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瘟疫条

论瘟疫条

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温病即伤寒也。然伤寒有四时之不同，如冬感寒邪而即病者为真伤寒。其有寒毒内侵而不至遽病者，必待春温气盛，真阴外越，再触寒邪，其病则发。故至春犯寒则发为温病，至夏犯寒则发为热病。亦犹伤气者遇气则作，伤食者遇食则发，其义一也。然伤寒瘟疫，多起于冬不藏精，及辛苦饥饿之人。盖冬不藏精，则邪气乘虚易入，而饥饿劳倦者受伤尤甚，所以大荒之后继以大疫，正为此也。且此辈疫气既盛，必将传染，又必于气体虚浊者先受其殃，以次而传，盖有不待伏寒而后病者矣，此冬寒气主之为厉也。至于客气变迁，岁时皆有。如冬行春令，则应冷反温，夏行冬令，则应热反冷，非其时而有其气，强者无恙，弱者受伤。推之春秋，何莫不然。故或为温，或为热，或为疵厉，皆瘟疫之类，而即伤寒之随时气而染者也。时气不正之害，其当慎避也有如此。

伤寒、瘟疫，莫非外邪所致。但感时气而动，无老幼率相似者，谓之瘟疫。其为病也，惟中实者能拒之，即有所感而邪不胜正，虽病无害。最可畏者，中虚之人，正不胜邪，邪必乘虚深入，害莫大焉。故曰：伤寒偏打下虚人。且今人虚弱者多，强实者少，设遇挟虚瘟疫，而不速救根本，则百无一生。伤寒书云：阳证得阴脉者死，正以阴脉即虚证也。此欲辨之，惟脉为主，而参以形证，自无失矣。盖凡伤寒外热等证，而脉见微弱浮空，举按无力者，便是虚证。最不易解，最不宜攻，虽欲发汗，汗亦难出，即有微汗，亦不过逼出肤腠之汗，而必非荣卫通达之所化。若不察其虚实，而逼之不已，中气竭而危亡立至矣。但治虚之法，须察其虚之微甚，半虚者用补为主，而兼散其邪。大虚者即全然不可治邪，而单顾其本，顾本则专以保命，命不至死则元气必渐复，或七日，或十四日，甚者二十日之后，元气一胜，邪自不攻而溃，大汗至而解矣。欲伺其汗，亦察其脉，但使弱者得强，小者得大，弦者得滑，紧者得缓，则大汗将通，按指可待。但用补之法，又当察其胸膈何如。胸膈多滞者未可补，年少气实者未可补。若气本不实，而胸膈无滞，即放胆用之。又若内无热邪，而素性宜温，其有气滞不行者，则必兼暖胃而后可。盖补得暖而愈行，暖得补而更速。切不可杂用寒凉消耗，以分温补之功。其或初感寒邪，遽见脉证真虚，汗不易解，则地、黄、姜、附之剂，开手便宜速用，愈早愈妙。元气固而表邪退，一有羁迟，则邪寇深入，力不能制，必至败亡，此治虚寒用补之大要也。昧者多泥伤寒忌补之说，横据于胸，不知补者所以补中，是即里托之义，亦以寒邪如盗，其来在外，元气如民，其守在中，足民正所以强中，强中正所以御外，安有魑魅魍魉而得容于光天化日之中哉？转败为功，全在此着，何云补住邪气耶？庸妄误人，莫此为甚。吾再谆谆于此，用缀伤寒条所未备，渐行渐熟，其妙自领，而芸芸之众，庶不受庸医之罗织，而枕藉相望于途已。

或有为之说者曰：瘟疫，感春温而发，此乃郁热在内而越于外，初非寒伤于表也，故但以辛平之剂直散之，与正伤寒用麻黄者不同。此说似若有理，而实有未必然者。夫使果无内寒，何必待汗而始解？若其内无郁热，何以争战而不休？故谓先中寒邪，再触则发，诚理势之确然者。若夫治法，则时有寒热，证有阴阳，又不可执一而论。如病阳证阳脉，则虽阴冬，亦可凉解。如病阴证阴脉，则虽春夏，亦当温散。是故因时因证，谓其有热则可，谓非伤寒于表也则不可。

瘟疫表证初感汗，宜速取，不可迟也。仲景《伤寒论》云：凡发汗肠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病剧不解，当半日中尽三服。其有汗不得出者，顷刻连服三剂，当愈。服后汗仍不出，是死证也。此所谓汗不宜迟也。然取汗之法，又当察其元气、病气之虚实。若忽尔暴病，表证已具，而元气未亏者，但以辛平之剂直散之可也。如兼杂证，则当察其寒热温凉，酌宜以治，不可单加发散也。如果身虽大热，表证全具，而脉见虚弱，汗不得出，即宜用补虚之法，若不知标本而强行逼汗，营竭则亡。

伤寒用补之法与攻散者不同，盖攻散以去实邪，其力峻，其效速，用柴胡、麻黄之类，效在三四剂之间，用大黄、芒硝之类，效在一二剂之间。此而不效，则其用之不善，不可再也。至若补者，所以补虚，其力柔，其功缓，虽于一二剂见效者亦多有之，若积劳积损，气血虚甚者，欲复其元，诚非易易。但察其服补无碍，且脉证间略见投机，便是用补之力。故轻者三五剂，重者十余剂，方能奏功，而汗出邪退，以致愈也。傥不明此理，但见一二剂未能速效，即改弦易辙，是素非丹，吾恐杂药妄行，而前功尽弃者不少矣。

