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三
论呃逆条
咳逆之名原出《内经》，盖以咳嗽气逆者为言。其非呃逆之哕，明甚矣。而后世乃悉以哕为咳逆，岂皆未之详察耶。观乎丹溪之言，在《纂要》则曰：孙真人误以哕为咳逆，是谓哕，非咳逆也。在《心法附录》则曰咳逆为病，古谓之哕，近谓之呃，是又以哕即咳逆也。在“呕吐门”则又曰：有声有物者谓之呕吐，有声无物者谓之哕。是又以干呕为哕也。前后不一，何其自谬若此。再如河间、海藏诸本有以哕为干呕者，有以咳逆为噫者，总属两歧。张会卿又云：哕固是咳逆，咳逆非呃逆。则二者且牵连而不可晓。夫呕即吐之类，但吐而无物者曰呕，呕而有物者曰吐，腹胀嗳气者曰噫，气逆从下而上者亦曰噫，此三者之辨，自有主名。于哕乎何与？今且析而论之。曰哕者，呃逆也，非咳逆也。咳逆者，咳嗽之甚者也，非呃逆也。干呕者无物之吐即呕也，非哕也。噫者，饱食之息嗳气者也，非咳逆也。而后异说之疑可尽释矣。
呃逆一证，有伤寒之呃，有杂证之呃，其在于古，则悉以虚寒为言。独丹溪引《内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病人见此，似为死证，然亦有实者，不可不知。大抵致呃之由，总缘气逆，气逆于下则直冲于上。无气则无呃，无阳亦无呃。不见夫雨中之雷，水中之洴①[注：洴（bó勃）：涌出。]乎？夫阳为阴蔽，所以奋雷。而轰轰不已者，此火为雷之本，而火即气也，气为水覆，所以成洴。
而汩汩不已者，此气为悖之本，而气即阳也。然病在气分，本匪一端，而呃之大要，亦惟三者：一曰寒呃，二曰热呃，三曰虚脱之呃。寒呃可温可散，寒去而气自舒也。热呃可降可清，火静而气自平也。惟虚脱之呃最是危候，犯此而或免者亦万幸已。
杂证之致呃者，虽由气逆，然其中有兼寒者，有兼热者，有因食滞而逆者，有因气滞而逆者，有中气虚而逆者，有阴气竭而逆者，但察其因而治其气，自无不愈。若轻易之呃，偶然之呃，气顺则已，原不必治。惟屡呃为甚，及呃之甚者，必其气有大逆，或脾肾元气大有亏损而然，故夫实呃不难于治，惟元气亏竭而成虚脱之呃，则最危之候也。
伤寒之呃，亦无非气逆之病。凡邪在表者，与里无涉，自不作呃，惟少阳证在半表半里之间，则寒热往来，而气为邪抑，所以呃呃不畅。治之者宜柴陈煎主之，有寒者加丁香，有火者加黄芩，或小柴胡汤亦可。
伤寒失下，邪入正阳明，内热之极，三焦干涸，阴道不行，而气冲作呃者，必须去火去闭，斯逆气可降而呃乃可愈。然必察其邪之微甚，如无坚实胀满等证，而但以干涸燥热者，宜用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或泻心汤凉解之。若果有燥粪入便，秘结、胀满、坚实俱全者，三承气汤主之。
伤寒表邪未解，而温补太过者，则其上焦气逆，必至作呃，惟安胃饮为最妙。若气逆无火者，宜橘皮汤，如表邪仍有未解者，宜柴陈煎。
伤寒误攻，或吐或下，或多用寒凉，以致脾胃肾气大虚大损而成呃者，速以温胃理中汤救之，庶几可活，迟则无济于事也。
伤寒结胸证，误用攻伐太过，则其中下二焦气陷，上焦依然不解，气虚不能复顾，冲于上而成呃，此乃阴阳两脱，宜重用理中汤或安胃饮参互救之。若救之犹嫌其缓，速用独参汤庶几可活，否则亦归无济。
伤寒下利久，攻伐太过，气陷于下而上成呃逆，数十声累累如贯，连呃不止者，用生姜捣汁一合，加蜜一匙温服。三服不止，用流黄、乳香各等分，无灰酒①[注：不放石灰的酒。古人在酒内加石灰以防酒酸，但能聚痰，所以药用须无灰酒。]煎，令病人凑鼻嗅之可解。一方用大黄一味，酒煎嗅，诸逆可用。
张子和《吐式篇》曰：凡病在上者，悉宜吐。自胸以上大满大实，痰如胶漆，微汤微剂皆儿戏耳。若非吐法，病安能除？尝见有病在于上者，医家用药尽其技而不灵，余以涌剂少少投之，辄获神效，以此知吐法之宜讲也。按此吐法，亦可治呕，以其气得伸而郁可散也。故凡气实而郁者，弗论呕、吐、噫、哕，于子和之法皆所当参。
论霍乱条
霍乱一证，上吐下泻，反复不宁，挥霍撩乱，故曰霍乱。此寒邪伤脏之病也。盖有外受风寒，邪气入脏而然者，有不慎口腹，内伤食饮而然者，有伤饥失饱，饥时胃气已伤，或食饮不能化而然者。有水土节气，寒湿伤脾而然者。有旱潦暴雨，清浊相混，误中沙气阴毒而然者。总之，皆寒湿伤脾之病。邪在脾胃，不能容受，故上则为吐，而下则为泻。且其邪之易入者，彼脾气本弱，而既吐既泻，则脾胃不无更虚，故凡治霍乱者，宜以和胃健脾为主。健者，培补之谓，以其邪气虽去，而脾气受伤，故非培补不可。和者，调和之谓，以其胃气虽伤，而邪有未尽，故必察其邪正而酌用调和。若其寒少滞多，则但以温平之剂调之。如果滞由于寒，则非温热之剂不能调也。此治霍乱之大略，而诸书中有言为火者，谓霍乱之病多在夏秋之交，岂得谓之伤寒乎？吁！谬亦甚矣。夫夏秋之交，正多脏寒之证，盖以酷暑将杀，新凉初起，天人易令，寒之由也。或溽暑时行，生冷不节，疾病随时，寒之动也。人第以夏秋之外热易见，而脏腑之内寒难见，故但知用热远热，而不知用寒远寒，见之浅陋，大率如此。嗟呼！藤床竹枕，消受清凉，沉李浮瓜，殷勤嘉果，亦人情之常耳，乌知病之来即自此人哉？学者宜详察之，毋徒以火治可也。
夏秋新凉之交，或疾风甚雨，或乍寒乍暖之时，此乃阴阳相驳之际，善养生者最于此时宜慎。凡外而衣被，内而口腹，一切起居饮食，宜增则增，宜节则节，略为加意，则却病亦自不难。其或少不知调，而为寒气所侵，则霍乱、吐泻、绞肠、腹痛、斑沙、疟利之类，顷刻可至。或有晚间贪凉，大开窗牖，寒邪四人，中于夜半者最为难瘳，此其所忽者微而所害者大也。且膏粱①[注：肥美的食物，借指富贵人。]与藜藿②[注：指粗劣的饭菜，借指贫苦人。]不同，弱植与强壮迥异，强者而恃其强，则变为结胸，弱者而忘其弱，则病为霍乱，养生者故于此兢兢焉尔。
霍乱初起，当阴阳俶扰③[注：互相干扰，混乱。]，邪正不分之之时，惟宜姜盐淡汤，令其徐饮徐吐，或二陈汤探吐之，必至滞浊大出，胃气稍定，乃察其有无泄泻，有无胀满，有无呕恶，而辨其邪正虚实，然后因证而调理之，自无不愈。但于吐泻扰乱之后，胃气未清，邪气未净，凡一切食饮之类，务宜稍迟，不可急与醯①[注：醋。]汤，以致邪滞复聚，为害不小也，不可不慎，亦不可妄用凉药。
干霍乱证最为危候，上欲吐而不得出，下欲泻而不能行，胸闷闷乱胀急暴躁者，必其中有饮食停阻，外有寒邪闭塞，盖邪浅者易于行动，故即见吐泻，邪深者阴阳格拒，气道不行，故为此证。若非速治，必至暴亡，宜五苓散、胃苓饮及柴陈煎主之。
喘促
气喘之病最为危候，治失其要，鲜不误人。欲辨之者，亦惟二证而已，一曰实喘，一曰虚喘，二证相反，不可混也。实喘者有邪，邪气实也，虚喘者无邪，元气虚也。实者气长而有余，虚者气短而不续。实者胸胀气粗，声高息涌，彭彭然若不能容，必呼出而后快也。虚者慌张气怯，声低息短，皇皇②[注：通“惶惶”，心不安貌。]焉，若气欲断，但得引长一息为快也。此其一为真喘，一为似喘。真喘者其责在肺，似喘者其责在肾，何也？盖肺乃气之主，而肾为气之根，肺主皮毛而居上焦，故邪气乘之，则上焦气壅而为喘。气之壅滞者，宜清宜破也。肾主精髓而在下焦，若真阴亏损，精不化气，则下不上交而成促。促者，断之渐也。气既短促，而再加消散，则斩然绝矣。且气盛有邪之脉，必滑数有力，气虚无邪之脉，必微弱无神，此脉候之有不同也。其有外见浮洪，或芤大至极，而稍按即无者，此正无根之脉也。或往来弦甚而极大极数，全无和缓者，此正胃气之败也。俱为大虚之候，但脉之微弱者，其真虚易见，而脉之浮空者，其假实难知。然而轻重之分，亦惟于此而可察矣。盖其微弱者犹顺而易医，浮空者最险而多变，若弦强之甚，即为真脏，真脏既见，不可为已。
