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喘

气喘

实喘之证必起于暴，暴病之喘非风寒即火邪耳。盖风寒之邪必受自皮肤，皮肤闭涩，肺气必逆而为喘。外证必恶寒发热，头疼身痛，脉必滑数，内则咳嗽。宜散外邪，外邪散内气自顺，宜六安煎，寒甚者加细辛、苏叶。倘冬月患此而外寒甚者，宜苏陈九宝饮。若外寒郁内热而渴者，宜大青龙汤。若无表证而暴病气喘脉滑者，便是火证，火郁于内，金必受伤，即火刑金沸之候，宜白虎汤，甚者抽薪饮。倘内病气喘，外出大汗，名为肺胀。肺胀者，乃火盛之极也，治之稍缓杀人甚速，宜牛黄夺命散，兼外寒宜泻肺通窍汤。然肺胀之证，大人恒少，惟小儿最多。

虚喘之病必起于徐，或大病之后劳瘵日久，或大汗大泻之后，或男子纵欲精亏，或老人真阴亏损皆有此证，是皆起于徐也。惟妇人产后去血过多，乃营血暴竭，孤阳无依而为喘者，亦起于暴，乃极危之候也。然此有去血过多而营竭之因，非若实喘无虚损之因也。第虚喘之治当察上下，虚在上焦者，脾与肺也，补脾益肺取效犹易。若虚在下焦者，肝与肾也，二脏亏损而望生全者，诚非易也。

虚在脾肺而病喘者，其人本无大病、久病，但觉精神疲倦，股膝少力，举动气急，脉濡弱或平和。察其外无风寒之表证，内无躁烦之火证，便是虚喘。虽无大病、久病，亦必由思虑、劳倦、过饱之所致也。其证静则安然，动则微喘是也。治宜四君子或归脾汤减木香主之。

虚在肝肾而病喘者，必先有虚损之病。但脾肺虚者，动则微喘，肝肾虚者，微动喘亦盛。盖久病、大病、汗泻之后而喘者，肝肾无不虚也。治此用贞元饮及大补元煎、大小营煎之类。其有虚损日久，上病气急下病泄泻者，不能受补肾滋肝之润剂，此系有病无药之症也。余经诊多人皆不治。妇人产后去血过多而喘者，乃血尽气绝之症也。盖精血为气之根，乃阳根于阴也。阴血暴竭，使孤阳无根而上奔为喘，气无根必上冲而散尽也，此真喘即死之证，无法可施者也。

痰喘之病必有所因，因外感者必有表证。外解内畅则痰自除而喘自息，因火盛者，必有渴烦及脉滑数之现象，火清则痰消喘宁，此二者当于实喘门求法治之。若脾虚而饮食化痰，肾虚水泛为痰者，自有脾肾之虚证可察，当于虚喘门求法治之。然痰之盛者，又不得不兼除痰。若外邪闭涩者，六安煎。内火盛者，抽薪饮、白虎汤之类加知母、贝母、天花粉。脾虚者，六君子汤。肾虚者，金水六君煎。然此等之药只可暂用，痰稍除务宜救本。

水盛于下而为喘者，亦属虚喘，惟水肿之病多有之，非脾虚不能制水，即肾虚不能化气也。脾虚之证，必懊恼惊悸，或恶心或不寐。肾虚之证，少腹作胀或胀连腰腿。治脾虚者，宜理中汤兼五苓散。治肾虚者，宜金匮肾气汤。若过饮茶汤，脾不及化致湿停胃中而喘者，其喘亦微，胸中必有胀满之证，但宜逐湿，治以五苓散，湿去而喘自愈，此证最少，取效亦易，不治亦可，越日必自愈矣。水盛虚喘之证，曾治吉六三案载湿证门。

喘病之脉，但察其微弱细数者，乃阴中之阳虚也。若浮大弦芤，按之空虚者，乃阳中之阴虚也，皆大危之候。克伐再投，必致于死。若喘急、脉数、面赤者，亦必死之候也。

历经虚喘，凡脉细数及弦革者，皆归不治。惟脉四至无弦革之象，且柔软中不失有力者，乃可望生，然亦必补脾补肾方有成功。若下气清火毫不可投，然病至此，内伤已极，再投消耗如泰山之压危卵也。

