胀，小便不通。加茵陈、葶苈，喘促不卧，饮食不进。余诊之，六脉洪数，肺肾二部尤甚。余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而心火又乘之，此肺痈之作也。当滋化源，缓则不救。不信，后唾脓痰，复求余治。余曰：胸膈痞满，脾土败也；喘促不卧，肺金败也；小便不通，肾水败也；胁肋膨胀，肝木败也；饮食不化，心火败也；此化源既绝，五脏已败，药岂能生耶？已而果然。
崧疏曰：此案云素不慎起居，知其贼不少，而所以奉生之道不能承顺者多矣。及病至而用对病之药以治之，不惟以此药而退此病，反因此药进此病，是其元气无权，化源无主矣。凡病若此，皆不可治，不特咳嗽而已。至于六脉洪数，则五脏皆有火，而肺肾之两部尤甚，当云阴火上乘肺金，非心火也。凡病惟阴火上乘者为难治，盖以清之不可，降之不能。而肾又为先天根本之地，补之又不易充足，故每多不救。若心火乘之，则清之可也，降之可也，补之亦易为力也。然阴火与心火乘克肺金，治之不得其法，多成肺痈。及肺痈成，而元气未惫者可治，今曰化源已绝，五脏已败，则何可治耶。故其死，不死于肺痈，而死于素不慎起居而用药杂乱之故也。
丝客姚荃者，素郁怒，年近六十，脾胃不健。服香燥行气，饮食少思，两胁胀闷。服行气破血，饮食不入，右胁胀痛，喜用手按，彼疑为膈气痰饮内伤。余曰：乃肝木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若内有瘀血，虽单衣亦不敢着肉。用滋化源之药，四剂诸症顿退。彼以为愈，余曰：火令在迩，当补脾土以保肺金。彼不信，后复作，另用痰火之剂益甚，求治。左关右寸滑数，此肺内溃矣。仍不信，乃服前药，更吐秽脓而殁。
崧疏曰：此案素郁怒，则肝木不能条达，其势必下克脾土，此脾胃不健之所由来也。然肝木既郁，则木中之火亦郁，而肝脾皆阴脏主血，血被郁火销铄，而肝脾同归于燥，斯时宜疏肝补脾，养血清铄为主。奈何反用香燥行气之药，又用行气破血之品，以致脾胃不健者，变为饮食少思，再变为饮食不入，两胁胀满者变为右胁胀痛，可谓日深一日矣。而更有疑于膈气痰饮，亦惑之甚矣，且痛处喜用手按，其虚实立辨，不必以单衣不敢着肉而后致明也。及滋化源愈后复作，仍蹈前辙，用痰火之药，以致肺溃而殁，谁之过欤？至于脉之左关右寸滑数，则肝火乘肺金之象，甚矣！肺为娇脏，五火皆能伤之，可不慎欤。
学士吴北川，过饮痰壅，舌本强硬。服降火化痰药，痰气益甚，肢体不遂。余作脾虚湿热治之而愈。
崧疏曰：善饮者，大概多湿热，而况过饮乎。以过饮而痰壅，大概多湿热之痰，降火化痰药虽未中肯綮，然亦不甚相远，何至痰气益甚，肢体不遂耶？于是而见舌本强硬，虽曰痰壅之故，要非脾虚者不致此。盖以脾之大络，统于舌本故也。脾虚湿热，治以何方？予见前第一篇内伤外感中，一男子善饮，舌本强硬，语言不清一案，亦作脾虚湿热治，以补中益气加神曲、麦芽、干葛、泽泻，比例而推，亦可用也。更有清燥汤一方，原治脾虚湿热症，可采用之。
上舍史瞻之，每至春咳嗽，用参苏饮加芩、连、桑、杏乃愈。乙巳春患之，用前药益甚，更加喉痛，就治，左尺洪数而无力。余曰：此是肾经阴火刑①[注：原作“形”，据《内科摘要》改。]克肺金，当滋化源。遂以六味丸料加麦冬、五味、炒栀，及补中益气汤而愈。
崧疏曰：此案每至春咳嗽，则知其为肝火上逆肺金也。肝经之所以生火者，皆由肾水不足，不能生木，致木劲而生火也。久之则肾水益虚，则肾经亦有火矣，肾经之火当壮水以制之。若仍用前发散寒凉之品，则肺气愈虚而阴火被遏，宜乎咳嗽益甚，而更加喉痛也。是痞也，不特水虚，亦且金破，故既用六味以壮水，更用补中以补金。然必先用六味，后继补中者，盖此案以水虚为本，金破为标也。况肺中既有阴火，不先壮水以制之，则参、术、升、柴适所以助之耳。此先后之序也。