反胃
反胃一证，本属火虚，盖食入于胃使。果胃暖脾强，则食无不化，何至复出。而诸家之论，有谓其为痰者，有谓其为热者，不知痰饮之留，正由胃虚，而完谷复出，岂犹有热。观王太仆曰：内格呕逆，食不能入，是有火也。病呕而吐，食入反出，是无火也。此一言者，诚尽之矣。然无火之由，则犹有上中下三焦之辨，又当察也。若寒在上焦，则多为恶心，或泛泛欲吐者，胃脘之阳虚也。若寒在中焦，食不能化，行至中脘，或俄顷或半日乃出者，胃中之阳虚也。若寒在下焦，或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此以食入幽门，丙火①[注：指小肠之火]不能传化，乃命门之阳虚也。治此者不察其病根，混行治脾而妄施峻利，欲祈速效，所以难也。
治反胃之法，当辨其新久及所致之因。或以纵饮无度，伤于酒湿；或以纵食生冷，败其真阴；或以七情忧郁，竭其中气，总之无非内伤之甚，致损胃气而然。故凡治此者，必宜以扶助正气，健脾养胃为主。但新病者胃气犹未尽坏，如果食饮未消，则当兼去其滞。如果正气未调，则当兼解其郁。若病稍久，或气体禀弱之辈，则当专用温补，不可标本杂进，妄行峻利开导、消食化痰等剂，以更伤胃气也。
反胃证多有大便秘结者，此其上出，本因下之不通也。然下之不通，何莫非上之不化乎？盖脾胃气虚，然后治节不行，而无以生血，血涸于上，则秘结于下。临此证者，察其阴虚兼寒，则当以补阳为主，宜大加当归、肉苁蓉、姜韭汁之属。阴虚兼热则当以补阴为主，宜大加乳汁、人中白、苏合油、蜂蜜、豕膏、诸血之属。但此等证候取效最难，非加以旬月工夫，安心调养，不能愈也。其有便如羊矢，或年高病此者，尤为难治。
戴原礼曰：翻胃证，气虚者脉必数而无力，血虚者脉必缓而无力，气血俱虚者则口中多出沫。若沫大出者，必死。有热者脉数而有力，有痰者数滑而有力，二者可治。气虚者四物为主，血虚者四君子为主，热以解毒为主，痰以二陈为主。
噎膈
噎膈一证，必以忧愁思虑，积劳积郁，酒色过度，损伤而成。盖忧思过度则气结，气结则施化不行，酒色过度则阴伤，阴伤则精血枯涸。气不行故噎膈于上，血枯涸故秘结于下。且凡人之脏气，胃司受纳，脾主运化，而肾为水火之宅，化生之本。今既食饮停阻，而又大便秘结，岂非运化失职而血脉不通之为病乎？运行气血之权，其在上者非脾而何？其在下者非肾而何？况少年罕见此证，而惟年衰耗伤者多有之，则其为虚为实，概可知矣。治者舍根本而求捷径，吾未见其有成功也。
噎膈、反胃二证，丹溪谓其名虽不同，病出一体，似乎相类，而实则不同也。盖反胃者，食犹能入，入而反出，故曰反胃。噎膈者，食不能下，隔塞不通，故曰噎膈。食人反出者以阳虚不能化也，可补可温，其治犹易，食不得下者以气结不能行也，或开或助，治有两难，此其轻重之不同也。且凡反胃者多能食，噎膈者不能食，故噎膈之病，病在胸臆上焦。而反胃之病，病在中下二焦，此其见证之不同也。所以反胃之治，多宜益火之源以助化功，噎膈之治，多宜调养心脾以舒结气，此其证候既有不同，故诊治亦当分类也。
噎膈证多有便结不通者，《内经》云：三阳结谓之隔。张子和云：三阳者，小肠、大肠、膀胱也。结，热结也。小肠热结则血脉燥，大肠热结则不圊，膀胱热结则津液涸，三阳既结，则前后秘涩，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所以噎食不下，纵下而复出，此阳火不降，推而上升也。是说训经①[注：考证注释经典]殊多不确。夫结之为义，《内经》并未言热，如本篇曰：阴阳结邪，多阴少阳，曰石水。又《举痛论》曰：思则气结。曷尝以结为热耶？且热则流通，寒则凝结，乃阴阳之定理。是故霜凝冰结，惟寒冽有之，而热则无也。此天道之显然可见者，人身阴阳之理不外是耳。况《内经》所云三阳结者，专指小肠膀胱，元②[注：通“原”]与大肠无涉。三阳者，太阳也，手太阳小肠也，足太阳膀胱也。小肠属丙火，膀胱属壬水，火不化则阳气不行而施导无职，水不化则阴气不行而清浊不分，此皆致结之由也，子和不察，遂以三阳之证概执为热，以致后世之墨守其说者，凡临此病悉从火治，岂有是理也哉！
人之病结者不一而足，气能结，血亦能结，阳能结，阴亦能结，非必全无热证也。但阴结阳结，证自不同。阳结者，热结也，火盛烁阴，所以干结，此惟表邪传里而阳明实热者乃有之。其证必烦躁而苦渴，其脉必洪大而滑实，最易辨也。若下虽秘结而上无热证，此阴结耳。阴结者，正以命门无火，气不化精，治节不行，所以凝结于上。此惟内伤元气，亏损真阴者乃有之，即噎膈之证也。夫噎膈之病，人皆知其为内伤矣。内伤至此，其脏气之虚寒可知，而犹执为热，悉从火治，则将使元阳尽失而后更求其生乎？此则予之所未解也。
治噎膈大法当以脾肾为主，盖脾司运化，而脾之大络布于胸臆，肾涵津髓，而肾之气化主乎二阴。故上焦之噎膈，其责在脾，而下焦之秘结，其责在肾。治脾者当从温养，治肾者当从滋补，舍此二法，他无捷径矣。然泰交之道，天居地下，故必三阳出土而后万物由之，可见脾土之母由下而升。经云：外病疗内，上病救下。辨病脏之虚实，通病脏之子母。斯言得之，不可忽也。
用温补以治噎膈，人或疑其壅滞，而且嫌其迂缓。不知中气之败，莫此为甚，倘非速救根本，则脾气何由而健，胃气何由而顺。若温补而噎塞转盛，则不得不苦为加减，然必须千方百计，务从元气中酌其所宜，庶可保全也。且用补之余，即不能立见功效，但使毫无窒碍，便是病药相投，宜多服以收全功，不宜急遽而求速效。若图目前之快而化滞开胃，妄用大黄、芒硝、三棱、莪术、瓜蒌、桃仁、滚痰丸之类，非惟不能见效，必至胃气日败，万无生理矣。用药者不可以不戒。
嘈杂
嘈杂一证，或作或止，其为病也，则腹中空空，常若无物，似饥非饥，似辣非辣，似痛非痛，而胸膈懊恼，莫可名状。或得食而暂止，或食已而复嘈，或兼恶心，而渐觉胃脘作痛。此证有火嘈，有痰嘈，有酸水浸心而嘈。大抵食已复饥，虽食不饱者，火嘈也，宜兼清火。痰多气滞，似饥非饥，不欲食者，痰嘈也，宜兼化痰。酸水浸心而嘈者，戚戚①[注：忧惧貌]膨膨②[注：气满鼓胀貌]，食少无味，此以脾胃虚寒，水谷不化也，宜兼温胃健脾。又有误用消伐等药，以致脾胃伤损，血少嘈杂，中虚则烦杂不饥，脾弱则食不运化，此宜专养脾胃。总之，嘈杂一证多由脾气不和，或受伤脾虚而然，所以治此者不得不先顾脾气。但古人于此悉以痰火论治，吾恐专用寒凉，则脾胃虚寒不健者必以日甚，而渐至恶心、嗳气，反胃、噎膈之类将由此而起矣。
吞酸
吞酸之与吐酸，病有三种。凡喉间嗳噫，即有酸水如醋浸心，嘈杂不堪者，是名吞酸，即俗所谓作酸也，病在上脘最高之处，不时见酸而泛泛不宁者是也。其次则不在上脘，而在中焦胃脘之间，时多呕恶，所吐皆酸，即为吐酸，而汩汩③[注：动荡不安]不行者是也。又其次则本无吞酸、吐酸等证，偶因呕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诸不堪之味，此皆肠胃中痰饮积聚所化气味，每有浊恶如此，此又在中脘之下者也。但其顺而下行，则人多不觉逆，而上出则碍口难堪耳。凡此三者，其在上、中二脘，则无非脾胃虚寒，不能运化所致，治此非温不可。其在下脘偶出，但当因证以治呕吐，呕吐止而酸苦无从见矣。若以实理言之，胃强者何暇及于酸苦，其有酸苦者，必停积不化而然。故宜随证审察，倘无热证、热脉，可据而执言痰中生湿。无分强弱，概用寒凉，则未有不误者矣。