治伤寒瘟疫宜清利者，亦非一端。盖火实者宜清，气实者宜行，食滞者宜消，痰盛者宜化，皆清利之谓也。但止宜于实邪等证，而虚寒则非所宜。伤寒条既备言之矣，当并参。

冷水禀天一之性，甘而不苦，故大能清热解烦，滋阴壮水，凡火盛水涸，大渴便结，荣卫热闭，气血不调者最宜用之。虽虚证亦有当用者，如喉口热极，唇舌干焦，大便秘结不通，而大渴喜冷者，此阴虚水亏证也，借以滋阴养水，厥功最大。惟是大便不结，及微渴微热，劳倦阳虚者则不宜用。若妄用之，必至寒颤而败。

瘟疫虽由时气所触，无不由食滞未消而得之。故证有宜于吐者，食结胸膈者宜吐，或寒邪浊气内陷膈间，而为痞为痛者宜吐，盖吐中自有发散之理。若中气亏损，则大非所宜。用吐药方，中病即已，不必尽剂。

瘟疫之宜于下者，必其阳明邪入于腑，而便结腹痛者方可下。或元气素强，胃气素实者亦可下。其或数日大便不出，而腹不肿痛，及便中不觉其壅闭，与夫数日不食而胸腹坦然，软而不痛者，此其阳明胃府本无实邪，切不可妄下妄攻，以泄其中气。中气之泄，下为最甚，不可忽也。近见医家有妄下而亦不致死者，此特元气之素强，而胃气之本实者耳。

瘟疫本即伤寒，然亦有稍异，以其多发于春夏，且时气遍行，少长相似，必待日数满然后得汗而解，是谓瘟疫之病。古法云：瘟疫三阳者多，三阴者少。然亦不可拘执，但见阴脉阴证，即三阴病也，宜辨。

徐东皋曰：瘟疫六七日不解，以致热入血室，发黄，身如烟熏，目如金色，口燥而便结，此等形证，非汤药所能猝救，宜以针刺血海穴，令出恶水，仍用通圣散兼消兼下，得汗如黄水，粪如黑膏，而即愈。按此一法，盖即北地之所谓打寒也。其法用手将上膊使血聚于臂，以帛缠住，随用箸夹磁锋毛刺膊间之大络，令出恶血，兼邪毒外散，亦最捷之法，贫者用之极便。其取效在顷刻之间，然非东皋所谓血海穴也。

有大头瘟者，以时行邪毒客于三阳之经，所以发热憎寒，头目、颈项及咽喉俱肿，甚至腮颧红赤，肩背斑肿，状如虾蟆，故又名虾蟆瘟。烟瘴之地多有之，而南方亦复不少。但烟瘴则受于地气，而南方则染于时气，其中不无稍异耳。大都此证多属火热，然亦有表里虚实之辨。病在头目，内火不甚者，宜正柴胡饮或消毒散。头目俱肿，内外兼热者，宜柴胡大黄加减散。若内火不甚，而中气却虚，脉短神疲，战战恐惧，当用归芍兼以柴升，酌宜以治，庶不至有剥肤之害。要之，病不速救，使淹忽①[注：死亡]至此，虽百其身，不一二活矣。危哉证也！

徐东皋曰：大头虾蟆之候，因风热湿邪在于高颠之上，宜先用败毒散加羌活、柴胡、酒浸大黄，随证加减。不可妄用降药，即有硝黄之剂，亦须细细呷之。故凡治大头瘟者，多因攻之太峻，邪气之在上者自如，而无过之中气反受其害。且头乃空虚之处，虚则无所不至，所以治当先缓而后急。缓治以清热解毒，虚者兼益元气，胃虚食少者兼助胃气，内实热极，大便秘结者以酒浸大黄下之，乃宣热而泄其毒也。若先从鼻肿，次肿于目，次肿于耳，渐至头上，络脑后，结块则止。而不散必出脓，而后愈。至其甚者，则类于头疽，名颇不雅。

凡伤寒饮食有宜忌者，有不宜忌者。宜忌人所确遵，而不宜忌之说或未之前闻，吾且悉之。盖病伤寒而食仍不断，以邪尚在表，入未深也。迨其稍深而在半表半里之间，则食渐减矣。再入胸膈胃脘，则全不食矣。邪既在胃，胃口不饥，所以伤寒不食者或十日，或二十日皆无足虑，亦以胃口不馁，则气不败也。但不欲食者不可强食，或新愈之后，胃气初醒，不可纵食，食滞则邪复矣。此所宜忌，至于不宜忌者，则如劳倦内伤之人，偶感风寒，亦能发热，此多以劳伤中气，元非真正伤寒外邪内陷之病，所以外虽佯热，而中仍饥馁，甚有嗷嗷待哺之意。斯时也，正须借食为药，徐徐点补，诱掖①[注：引导，扶植]其中。奈何庸昧之徒，辄云饿不死伤寒，无论虚寒，一概禁食。常见有求食者辗转反侧，索之不得，而又加以寒凉克伐之剂，损之又损，虚者更虚，内外交攻，苦难自诉。一旦胃气中脱，则虽与之食，亦不能食矣。虽欲救之，嗟何能及。故凡伤寒饥甚而索食者，切不可禁，但不可纵耳。

凡瘟疫新瘥，脾胃未调，谷气未复，若妄动劳力，并食豕、羊、鸡、犬、鱼脍、炙煿、肥腻、生果、面食，硬涩难消之物停积胃脘，膈闷腹胀，便秘，或大吐大下，重复发热，病作殆不可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