儒者张克明，咳嗽，用二陈、芩、连、枳壳，胸满气喘，侵晨吐痰。加苏子、杏仁，口出痰涎，口干作渴。余曰：侵晨吐痰，脾虚不能消化饮食；胸满气喘，脾虚不能生肺金；涎沫自出，脾虚不能收摄；口干作渴，脾虚不能生津液。遂用六君加炮姜、肉果，温补脾胃，更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而愈。
崧疏曰：此案因服芩、连而症剧，其属脾胃虚寒也固矣，此六君加炮姜、肉果之所以宜用也。独口干作渴四字，虽曰脾虚不能生津液，然半夏、炮姜何敢用乎？岂以脾气为寒凉所伤，不能薰蒸津液以潮润肺金，故温之使其气化乎？抑胃家之津液为寒凉所滞，聚而为痰涎，不能游溢敷布以灌溉肺金，故燥之适所以润之乎？然予每用之反增干咳，痰不能出，兼之口干咽燥者多矣。宜详审而用之，未可以为必然也。墩璜云：此案用六君加炮姜、肉果者，必有大便不实一症夹之也，不然，或咳而遗失者也。
一男子，夏月吐痰或嗽，用胃火药不应。余以为火乘肺金，用麦门冬汤而愈。后因劳复嗽，用补中益气加桔梗、山栀、片芩、麦冬、五味而愈。但口干体倦，小便赤涩，日用生脉散而痊。若咳而属胃火有痰，宜竹叶石膏汤。胃气虚，宜补中益气加贝母、桔梗。若阴火上冲，宜生脉散送地黄丸，以保肺气生肾水。此乃真脏之患，非滋化源决不能愈。
崧疏曰：此案服胃火药不应，不应者病未去耳，无所加也。无所加，则火未尝非火，独不在胃耳。时当夏月，正肺金畏火之时，症见吐痰咳嗽，岂非火乘肺金乎。然金被火乘，肺气必虚，故用麦冬汤以补肺气兼散火郁。后因劳复发，其气之虚也，不独在肺，而且在脾，故用补中益气以补脾肺之气。仍加山栀、片芩以去素有之火，又加麦冬、五味合生脉散，正夏月保肺之要剂也。先生用药可谓丝毫无漏者矣。
一妇人，患咳嗽，胁痛，发热，日晡益甚。用加味逍遥散、熟地治之而愈。年余因怒气劳役，前症仍作，又太阳痛，或寒热往来，或咳嗽遗尿，皆属肝火血虚，阴挺痿痹。用前散及地黄丸，月余而瘥。
崧疏曰：此案属肝肾阴虚而兼火郁症也，加味逍遥治肝经郁火方也，加熟地兼补肾水，补肾水所以滋肝木，散郁火所以达肝木，一滋一达，所谓风以散之，雨以润之，同时而进，木有不得其天者乎。仿此，可以知用方加减法，并可以知方之合用法。独咳嗽遗尿一症，《内经》所谓：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者是也，而治法用茯苓甘草汤。此以邪气干之而论，未见别法，不知尚有肝火血虚阴挺痿痹之论，而用逍遥、六味之法。故知读古人之书，不可不自定其眼目也。
表弟妇，咳嗽发热，呕吐痰涎，日夜约五六碗，喘咳不宁，胸满①[注：《内科摘要》作“瘗”]燥渴，饮食不进，崩血如涌。此命门火衰，脾土虚寒，用八味丸及附子理中汤加减治之而愈。详见妇人血崩。
崧疏曰：此案无一症不是热极，而先生独断为火衰土寒者，其必有色脉可凭耳，非臆度也。然以其中二症论之，其呕吐痰涎，若属热症，其声必亮，其味必苦，其形浊，而其出也必艰涩而不多。今日日夜约六七碗，非艰涩可知，所谓吐痰如涌者皆火土虚寒不能运化，致水泛于上，原该温补以摄之者也。又崩血若属热症，其小腹必痛，其色必紫黑，其形必有块，而其来也必淋漓而不断。今日如涌，非淋漓可知，所谓暴脱无阳者皆火土虚寒不能统摄，致土崩于下，原该温补以固之者也。故见有如是症不必以色脉为据，即当留意在虚寒一路，更何论咳嗽发热，胸满燥渴等证之似热而疑之也。
一妇人，不得于姑②[注：古时妻子对丈夫母亲的称呼。《说文》“姑，夫母也”]，患咳，胸膈不利，饮食无味。此脾肺俱伤，痰郁于中，先用归脾汤加山栀、抚芎、贝母、桔梗，诸症渐愈，后以六君加芎、归、桔梗，间服全愈。