恶心
恶心者，胃口泛泛，呕恶不宁之病。凡恶心欲吐，口必流涎，咽之不下，愈咽愈恶，而吐即随之。亦有不呕吐，而时见恶心者。总之皆胃口之病，非心病也。此病之因，有寒，有食，有痰饮，有秽气，有火邪，有阴湿伤胃，凡伤寒、疟痢诸邪之在胃口者皆有之，但察其虚实寒热，斯尽之矣。盖实邪恶心者，其来速，其去亦速。虚邪恶心者，必待胃气大复，其病方愈。且此证惟虚寒者十居八九，即有实邪呕恶，亦必其脾气不健，不能运化而然，故凡治恶心者，当知其实中有虚，勿得妄行攻击，而胃气断不可不顾焉。
嗳气
嗳气者，即《内经》之所谓噫也。此实脾胃之气滞，逆于中焦而出于上焦，故经曰：上走心为噫也。丹溪云：嗳以胃中有痰有火。不知嗳气多由滞逆，滞逆多由气不行，气逆不行者多寒少热，可皆谓之火耶？故凡人之饮食太饱者则有是证，或饮食不易消化者亦有是证。食饱作嗳，此系实滞，宜行气化食。食不易化，饱闷作嗳者，此以脾胃不健，治宜温补。若痰火作嗳者，容亦有之，然停痰必由胃弱，胃弱必由无火，此当详辨证脉而酌治之也。
论疟疾条
疟疾之病，本由外感，故《内经》论治，无非曰风曰寒，而后世之论，泛滥不一。夫疟由于暑，人尽知之，不知夏令炎热，自是正气之宜，未必遽能召沴①[注：招致病邪]，而人乃有畏热者，往往避暑就阴，贪凉过度，此因暑受寒，所以致疟。经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义可知也。第其病变，则有为寒证者，有为热证者，有宜散者，有宜敛者，有宜温宜清者，因证施治，庶得之矣。其有云伤暑而执以为火者，有云脾弱而执以为寒者，皆一偏之见，不足凭也。
凡疟发在夏至后秋分前者，病在阳分，其病浅。发在秋分后冬至前者，病在阴分，其病深。发在子后午前者，此阳分病也，易愈。发在子前午后者，此阴分病也，难愈。邪浅者日作，深者间日作，若三四日一发者，以受邪日久，阴气居于阴分，其病尤深。
凡疟自阴而渐阳，自迟而渐早者，由重而轻也。自阳而渐阴，自蚤②[注：通“早”]而渐迟者，由轻而重也。感邪愈深者，其发愈迟而多致隔日，必使渐早渐近方为佳兆，故凡治此者，春夏为易，秋冬为难。
治疟
治疟当分标本。古人云：有标则治标，无标则治本。此最为治疟之肯綮③[注：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要害]。何以言之？盖标以邪气言，本以正气言也。夫邪正相争，所以作战。凡疟之初起，本由邪盛，此当治邪无疑也。若表邪已过，或犹迁延不愈，则于邪正之界，有不得不辨者矣。盖邪盛者，证必猖炽，脉必浮紧，或汗出不透，或头痛未除，凡属形证有余者，则虽日就迁延，亦必其表邪之未清耳。但觉有微邪，犹宜兼标为治。若汗出已多，表邪已解，别无实证实脉可据，而仍然不愈，此其正气大虚，故余邪有未能却，而真阴有未能静，则当专治其本，但使正气一复，则病无不愈。苟或不明标本，勿论有邪无邪，而但知攻疟、厌疟、截疟，纷纭妄进，斯害也已。吾为此说，虽止论疟，而诸病皆同，心得者自能领之。
厌疟
厌疟之说，今世俗相传多用之。但其有效，有不效，人每疑之，而其所以然者，自有的确之妙，则从来人所罕言也。盖疟以邪正相争，其邪之浅者，乃少阳胆经病，唯其邪本不甚，则邪正互相胜负，当此时也，亦犹楚汉相持之势，但有一助之者为楚则楚胜，为汉则汉胜，故勿论诸物，皆可引助，只令由之，勿令知之。其人恃有所助，则胆气略旺，而邪自退矣，此即《内经》移精变气之意也，然必势均力敌者方可一助而胜之，正胜则愈也。若彼强我弱，势不能制者，则虽厌无益，亦犹六国之攻秦，开关而不敢入耳。是故邪轻日作者可厌，邪深间作者不可厌，此是理势之当然，不待拟议而后明焉。
截疟
截疟之法，方固不少，而亦无必效之方。若以实理言之，则固无藉乎截也。盖有邪者去邪则愈，若散邪已透，解表已过，则但收拾元气，而气复自愈。惟能于邪正之间，得其攻补之宜，则无不见效，此不截而截之最美者也。至如截疟诸方，虽不可执，亦不可废。第有效于此，而不效于彼者，亦以人之气血、阴阳各有不同故耳。故凡用截药者，仍当察人之强弱，酌而用之，庶乎有效。然亦唯轻者可截，而重者不可截。李丹溪①[注：当为“朱丹溪”之误。]云：世有砒丹截疟等药，大毒不可轻用。杨仁斋曰：或其人素虚者，慎勿用常山等剂。此二说者，诚戒之甚已。若夫辟鬼、悬符、颂诗、画蟹，此特一时之戏尔，岂有是乎！
温疟
温疟一证，在《内经》云：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至春夏阳气大发而为病者，即正伤寒之属也。故仲景《伤寒论》有温疟一证，与夏伤暑而秋为疟大相悬绝，当于伤寒门酌治之。
瘴疟
瘴疟一证，在《内经》曰：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故致消烁脱肉者，名曰瘴疟。此以阳脏而病阳证也，自与诸疟不同，而治之之法要无所异。如热邪内蓄，表盛不解者，则当散以苦凉。如热因邪致，表虽解而火犹盛者，则当清以苦寒。此皆治其有余也。若火邪虽盛，而气血已衰，真阴日耗者，急宜壮火固元，但知泻火则阴日以亡，必至不救。
瘴疟一证，惟岭南烟瘴之地多有之。盖南方岚湿不常，人受其邪而致病者名曰瘴疟。然瘴出地气，疟由天气，但使内知调摄而外不受邪，则虽居瘴乡，何病之有。可见瘴以地言而疟则风寒外感之病，非必因瘴而始成疟也。但其甚者则或困沉喑哑，似与常疟稍异耳。要之，治法不外乎寒热虚实及有邪无邪，并前所论诸疟治法尽之矣。他如大梁李待诏瘴疟诸论，既明且确，当按入瘴气条中互参。
刘宗厚曰：或问，俗以疟为脾寒，何也？曰，是亦有说。盖阳亢暑盛，人以伏阴在内，脾困体倦，腠理开发，或纳凉于树阴水阁，及泉水澡浴而微寒舍于肌肉之间。夏时毛骨洞明，未即病作，至秋收敛之际，表邪不能外越则往来寒热，战争不已，病势如凌虐之状，故名为疟。发则恐惧战栗，有似与脾寒耳，实则非脾病也，古方论治皆兼内伤取效，脾胃和而精神复，则表邪自退，原不斤斤于温脾也。
陈无择三因论曰：夫疟备三因，外而感四气，内而伤七情，饮食劳逸之间皆能致之，经所谓，夏病暑，秋痃疟者，特据其大概言之尔，今且备列于下。
外因证：伤于寒者曰寒疟，中于冬令之气，而发于春夏者曰温疟，阳盛阴亡，肌肉脱落者曰瘅疟。又有湿疟者，寒热身重，骨节烦疼胀满，自汗，善呕，此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及冒雨湿也。又有牝疟者，寒多不热，但惨戚阴栗，病以时作，此因多感阴湿，阳不能制阴也。五种疟疾，多以外感风寒，暑湿与卫气相并而成。除瘅疟独热，温疟先热，牝疟无热外，其余诸证皆先寒后热。
内因证：以怒伤肝，肝气郁结所致，曰肝疟。以喜伤心，心气散漫所致，曰心疟。以思伤脾，脾气涎结所致，曰脾疟。以忧伤肺，肺气痰壅所致，曰肺疟。以失志伤肾，肾精亏败所致，曰肾疟。五种疟疾所致之因，并同《素问》。