王宗绪之子，发热无汗，气喘，脉紧六至，此系外感寒邪之证。寒闭于外，气逆于内，故陡病喘急，治宜发散外邪，外邪解，内气自平。与二陈汤加麻黄、桂枝、桑白皮，二剂略减，三剂全安。或问曰：外感寒邪则发热恶寒、头疼身痛，是外感必见外证，何得内致气喘？岂外感之病，必为喘急耶？余曰：凡阳气素弱及脏气无火之人，虽感外寒只现外证，内脏决不喘急。若脏气阳旺之人，一染外邪内必气急，何也？盖邪闭皮毛，皮毛为肺之合，皮肤固涩，肺即郁滞，逆而为喘，故仲景之麻黄汤内用杏仁以降气平喘而保肺，此明征也。夫气为阳，气即火也，气郁即火郁，火郁必刑金，故平喘必须保肺也。或又问：既属火逆致喘，宜重用寒凉以降火为主，治何只用杏仁之微凉乎？余曰：此喘由于外感致成内郁，是外感为本，内郁者标也。经云火郁发之①[注：语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即此是也。故治以麻桂发散为主，微佐杏仁、桑白以降火保金也，与仲景之麻黄汤同一辙也。

罗绍康之子，陡病气喘痰鸣，医云脾亏，投以温补，其病更剧，迎余诊治。察其面色青白，身微热，微汗出，痰声漉漉，上气喘急。若据面色似属脾亏，询及平日，又属体壮身强。再三细审，实非脾虚，前医温补误矣。夫脾虚者，必先有他病而渐至于虚，此子既属体健食强，非脾虚可知。又无他病，何由亏乎？凡脾虚致喘，必由渐而甚。此儿陡病，脾何陡虚乎？今察指纹青紫形粗，《诀》云：伤食紫青痰气逆，必是食滞中焦以致痰凝气喘。病本于食滞，治宜消导。与大和中饮，以橘皮易陈皮，减泽泻加焦姜，一剂略减，五剂全愈。或问曰：此证辨食滞有指纹青紫之证，此惟小儿可察，若大人患此又何以辨之？余曰：若是大人病此，必有嗳气吞酸，或胃口胀满，恶食，可以问诊，较之小儿更易察也。

朱见春之子，陡病喘急，哼声雄壮，面色青白，通身冰冷，口舌亦冷，大汗，脉五至无力。据脉色形证，纯是阳证。若是阴证，内阳必衰矣，阳气既衰，必然声微，何反声壮乎？非虚可知。且暴病气喘者有二，一外感，一火盛。间有饮食停痰者，亦必由渐而甚，非若二证之暴。若是外感寒邪，必然发热无汗，此病汗出身冷，非外感也。若是饮食停痰，食痰乃有形之阴物填塞中焦，必格阳于外而发热，亦不致于身冷，喘亦无如是之暴，此果何证也？乃热伏心脾灼金熏肺，即肺胀也。脉无力者，即火盛筋软也。通身冰冷者，乃火伏于内，格阴于外，即阳证似阴也。用大黄、牵牛、枳壳、桑白、葶苈各三钱，杏仁二十粒，浓煎，临服入生蜜①[注：原作“密”，据文义改]对服一剂，服后约两时，大泻二次，身体渐温，喘渐平，即减去大黄、牵牛，加麦冬三钱，又服一剂，身温汗止，喘宁神清而安。次日，吮乳不能尽饱，饱则略呕，用山药、扁豆、白术、砂仁、茯苓、生姜、炙草，一剂呕止，诸证皆愈而全安。