崧疏曰：此案云患咳者，干咳而无痰也。丹溪曰：咳而无痰者，此系火郁之症，乃痰郁火邪在中，用桔梗以开之，下用补阴降火，不已则成痨。此症不得志者有之，今此案云不得于姑，岂非不得志者乎？以丹溪法论治，当先用开提之品，继用补阴降火之品，参、芪、术等似未可用。而先生先用归脾加味者，诚有以见其脾肺俱伤也。夫归脾治郁结伤心脾之方，未尝言及于肺。然郁结既能伤心脾，何不能伤脾肺？归脾既能治心脾，何不能治脾肺耶？其所以加山栀，即寓降火之意，加抚芎即寓散郁之意，加贝母即寓清痰之意，加桔梗即寓开提之意，是标本兼治法也。后以六君加芎、归，亦气血两补而兼消痰之剂，更加桔梗，仍不忘开提意耳。独始终不用补阴之品，是先生独见。予治袁文选君令媳，患干咳而兼泄泻，先用异攻散而泄泻愈，继用逍遥散而干咳痊。一医用滋阴之品内熟地五钱，一剂而两症俱剧，泻剧则咳亦剧。予仍用前法不应，乃以异攻散内白术三钱，陈皮易以橘红，加苏梗钱许，桔梗二钱许，二剂而愈，四剂而痊。是知此症多不利于补阴降火也。盖不得志而至于郁结者，其气多陷，补阴降火则其气更陷矣，宜其更剧也。然此是治脾肺气虚所致者然耳，若因阴虚火燥及血虚火郁所致者，则补阴降火之法仍不可废。《原病式》曰：人瘦者腠理疏通而多汗泄，血液衰少而为燥热，故多为劳嗽之疾也。此阴血虚而火燥所致者。《医贯》曰：有一等干咳嗽者，丹溪云：干咳嗽极难治，此系火郁之症，乃痰郁其火邪在中，用逍遥散以开之，下用补阴之剂。此阴血虚而火郁治法也。
一妇人，咳嗽，早间吐痰甚多，夜间喘急不寐。余谓早间多痰，乃脾虚饮食所化；夜间喘急，乃肺虚阴火上冲。遂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而愈。
崧疏曰：早间正脾胃空虚之时，故凡病发于此时，皆作气虚主治，不特咳嗽吐痰为然也。夜间正阴经行度之时，故凡病发于此时，皆作阴分主治，不特喘急不寐为然也。况痰原饮食所化，非脾虚不化也。而早间又饮食正化之后，乘虚而动，能不吐乎？喘原阴火所冲，非阴虚不冲也。而夜间又阴火正冲之候，乘虚而上，能不喘乎？但补中益气，在咳嗽者恒畏用之，而在喘急者又恒忌用之。不知脾肺虚者，非补中益气不愈，加以麦、味，则升者不致骤升，而无犯于咳嗽喘急之畏忌，且能敛降阴火，正合其宜也。或曰阴火上冲，何不兼服六味？曰此案咳嗽吐痰喘急，大概脾肺气虚为重，故不宜六味之沉降也乎。
上舍陈道复长子，亏损肾经，久患咳嗽，午后益甚。余曰：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时孟春，不信，乃服黄柏、知母之类。至夏，吐痰引饮，小便频数，面目如绯。余以白术、当归、茯苓、陈皮、麦冬、五味、丹皮、泽泻四剂，乃以参、芪、熟地、山茱为丸，俾服之，诸症顿退。复请视，余以为信，遂用前药如常与之，彼仍泥不服，卒致不起。
崧疏曰：此案既云亏损肾经，午后益甚，则知其为阴虚咳嗽也无疑，法当用六味丸治之。先生乃曰：当补脾土。诚以脾为至阴，又为金水二脏之本，故虽曰亏损肾经以致久患咳嗽者，必先补之。乃至服黄柏、知母而变症叠出，其脾土更虚矣。土虚则肺金同受其虚，故先用补养脾肺为主，而以茯苓、泽泻稍渗其小便，并降其阴火，而补肾之药未之用也。及丸药以熟地、山茱补肝肾，仍同参、芪用之，究不忘脾肺二经，可谓得其源者矣。奈何世人一见咳嗽而午后益甚者，必先补肾滋阴，以致内热益增，饮食益少。初不知补脾一法，在补肾补肺之先乎？
一妇人，饮食后，因怒患疟，呕吐。用藿香正气散，二剂而愈。后复怒，吐痰甚多，狂言热炽，胸胁胀痛，手按少止，脉洪大无伦，按之微细。此属肝脾二经血虚，以加味逍遥散加熟地、川芎，二剂脉症顿退，再用十全大补而安。此症若用疏通之剂，是犯虚虚之戒矣。
松疏曰：此案有探其本而不顾其标，得其虚而不顾其实之妙。盖前症之所当急治者，自然以因怒患疟为主，其病在肝。而不知饮食后得之，则其病在胃。去其饮食，散其风寒，而诸病自已，是本在饮食，而标在疟疾也。后症之所当急治者，自然以狂言热炽为主，其病在胃，而不知复怒后得之，则其病在肝。散其怒气，补其血虚，而诸病自已，是本在肝虚，而标在狂热也。且同一怒也，前属实症，而后属虚症，虚而至于用十全大补，其虚为何如。噫！曾未几何而虚实顿变，能不使用药者之眩乎？然胀痛而手按少止，症已虚矣。洪大而按之微细，脉已虚矣。虚则皆虚，更何论乎狂言热炽，更何问乎前症之实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