不内外因证：有疫疟者，一岁之中，长幼相似也。有鬼疟者，梦寐不祥，时多恐怖也。有胃疟者，饮食饥饱所致，世谓之食疟也。有劳疟者，经年不瘥，前后复发，微劳不任也。又有数年不瘥，隔三四日一发者，谚谓之四日两头。古无是名，名曰老疟，亦曰母疟。又有脱脚疟者，古亦无是名，当按入脚气门中。以上三条，皆辑取陈氏三因之说，近人奉为秘籥①[注：秘籥（yuè月）：即秘钥，比喻奥秘之处。籥：古通“钥”。]，全然不知其谬，吾故备录如右，又因而驳之。
疟疾一证，《内经》义已详尽，无可加矣。自后世论辨烦多，转滋疑窦②[注：转滋疑窦：反而产生了令人疑惑之处。]，试即陈氏三因之说以见其概。如云湿疟者，因汗出复浴，湿含皮肤。夫浴以热汤，避彼风处，则断不致疟。惟冷水相加，疟斯至矣。果尔，则仍是寒疾，即《内经》所谓夏遇凄怆之水寒是也。然此犹近似，但当辨明寒热耳。至若牝疟无热，则《内经》从无此说，惟《金匮要略》曰：疟多寒者，名为牝疟，然亦未尝言无热也。果其无热而惨戚不止，乃真寒阳虚证，何止谓之疟耶？再如内因五脏之疟，在《内经·刺疟论》所列六经五脏之证，不过以病人何经，邪传何脏为辨，原未云五脏内伤便成疟疾，而此云所致之因并同《素问》，则《素问》并无其说，且既云七情所致，则其轻重大有不同，又岂皆痰饮郁结而已耶？再如所云鬼疟梦寐等语，此或以疟邪伤神，遂致狂言似鬼者有之，岂鬼祟果能为疟耶？所云疫疟者，此明是外感不正之气所染，乃云无外因耶？胃疟既云饮食所致，则明是内伤，且凡人有先病疟而后滞食者，未有无外邪而遽能成食疟也，乃云无内外因耶？夫病情必有标本，标本误认，治岂无差？窃观陈氏之言，既以三因立论，遂不得不枝梧①[注：即“支吾”，说话含混躲闪]影响，而蔚然似有可观。不知无本之谈，徒足乱人心，曲奉为秘籥，多至临证狐疑，莫知所从，不胜其害。诸如此类，可悲也夫。
论瘟疫条
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温病即伤寒也。然伤寒有四时之不同，如冬感寒邪而即病者为真伤寒。其有寒毒内侵而不至遽病者，必待春温气盛，真阴外越，再触寒邪，其病则发。故至春犯寒则发为温病，至夏犯寒则发为热病。亦犹伤气者遇气则作，伤食者遇食则发，其义一也。然伤寒瘟疫，多起于冬不藏精，及辛苦饥饿之人。盖冬不藏精，则邪气乘虚易入，而饥饿劳倦者受伤尤甚，所以大荒之后继以大疫，正为此也。且此辈疫气既盛，必将传染，又必于气体虚浊者先受其殃，以次而传，盖有不待伏寒而后病者矣，此冬寒气主之为厉也。至于客气变迁，岁时皆有。如冬行春令，则应冷反温，夏行冬令，则应热反冷，非其时而有其气，强者无恙，弱者受伤。推之春秋，何莫不然。故或为温，或为热，或为疵厉，皆瘟疫之类，而即伤寒之随时气而染者也。时气不正之害，其当慎避也有如此。
伤寒、瘟疫，莫非外邪所致。但感时气而动，无老幼率相似者，谓之瘟疫。其为病也，惟中实者能拒之，即有所感而邪不胜正，虽病无害。最可畏者，中虚之人，正不胜邪，邪必乘虚深入，害莫大焉。故曰：伤寒偏打下虚人。且今人虚弱者多，强实者少，设遇挟虚瘟疫，而不速救根本，则百无一生。伤寒书云：阳证得阴脉者死，正以阴脉即虚证也。此欲辨之，惟脉为主，而参以形证，自无失矣。盖凡伤寒外热等证，而脉见微弱浮空，举按无力者，便是虚证。最不易解，最不宜攻，虽欲发汗，汗亦难出，即有微汗，亦不过逼出肤腠之汗，而必非荣卫通达之所化。若不察其虚实，而逼之不已，中气竭而危亡立至矣。但治虚之法，须察其虚之微甚，半虚者用补为主，而兼散其邪。大虚者即全然不可治邪，而单顾其本，顾本则专以保命，命不至死则元气必渐复，或七日，或十四日，甚者二十日之后，元气一胜，邪自不攻而溃，大汗至而解矣。欲伺其汗，亦察其脉，但使弱者得强，小者得大，弦者得滑，紧者得缓，则大汗将通，按指可待。但用补之法，又当察其胸膈何如。胸膈多滞者未可补，年少气实者未可补。若气本不实，而胸膈无滞，即放胆用之。又若内无热邪，而素性宜温，其有气滞不行者，则必兼暖胃而后可。盖补得暖而愈行，暖得补而更速。切不可杂用寒凉消耗，以分温补之功。其或初感寒邪，遽见脉证真虚，汗不易解，则地、黄、姜、附之剂，开手便宜速用，愈早愈妙。元气固而表邪退，一有羁迟，则邪寇深入，力不能制，必至败亡，此治虚寒用补之大要也。昧者多泥伤寒忌补之说，横据于胸，不知补者所以补中，是即里托之义，亦以寒邪如盗，其来在外，元气如民，其守在中，足民正所以强中，强中正所以御外，安有魑魅魍魉而得容于光天化日之中哉？转败为功，全在此着，何云补住邪气耶？庸妄误人，莫此为甚。吾再谆谆于此，用缀伤寒条所未备，渐行渐熟，其妙自领，而芸芸之众，庶不受庸医之罗织，而枕藉相望于途已。
或有为之说者曰：瘟疫，感春温而发，此乃郁热在内而越于外，初非寒伤于表也，故但以辛平之剂直散之，与正伤寒用麻黄者不同。此说似若有理，而实有未必然者。夫使果无内寒，何必待汗而始解？若其内无郁热，何以争战而不休？故谓先中寒邪，再触则发，诚理势之确然者。若夫治法，则时有寒热，证有阴阳，又不可执一而论。如病阳证阳脉，则虽阴冬，亦可凉解。如病阴证阴脉，则虽春夏，亦当温散。是故因时因证，谓其有热则可，谓非伤寒于表也则不可。
瘟疫表证初感汗，宜速取，不可迟也。仲景《伤寒论》云：凡发汗肠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病剧不解，当半日中尽三服。其有汗不得出者，顷刻连服三剂，当愈。服后汗仍不出，是死证也。此所谓汗不宜迟也。然取汗之法，又当察其元气、病气之虚实。若忽尔暴病，表证已具，而元气未亏者，但以辛平之剂直散之可也。如兼杂证，则当察其寒热温凉，酌宜以治，不可单加发散也。如果身虽大热，表证全具，而脉见虚弱，汗不得出，即宜用补虚之法，若不知标本而强行逼汗，营竭则亡。
伤寒用补之法与攻散者不同，盖攻散以去实邪，其力峻，其效速，用柴胡、麻黄之类，效在三四剂之间，用大黄、芒硝之类，效在一二剂之间。此而不效，则其用之不善，不可再也。至若补者，所以补虚，其力柔，其功缓，虽于一二剂见效者亦多有之，若积劳积损，气血虚甚者，欲复其元，诚非易易。但察其服补无碍，且脉证间略见投机，便是用补之力。故轻者三五剂，重者十余剂，方能奏功，而汗出邪退，以致愈也。傥不明此理，但见一二剂未能速效，即改弦易辙，是素非丹，吾恐杂药妄行，而前功尽弃者不少矣。
治伤寒瘟疫宜清利者，亦非一端。盖火实者宜清，气实者宜行，食滞者宜消，痰盛者宜化，皆清利之谓也。但止宜于实邪等证，而虚寒则非所宜。伤寒条既备言之矣，当并参。
冷水禀天一之性，甘而不苦，故大能清热解烦，滋阴壮水，凡火盛水涸，大渴便结，荣卫热闭，气血不调者最宜用之。虽虚证亦有当用者，如喉口热极，唇舌干焦，大便秘结不通，而大渴喜冷者，此阴虚水亏证也，借以滋阴养水，厥功最大。惟是大便不结，及微渴微热，劳倦阳虚者则不宜用。若妄用之，必至寒颤而败。
瘟疫虽由时气所触，无不由食滞未消而得之。故证有宜于吐者，食结胸膈者宜吐，或寒邪浊气内陷膈间，而为痞为痛者宜吐，盖吐中自有发散之理。若中气亏损，则大非所宜。用吐药方，中病即已，不必尽剂。
瘟疫之宜于下者，必其阳明邪入于腑，而便结腹痛者方可下。或元气素强，胃气素实者亦可下。其或数日大便不出，而腹不肿痛，及便中不觉其壅闭，与夫数日不食而胸腹坦然，软而不痛者，此其阳明胃府本无实邪，切不可妄下妄攻，以泄其中气。中气之泄，下为最甚，不可忽也。近见医家有妄下而亦不致死者，此特元气之素强，而胃气之本实者耳。