或问曰：治火以寒，火退而乳饱则呕，前药岂无误乎？答曰：凡治平常之病，源清自愈，毋庸更方。若治大寒大热之病不可泥也，如热药治寒病，有寒解后而口渴躁烦不愈者，此由寒甚于中之之时格阳于上，治用温热，中寒已解，而被格之阳久居于上，不能归原，变为热燥。宜犀角、地黄、玄、麦之类一二剂，口渴躁烦即解，此先贤十补一清之法也。又如寒药治热病，好似救焚，只欲灭火救巢，岂畏湿地而禁泼水乎？是以火证退后，有湿伤脾胃而为吐泻者，必用燥脾利湿之药一二剂，吐泻即止，此乃十清一补之法也。若见春之子，肺胀舍大黄无药可救，灭火全巢，大黄之功也，岂云误乎？喘止微呕，犹救焚之后湿透基地，利湿温脾，十清一补之法也，正是临机应变之活法也。或又问：古书云肺胀病必然两鼻扇动，身有热汗如流，脉急数。见春之子，身冷、脉缓、鼻不扇，何以知是肺胀乎？余曰：哼声雄壮，是其证也。古书所云肺胀之常证也，此子肺胀之乖证也。但凡无病之人陡病喘急者，即火伏于内也，速宜牛黄夺命散救之，稍缓即至不治。大人间有此证，惟小儿最多。误投剪风化痰及白术、干姜之类，必致于死，治之稍缓，亦致于死，此乃危急之候也。以上三证皆实喘证也，王姓之子乃外寒之闭，朱姓之子乃伏火之盛，气喘皆起于暴。若罗姓之子，饮食成痰，其喘先微而渐甚，非若外寒内火起于暴骤者比也。然风寒之闭及食滞痰凝者，犹易识也，取效亦易。余经治亦多，从无误认误治者。若肺胀之陡病，余幼时见识未到，曾有误认误治者。每一思之，有愧于心。后之学者，若遇无病之儿陡病喘急而无外感之证，速宜泻火保肺，方能解此凶危。

牛黄夺命散：大黄一两，枳壳①[注：原作‘桔壳’，据本书附方改。]一两，牵牛五钱，共为末，白汤送下，生蜜对服。

蒋宜山，麻疹收后微喘，由渐而甚，动则汗出，脉濡，食少，身体倦怠。余曰：此必麻疹时过服寒凉致伤脾胃，土亏金无以生，肺气无主致生喘促，补土生金必愈。与温胃饮加黄耆，十数剂而愈。

李世清之子，病久身热，乍热乍退，脉细数，时时汗出，面色淡白，饮食减少，微有泄泻，气喘痰鸣。余曰：此因病久，医药妄表妄消，损伤中气使然。乍热乍退者，乃正气虚弱，不能主持也。脉细数者，阳气之亏也。时时汗出者，阳虚不能卫外也。面色淡白者，气虚不能载血华于面也。食少者，胃气弱。泄泻者，阳不固也。气促者，中气无主。痰鸣者，土不制水也。与理中汤加肉桂、茯苓补火生土、渗湿健脾，更加黄耆补脾益肺，十余剂而大安。

彭盈科，久疟，愈后微有喘促，由渐而甚，举动更甚，面色淡白，精神疲倦，脉细数。此因疟久汗多，血虚不能纳气，以致气息奔迫，此乃气促，不是气喘。治宜补肾，肾壮使气有根而喘促必愈，与右归饮，二十余剂而健。此病乃肾中之精气俱亏，故脉细神疲，而药与右归饮者，水火并补之剂也。若脉滑大而体觉躁烦者，乃肾中之精虚，则桂附非所宜也。

厉维纲之母，年近七旬，病气喘，由渐而甚，询其因何病而致，彼云：毫无他病，忽然气喘，四肢无力，始起微喘，渐至喘甚，举动维艰，形色憔悴。脉滑大而数，喉间微有痰声，此肾中阳虚不能化水，致水泛为痰，精虚而气无根，气与水俱上奔，而为喘促痰鸣。形色憔悴者，乃精亏血少，不能润泽肌肤也。脉滑数者，精虚也。痰声响者，水泛也。治宜补肾水益阴火，导水趋下。与八味地黄汤，十剂痰降喘减，更进贞元饮加桂、附、枸杞，二十余剂形体润泽，精神复健。

以上二证皆肾虚喘促也，此亦微虚，觉之早而治之速也，倘肝肾大虚而为喘者，乃九死一生之证也。凡大病、久病及虚损、劳病、妇人产后而为喘者，此真阴竭绝之证也，曾经诊数人皆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