瘟疫本即伤寒，然亦有稍异，以其多发于春夏，且时气遍行，少长相似，必待日数满然后得汗而解，是谓瘟疫之病。古法云：瘟疫三阳者多，三阴者少。然亦不可拘执，但见阴脉阴证，即三阴病也，宜辨。
徐东皋曰：瘟疫六七日不解，以致热入血室，发黄，身如烟熏，目如金色，口燥而便结，此等形证，非汤药所能猝救，宜以针刺血海穴，令出恶水，仍用通圣散兼消兼下，得汗如黄水，粪如黑膏，而即愈。按此一法，盖即北地之所谓打寒也。其法用手将上膊使血聚于臂，以帛缠住，随用箸夹磁锋毛刺膊间之大络，令出恶血，兼邪毒外散，亦最捷之法，贫者用之极便。其取效在顷刻之间，然非东皋所谓血海穴也。
有大头瘟者，以时行邪毒客于三阳之经，所以发热憎寒，头目、颈项及咽喉俱肿，甚至腮颧红赤，肩背斑肿，状如虾蟆，故又名虾蟆瘟。烟瘴之地多有之，而南方亦复不少。但烟瘴则受于地气，而南方则染于时气，其中不无稍异耳。大都此证多属火热，然亦有表里虚实之辨。病在头目，内火不甚者，宜正柴胡饮或消毒散。头目俱肿，内外兼热者，宜柴胡大黄加减散。若内火不甚，而中气却虚，脉短神疲，战战恐惧，当用归芍兼以柴升，酌宜以治，庶不至有剥肤之害。要之，病不速救，使淹忽①[注：死亡]至此，虽百其身，不一二活矣。危哉证也！
徐东皋曰：大头虾蟆之候，因风热湿邪在于高颠之上，宜先用败毒散加羌活、柴胡、酒浸大黄，随证加减。不可妄用降药，即有硝黄之剂，亦须细细呷之。故凡治大头瘟者，多因攻之太峻，邪气之在上者自如，而无过之中气反受其害。且头乃空虚之处，虚则无所不至，所以治当先缓而后急。缓治以清热解毒，虚者兼益元气，胃虚食少者兼助胃气，内实热极，大便秘结者以酒浸大黄下之，乃宣热而泄其毒也。若先从鼻肿，次肿于目，次肿于耳，渐至头上，络脑后，结块则止。而不散必出脓，而后愈。至其甚者，则类于头疽，名颇不雅。
凡伤寒饮食有宜忌者，有不宜忌者。宜忌人所确遵，而不宜忌之说或未之前闻，吾且悉之。盖病伤寒而食仍不断，以邪尚在表，入未深也。迨其稍深而在半表半里之间，则食渐减矣。再入胸膈胃脘，则全不食矣。邪既在胃，胃口不饥，所以伤寒不食者或十日，或二十日皆无足虑，亦以胃口不馁，则气不败也。但不欲食者不可强食，或新愈之后，胃气初醒，不可纵食，食滞则邪复矣。此所宜忌，至于不宜忌者，则如劳倦内伤之人，偶感风寒，亦能发热，此多以劳伤中气，元非真正伤寒外邪内陷之病，所以外虽佯热，而中仍饥馁，甚有嗷嗷待哺之意。斯时也，正须借食为药，徐徐点补，诱掖①[注：引导，扶植]其中。奈何庸昧之徒，辄云饿不死伤寒，无论虚寒，一概禁食。常见有求食者辗转反侧，索之不得，而又加以寒凉克伐之剂，损之又损，虚者更虚，内外交攻，苦难自诉。一旦胃气中脱，则虽与之食，亦不能食矣。虽欲救之，嗟何能及。故凡伤寒饥甚而索食者，切不可禁，但不可纵耳。
凡瘟疫新瘥，脾胃未调，谷气未复，若妄动劳力，并食豕、羊、鸡、犬、鱼脍、炙煿、肥腻、生果、面食，硬涩难消之物停积胃脘，膈闷腹胀，便秘，或大吐大下，重复发热，病作殆不可救已。
避疫法
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邪不可干，自不相染。故避之之法，首在节欲节劳。或于房室疲倦之余，尤不宜近，仍勿忍饥以受其气，此内守之要道也。至于却邪之法，则如《刺法论》曰: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盖天牝者,鼻也。鼻受天地之气,故曰天牝气自虚空而来,仍自虚空而去,不能无触,却能不留,所谓天牝从来复得其往也,正以气通于鼻,鼻通于脑,邪入脑中,则流布诸经,令人相染矣。气出于脑谓嚏之,或张鼻以泄之,或受气于室,即泄气于外,而大吸精气以喷之,则气不能留,而毒自外出,此却邪于外之法也。又如思心为日等法,盖将我心放定,如大日之悬中照妖,立通光景,时设此想以助胆气,胆属少阳,为中正之官。少阳气壮,则脏气赖以俱强,而邪自不敢犯,此强中御外之法也。凡探亲诊疾,事有不得已者,但知此诸法,则虽最秽之地,亦可保其无虞已。一方治天行时气,室舍怪异,用降真香烧焚,大辟邪秽,小儿佩之,①祓除不祥[注:清除,消除],最验。一方以闽省香茶饼不时噙口中,大辟伤寒、瘴气、秽恶。至于阿魏,虽能辟臭,实能聚臭,故于众臭之所才觉闻香,断不宜入手。
又男子病邪气出于口,妇人病邪气出于前阴,其相对坐立之间,亦宜识其向背,或用雄黄末涂鼻孔中,行动从容,辨位而入,则邪无所染矣。此又医人之所不可不知也。
论瘴气条
瘴气唯东南之域乃有之。盖岭南地气卑湿,雾多风少,且以冬时常暖,则阴中之阳气不固,夏时反凉,则阳中之阴邪易伤。或朝暖而暮寒,或近冷而远热,故人有不知保重,而纵欲多劳者极易犯之,以致发热头痛,呕吐腹胀等证纷然而来。重者即伤寒,轻者即疟疾,要在岭南病此,则均谓之瘴耳。阳气外浮之乡，必内多真寒，而外作假热。阴气不固之人虽外见邪实，而内必中虚，此则瘴疫之大凡也。
凡劳役、饥饿之人，皆内伤不足者也。所谓邪气犯虚不犯实，同一理也。观《卫生方》①[注：指《岭南卫生方》。医方著作，原书已佚，现存有娄安道（年代不详）的增补本、日本校刻的再次增补复刻本及影印本。]云：北人寓广之地，或往来广之途者，俱有阴阳相搏之患。第居者十病二三，途者十病八九，正以居者安静，途者劳苦耳。《活人三昧论·瘴疟条》②[注：指《类证活人书》。]云：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则邪气不能为害。彼道路崎岖，人烟稀阔，水浆不洁，酒炙多腥，饮食起居未免乖度，况有阴阳之相搏乎？故曰瘴气必染劳役、饥饿之人者，此也。又凡居岭南者，亦必慎居处，节嗜好，清心寡欲，虽有岚③[注：山间的雾气。]邪，弗能害也。惟内境不出，斯外境不入，此理之自然。其有感而即病者，皆不知所慎耳。
岭表④[注：岭南，指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一带。]之俗，食槟榔甚者日至十余枚。盖瘴疟之作，率由饮食过度，气滞痰结，而槟榔最能下食，消气，化痰，故人多狃⑤[注：因袭，拘泥。]于近利，而暗⑥[注：同“暗”，昏昧，愚昧，不明白。]于远害。此颇类北人之食酪酥，多致肤腠缜密，一旦病疫当汗，则塞而不得出。南人喜食槟榔，故脏气疏泄，一旦病瘴当攻发，则虚赢而不能堪。所以土人多瘠而色黄，岂全是地气所致？盖亦槟榔为害，特弗思耳。
《本草》载：三人触雾晨行，饮酒者独不死。故北人度岭，必相勉饮酒，而迁客羁士，往往酣适以为常。且岭外酒价尤廉，贩夫役卒俱得肆饮，咸谓可以辟瘴。殊不知少则益，而多则滋瘴之源也。何以言之？盖南方暑湿，嗜酒则多中湿毒，兼以瘴疟之作，率由上膈痰饮，而酒则尤能聚痰。岭外谚云：莫饮卯时酒，莫吃申时饭，诚摄生之道也。可见酒之为物，能辟瘴以生人，亦能滋瘴以害人，然则生也死也，非酒也，过仍在人也。
岭南每以暑毒为患者，一岁之中暑热过半，凡起居饮食少失调度，即为毒气所中。行道者尤甚，故土人暑月相戒弗出。然暑毒固甚，而寒邪亦复不少，凡居人与行道者冬夏之衣皆不可缺，随其气候速宜增减，缓则病侵。明七子大复诗云：一日更裘葛，三家杂岛夷。其光景概可想见。
瘴病不一，土人以哑瘴最为危迫。其病初发即失音，不一二日即死不救。医家多言为极热所致，或云内蕴热而外为感寒所激。近见北医有用煎生附子一味治此证者，得非以热治热，或是发散寒气耶？吾尝闻饮溪涧水中毒而失音，知失音者未必皆缘瘴气也。溪涧水毒，灼然①[注：明显。]有之，道途多无井泉，故凡行山者汲涧以止渴，岂无邂逅②[注：不期而遇或者偶然相遇，这里是“意外”的意思。]中毒者？解之可也，不用附子，而用大黄，奏效不更速欤？
北人之迁岭南，仆婢先受瘴气，何也？盖服役之人饮食乖度，昼夜劳苦，卧或在地，诸事不暇避择，故首受其毒，既与之同休戚，则若辈皆我家人也，宜加意防之。
俚俗有瘴多召巫觋③[注：泛指巫师。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合称“巫觋”。]而祭鬼神，士夫咸笑其信巫不信医。吾谓此可矜怜，而不可窃笑也。夫民虽至愚，孰不思趋利而避害？况性命所系，晓然易见。若医者能愈人病，何为不用而索之冥冥耶？诚以领表名医罕觏①[注：罕觏（gòu构）：不常见。觏，遇见。]，且山谷海壖②[注：壖（ruán软平阳）：古通“堧”，指水边等处的空地或田地。]之民，何从而得灵药，此所以不免信巫也。庸得已哉！
居瘴地者虽曰节慎起居，而防病之药不可不豫为之备。如大黄、附子、干姜、当归、熟地、紫金锭、苏合油、不换金正气散之类，皆不可须臾离也。从宦彼土，则政事繁多，为商往来，则经营贸易，其势不容于自逸，稍觉不快，或骤闻香气，速当如法服药以解之。岚邪尚浅，即偶中而不至沉疴，惟其不能预防，则病势有因而渐盛者矣。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其斯之谓与？且匪独居瘴地为然也，即幸而南旋，倍深万死一生之感。其或以寻欢无限，而此身之防范少宽，既漫忘和解之方，又不仰补中之戒，则或偶有所触而即发，或迟至数年而后形甚。且麻木不仁，风痰作祟，终身遗患，卒厥发斑，往往有之。盖北人之所谓回头瘴也。吁！可不慎哉？
瘴病新愈，三日后方可洗手，七日后可洗面，半月后可梳头，一二月谨戒房事，能戒百日尤好。又新愈宜淡食，过三日及五日后方可以猪脾沃汤③[注：沃汤：煮汤。]吃软饭，十日后可饮酒，略用肉羹，切忌诸般骨汁，凡牛羊犬豕鸡鹜须撙节④[注：撙（zǔn尊上声）节：节制。]，恐其复发，复则加笃。
论喉证条
凡人有咽喉忽肿作痛，或生蛾者，饮食不能下，五日不食则死矣。但此证实火易治，而虚火难医。实火如用山豆根、芩、连、半夏、柴胡、甘草、桔梗、天花粉、白莲茎之类治之立消。唯虚火乃肾火，不藏于命门，而浮游于咽喉之间。其证亦如实火。但实火则夜反轻而昼重，虚火则夜重于日，清晨反觉稍轻者是也。若仍以治实火之法治之，则是既下井而又投之石矣。故不惟不可用寒凉，并不可用发散，以虚则宜补也。然徒补肾水，肾水制火，可以少差，而火势太强，未易制伏，则又宜于水中补火，使引火归源，而邪火顿除，则喉肿自消，而痛且立止矣。此宜以熟地黄、元参、白芥子、山茱萸、北五味、山药、伏苓①[注：即茯苓]加肉桂之剂酌宜参用。盖熟地、茱萸、五味纯是补水圣药，山药、茯苓又益精而利水，助肉桂之下行，元参以消在上之浮游，白芥以去中焦之痰滞，上焦宽而下焦得肉桂之热，则龙雷之火有不归根于命门者乎？一剂效神，殊胜于地黄八味也。傥若喉肿闷塞，勺水不得下，则元化《青囊别法》有云用附子一个，破故纸五钱，各研末，调如糊，作膏，布摊如膏药，大如茶钟，贴脚心中央，男左女顺，以火烘之一时辰许，则喉自宽而开一线路，可以进药矣。此奇方也。
阴蛾之证，以肾水亏乏，火不能藏于下，乃飞越于上，而喉中关狭，火不得直泄，乃结成蛾。独生者为单蛾，偶生者为双蛾，似蛾而非蛾也。清晨痛轻，下午痛重，至黄昏而更甚。得热则快，遇凉则加。其病之危，在勺水不得下喉，三五日间，逡巡而毙矣。若认作外感阳证，仍用芩、连、栀子之属，再伐其本根，阴阳两亡可立而待。此宜用引火归源之法，参以车前、附子，并补肾水，不必治其喉痛，水壮则火敛，火敛则肿消矣。
论心痛条
心痛之证有二，一则寒气侵心而痛，一则火气焚心而痛。寒气侵心者，手足反温，火气焚心者，手足反冷，以此辨之极得。寒痛与热痛不同，而其能死人则一。治寒痛者宜多用良姜、苍术、白术、管仲、附子之属，治热痛者宜多用白芍、半夏、柴胡、炒栀子之属，一去其湿，一去其热，则邪自解矣。要之非真心痛也。若阴阳两脱，心失所养而宛转作痛，则并无方以治之也。
胁痛
胁痛之证，乃肝病也。肝宜顺而不宜逆，逆则痛，痛而不止，则死矣。故治胁痛必先平肝，平肝必先补肾，肾水足而后肝气有养，不必治胁而胁痛自平也。方宜补肝为君，补肾为佐，少加清火消痰之味，自然易于奏功，一剂而痛定矣。要之非笃证也。
腹痛
腹痛之最急者，绞肠痧也。医家忌官料药。殊不知药能去病，何惧官料哉！莫奇于华君一案，用马粪一两炒黑，入黄土一撮微炒，用黄酒乘热服五钱，一剂即痛去若失。盖马粪最能治痛，而治腹痛尤神。入黄土者，因马粪过行之迅速，得土而稍迟，且黄土与脾土同性相亲，引之入于病处，令马粪易于见功也。况又得黄酒佐之，无微不达，非吐即泻，气一通而痛即定矣。
痿证
凡人有不起床席，已成废人者，内火炽盛，以熬干肾水也。苟不补肾，惟图降火，亦无生机。惟治痿独取阳明，是胃火不可不降，而肾水尤不可不补也。方宜补水于火中，降火于水内，合胃与肾而两治之，自然骨髓加添，燔热不扰，不治痿而痿自愈。予春秋六十有八忽遘风疾，自揣已成习凿齿①[注：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人，因有脚疾，故自称半人。]矣。然日清心寡欲，文酒自娱。有黄道人者，教以茯苓、黄精煮粥为饵，又用车前、远志，名曰茶汤。辗转之间，已便行动。盖亦心肾两治之法。胃火不炽，自不耗肾中之阴，肾水不亏，必能制胃中之热，两相遇而两相成，起痿之功，孰有神于此者乎？
人有两足无力，不能起立，而口又健饭，少忍饥饿，即头面皆热，咳嗽不已者，此亦痿证。乃阳明胃火上冲于肺金，肺金为火所逼，不能传清肃之气于下焦，而肾水烁干，骨中髓少，故不能起立。而胃火又焚烧，故多食善饥，久则水尽髓干而死矣。可不急泻其胃中之火哉？然而泻火不补水，则胃火无以制，未易息也。华君一案，多用甘菊花至二两许为君，泻阳明之火，而又不损胃气，其余不过地黄、山药、白芍、当归、元参、神曲，补肾水，生肝血，健脾气，消痰涎而已。盖治痿以阳明为主，泻阳明，然后佐之诸药，自易成功耳。
臌证
水臌，浑身皆水，按之如泥者。若不急治，则水流于四肢，而不得从膀胱出，将变为死证，而不可治矣。宜酌用牵牛、甘遂，加以肉桂、车前，一剂而水流斗余，二剂即全愈。断不可与三剂也，与三剂反杀之矣。盖牵牛、甘遂性喜逐水，又加之车前、肉桂引水以入膀胱，但利水而不走气，不使牵牛、甘遂之过猛利水并走气也。然此二味毕竟太猛，多服伤人元气，故二剂逐水之后，即宜屏绝。用五苓散调理二剂，再用六君子汤以补脾可也。更须忌食盐，犯则不救。
气臌，乃气虚作肿，似水臌，而非水臌也。其证一如水臌之状，但按之皮肉不如泥耳。必先从脚面肿起，渐渐行至上身，于是头面皆肿者有之。此等气臌，必须健脾行气，加利水之药，然后可救。傥亦以水臌法治之，是速之死已。方宜多用白术、枳壳、薏仁、茯苓加以肉桂、车前、莱菔子、神曲诸品，水煎服，日日一剂，初服觉有微碍，久则日渐有效。十剂觉气稍舒，二十剂而肿消，三十剂而全愈。妙在健脾而兼利水，故不伤气，奏功虽缓，而起死实神也。然亦须禁食盐，三月后方可稍进矣。即秋石亦不可用，二月后用之。
虫臌，惟小腹作痛，而四肢浮肿不十分之甚，面色红而带点，如虫蚀之象，眼下无卧蚕微肿之形，此即虫臌也。必须去虫可救，然恐过于峻逐，未免元气转伤，愈利愈虚，亦非生之之道。方宜用雷丸、鳖甲、白矾、当归、神曲、茯苓、车前等品，水煎服。一剂即下虫无数，二剂则虫尽去无留矣。虫去而肿胀自消，不必更与三剂也。盖雷丸最善逐虫，而鳖甲又善化虫，然虫之生，必有毒结于肠胃之间，故用白矾以消之。又恐过于峻利，则加之以当归以生血，新血生而旧瘀去，然后加之茯苓、车前分消其水气，使虫从大便而出，毒从小便而行，自然病去如扫矣。但服药之后，宜用四君、六君汤去甘草而善为之调理焉，庶几以葆其元也。
血臌之证，其所由来者渐矣。或跌闪而血瘀不散，或忧郁而血结不行，或风邪而血蓄不发，遂至因循岁月，留在腹中，积成血块。饮食入胃，不化精血，反去助邪，久则肿，肿则成臌矣。傥以治水法治之，而证犯非水，反伤元气。傥以治气法治之，而证犯非气，转滋饱满，是愈治而愈病已。方宜重用当归二两，加雷丸、桃仁、红花、枳实、白芍、牛膝各三钱，水煎服。一煎必下血斗余，二煎则血尽而愈。盖血臌之证，惟腹胀如鼓，而四肢手足全无肿意，故但破其血而胀自消。第此方二剂之余不可再与三剂，当改用四物汤调理，加以党参、白术、茯苓补气而利水，自然全愈。否则血臌虽痊，必成干枯之证。
颠病
颠病之生也，多由于脾胃之虚寒。脾胃虚寒，所进水谷不变精而变痰，痰凝胸膈之间，不能消化，流于心而癫病作矣。但治痰而不补气，未有不速之死者。独女子花癫一证，乃思想所成，然亦脾胃虚寒，少阴感少阳之气所触，而邪入之。必须祛痰补气，平肝木，润肺金，调肾水，五法皆备，取效良神。他如羊癫、豕癫、牛犬癫、惊癫、风癫、神鬼癫、朝癫、暮癫、间日癫、隔月癫、浃岁癫，种种不一，总由先天禀弱，或后天浊气所致。当随时因证，拨去其标，然后用人参养荣丸久久服之，克治其本。若贫不能给，则且服八味地黄丸，亦可消邪固气，能兼下痰。痰清气完，保其不复。
眼病
胬肉扳睛，乃眼病失治而生肉，或人不知避忌，故意将眼皮翻转以取凉快，谁知风忽中之，则眼毛倒生而扳睛矣。此等切忌动刀，一动刀则不可内治矣。宜用丸散以消之。然非服至半年，则仓卒不能以奏效。方用甘菊花三四两，须家园自种者，否则有毒，加枸杞子一斤，石决明、川蒺藜、葳蕤、白豆蔻、归尾各三四两许，斟酌配合蜜丸服。一料少愈。大忌房事，节欲者一料全愈，不能则必二料三料，然后见功。所谓自取之病，非本来之祸也。要之，病在眼者，些须痛痒当视若无关，寡欲清心，自然全愈。东坡云：齿有病则劳之，目有病则安之。二语最隽。又王晋卿尝患耳中奇痛，问方于东坡，坡云：君是将种，断头穴胸且所不惧，区区两荷叶直甚么？速愈。不愈，割去吾耳。书到，晋卿霍然。此即南华无身之法，吾辈知之，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目之红肿也，乃风入于肝胆之中，湿气不散，合而成之也。初起之时，早用舒肝舒胆之药，加以去湿散火之品，可以不劳而治。无如世人但知散邪，而不知风、火、湿合治之法，所以郁结而不能见效。少有不谨，或寓情于声色，或冒触夫风寒，变为烂眼流泪之病，终身不愈，甚至努肉扳睛者有之。其方不过柴胡、半夏、白芍、荆芥、白术、白蒺藜、草决明、甘菊花之类。有热者加栀子，无热亦不必用。此乃风、火、湿同治而运以治目之品，则红肿自消，而目益加明矣。又眼边揉红，切忌川连、鸡卵涂拭，恐逼火入内，反至睛痛。或自己小便偶点不妨。
痈疽
人有背生痈疽，或生于胸腹之间，或生于头面之上，或生于手足之际，皆是五日之内犹当内散，五日之外必须动刀。内散方仲景用金银花四两，蒲公英二两，生甘草二两，当归二两，天花粉五钱，水煎服。一剂即消，二剂即愈，不必三剂。盖金银花最能内消创毒，然非多用则力轻难以成功。生甘草一味已能解毒，况又用之于金银花内，益足以散邪而卫正。蒲公英，阳明经药也，且兼散结逐邪。天花粉祛痰要药，当归活血是其专功，血不活所以生痈，今血活则痈自愈，此方之所以奇而法也。然在阳证痈疽则然，若阴证则更有说。盖阳证创口必突起寸余，其色红肿发光，疼痛呼号者是。若阴证创口并不突出，其色黑黯，痛亦不甚，但觉沉沉身重，或生无数小创以欺人，急须用附子、黄芪，参以当归、忍冬、白芥子，水煎服。总之阳证可以凉散，阴证必当温散。如中有微热者，前方加麦冬三钱，元参切不可用，傥误认为阳证而故以寒败之剂投之，则元气盗亡，而创毒内攻，将奔于心而旋溃矣。嗟夫！富贵膏粱之子，穷困厄逆之人，心肾不交，阴阳俱耗，重以忧愁抑郁，拂怒呼号，其气不舒，结成大毒，无论在头在背，在腹在胁，在手在足，俱是危证，救之不暇，而尚可克伐以致内溃哉。
又仲景曰：痈疽最难治，外未见真形，内先溃大穴。古人云：外大如豆，内大如拳，外大如拳，内大如盘，洵①[注：实在，确实]不爽也。凡人一见背有疽形微见者，切弗轻易视之。急用蒜切片一分厚，贴在创口上，用艾火烧之。痛者烧之不痛，不痛者烧之知痛而止。不可不痛而止，而痛而亦止也。此治发背初生之要法，一经灸之，则毒随火散，以热驱热，又何疑焉。至于外治之方，则如立斋所云用麻药杂麝敷创四旁，冰片淬，薄利刃手执定，目注定，口噙定，一画纵横作十字饼状，不可令病人知之。毒出后仍用止血祛脓膏药，切忌进风。愈后更戒七情六欲，犯则不救。此又医家之所熟知者也，在手法何如耳。
臂痛
臂痛及肩膊痛乃手经之病，肝气之郁也。仲景用白芍汤最妙。盖白芍平舒肝木，不使侵克脾胃之气，加以柴胡羌活又善去风，直走手经之上，而其中秦艽亦是风药，佐以半夏、陈皮、白芥子祛痰，痰消而邪不留，又用五加皮去湿，湿净而痰自化，复得附子攻邪，无微不至，又何有邪湿之余哉？原方用水二升，煎二沸，取汁碗半，入黄酒，一醉为度。
脚痛
脚痛及腰下痛，明系肾虚而气衰不能运动，更加之湿，自然生楚①[注：痛苦]。仲景用黄酒二升，黄耆半斤，防风五钱，薏仁五两，杜仲一两，车前子三两，茯神五钱，肉桂一钱，水十碗同煎，二沸取汁，一醉为度。此方妙在不专补肾而专补气，气足则血生，血足则骨髓畅满矣。加以薏仁、茯神、车前行血分水健脾，又得杜仲扶腰，肉桂温肾，防风荡风，黄酒通经，无微不至，所谓内外交养之道，诚善法也。药味各两许，可减大半。
暴亡
猝来之证，如眼花忽倒，心痛暴亡，手足青而欲死，此等危候，如风雨骤至，如骏马奔驰，不可一时遏止，亦不可稍缓斯须以治之也。眼花忽倒，非中于恶，即中于痰。然必由正气之虚，而后可以中恶，亦必由中气之馁①[注：虚弱。]，而后可以痰迷。则中恶中痰，皆气不足之故。治须专补其气，而加以逐邪之品，祛痰之药，未有不俄顷奏效者。仲景用白术五钱，附子五钱，南星一钱，半夏、陈皮合一钱，白薇一钱，水煎服，下喉即愈。此方妙在补气之药多于逐邪祛痰，正气足于中，邪气散于外，又何痰迷中恶之可惧哉？
心痛暴亡，非寒即火，治火之法，止消②[注：只需要。]二味，用炒栀子五钱，白芍一钱，煎汤服之，下喉即愈。治寒之法，必须多加，宜用附子、黄芪、肉桂、山茱萸、甘草之属各钱许，或二钱，加熟地黄一两，良姜一钱，水煎服。二方各有见解，前者因火盛而泻肝木，后者因寒极而补肾气也。多寡不同，而其奏效之神则一耳。
腹痛之证，一时疼极而手足皆青，救若稍迟，必至立死。此肾经直中寒邪也，法当急补其命门之火，而克去其心包之冷，使痛立止，而手足之青亦解。仲景用附、桂、熟地、白术、吴茱萸、生甘草之属，水煎服，一剂即愈。此方之妙，补肾于真阴之中，而祛邪于诸阳之内，使气复而痛止，不至上犯心而中犯肝也。是宜平日留心，庶几临时识定，治人者其审诸。
口眼歪斜
人有口眼歪斜者，以为胃中之痰，而不知非痰也。盖心气极虚，不能运于口目之间，轻则歪斜，重则不语。会卿用附、桂、参、苓加半夏、菖蒲煎汤服之，一剂可少愈，二剂全愈。此方之妙，竟不去去火祛风，一味补正，而歪斜自愈，亦治本之道也。又有耳目忽然牵拢，或左或右，其耳隰隰①[注：隰隰（xí习）：疑为形容耳内低湿生风。隰，低湿之地。]，名曰猪头风。人以为风气之感，而不知非风也。盖肾气大亏，中有所欲而力不副，使邪火上行，一时脑空，不能支住，而五官失其位矣。治宜用四君子汤，服二三剂，然后用艾，按穴灸之，筋松而转，可望全愈。但其根不援②[注：援：执，持。]，则或遇节令，或犯劳伤，或误食香糟③[注：香糟：用酒糟腌制的食物。]等物，必至重病，宜切忌之。
梦遗
人有病梦遗者，以为心气之虚，而不知非心也。盖肾水耗竭，上不能通于心，中不能润于肝，下不能生于脾土，而玉关④[注：玉关：即精关。]不紧，无梦且遗，徒责其梦中之冤，谁任乃咎。治当用大剂补肾，少佐以益心益肝益脾之品，自然渐渐成功，不止而止矣。仲景一案，黄连、肉桂并用，使心肾两交，魂魄宁而精窍闭。若不补其五脏，而惟是止涩之，则精愈旺而梦愈动，久之，不梦而自遗矣。
肾中之水，有火则安，无火则泛，水去而火亦去，水虚而火亦虚，则溺浊、梦遗无所不至。治之之法，欲抑水之下降，当使火之下温。宜用热剂以生火，俾火足以生水，水又足以制火，水火既济，而病若失矣。仲景多用人参，今则无此力量，不若仍用八味地黄丸专补其血，血足而精自生，精生而火自安矣。保抱①[注：保全，保养]之方，全在固肾。有斯疾者慎之，无斯疾者尤当自爱焉。
脱肛
大肠与肺为表里，肺热则大肠秘结，肺虚则大肠滑脱，此其要也。故有因久泻久利，脾肾气陷而脱者，有因中气虚寒，不能收摄而脱者，有因劳倦吐泻，肝脾受伤而脱者，有因酒湿伤脾，色欲伤肾而脱者，有因肾气本虚，关门不紧而脱者，有因过用寒凉，降多亡阳而脱者，有因湿热下坠而脱者，然热者必有热证，若无热证，便是虚劳。且气虚即阳虚，非用温补多不见效。凡小儿元气不实者常有此证。陈自明曰：大肠虚寒，其气下陷，则肛门翻出，或因产努力，其脱亦然。是诚确见之论。
《内经》曰：下者举之，徐之才曰：涩可去脱，皆治脱肛之法也。故古人之治此者，多用参、芪、归、术、川芎、甘草、升麻之类以升之举之，或兼用北五味、乌梅之属以止之涩之，仍外用薰洗收敛之药，则无有不愈。
一方用五倍子末三钱，明矾末二钱，水二碗，煎沸热洗，立效。一方治肛脱三五寸者，先用五倍明矾汤洗过，次用赤石脂为末，以油纸托上，四围皆糁②[注：以米和羹，引申为粘，涂抹]之，立愈。一方用桑叶、桃叶煎汤洗之，或用蓖麻子捣膏药贴顶心，皆妙。
脚气
脚气之病，风、寒、湿三气之所为也。然其中亦有虚实之异，其证疼痛，拘挛，恶寒，清厥①[注：“四肢厥冷也”（张介宾）]，脉多弦细，治当以温经除湿为主，是以古人治之法，大抵热药多，寒药少，故每用麻黄、川乌、桂附、干姜之属。《内经》曰：湿淫于内，治以苦热。正以乌、附、麻黄走而不守，故能通行经络，干姜、官桂辛甘大热，故能助阳逐阴，三气既除，病无不愈。
脚气者必由下元不足，或阳明之气有亏者，而后邪气得以乘之，此其中亦有虚证，故察其因于表者以发散为主，察其因于里者以疏利为主，外因者多寒热，宜用温散，内因者多湿热，宜用寒凉。若元气本虚及病久致虚者，必须培补下元，不得以壅疾忌补之说为拘也。
凡脚气肿痛之甚者，可用敷药以散之，或用椒艾囊以温之，或用香散之药煎汤以洗之，如百草煎及防风、荆芥、威灵仙、艾叶、蛇床子、当归、升麻之类，或单用紫苏及忍冬藤煎汤洗之，皆妙。
阳痿
凡人阳痿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多致此证。亦有湿热炽盛，宗筋弛懈而为痿弱者，譬以暑热之极，则诸物绵薄。经云：壮火克食。此之谓也。但有火无火，脉证可辨。大抵火衰者十居八九，而火盛者则仅有之耳。
凡人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盖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故宗筋主精血之孔道，而精血实宗筋之化源。若以忧思太过，则抑损心脾，伤及阳明冲脉，而水谷气血之海必有所亏，气血亏而阳道斯不振矣。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及女子不月者，即此之义。
凡人惊恐不释者，多致阳痿。经曰：恐伤肾。此之谓也。故人遇大惊猝恐，每每遗失小溺，即阳痿之渐。又或于阳旺之时，突有大惊，则立痿，终身不举，亦其验也。
凡人肝肾湿热，以致宗筋弛懈者，亦为阳痿，治宜清火以坚肾，然必有火证火脉，内外相符者方是，宜用滋阴八味丸及丹溪大补阴丸、虎潜丸主之，若火之甚者，如滋肾丸、大补丸之类皆可用。
命门火衰，精气虚寒而阳痿者，宜右归丸、赞育丹、石刻安肾丸之类主之。若火不甚衰，而止因气血薄弱者，宜左归丸、斑龙丸、全鹿丸之类主之。
思虑惊恐，以致脾肾亏损而阳道痿者，必须培补心源，使胃气渐充则冲任可振，而元可复也，宜用七福饮、归脾汤之类主之。然必大开怀抱以舒其气，庶能奏效。否则，徒恃药力，无益也。其有思虑恐惧太过者，则抑损元阳，若非益火，究无生意。宜用七福饮加附、桂、枸杞之类主之。
薛立斋曰：按阴茎属肝之经络，肝者，木也，木得湛露①[注：丰沛的雨露。《楚辞·九章·悲回风》：“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则森立，遇酷暑则萎萃②[注：枯萎，憔悴。萃，通“悴”。]，犹人气血足则精旺，精血衰则阳痿，无二理也。若因肝经湿热而痿者，用龙胆泻肝汤以清肝火，除湿热，因肝经燥热而痿者，用六味丸以滋肾水，养肝血则愈。又曰：琼玉膏、固本丸、坎离丸，此辈俱是阴寒泻火之剂，必证有实火者，然后可用。若元气本虚，或久病成虚者，一误用之，令人无子。盖阳气无所助，即阴血无所生故也。
疝气
疝气之病，凡小腹睾丸之属为肿为痛者是也。其证不一，而《内经》所列，大要有七。七者云何？曰狐疝，曰颓疝，曰冲疝，曰厥病，曰疝瘕，曰风疝，曰小肠疝是也。疝之为病，不独男子有之，而妇人亦多不免。经云：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又云：厥阴有颓疝，妇人小腹痛也。至若冲疝、疝瘕，亦男妇之所同病者。惟睾丸之病，独在男子，而他则均当详察也。张子和曰：夫遗溺、闭癃、阴痿、浮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病。若夫血涸不月，月后腰膝上热，足蹙，喘干，闭癃，腹中有块，或上或下，前阴突出，后阴痔核，皆妇人之病也。但妇人不谓七疝，而谓之瘕。弗论男女，若年少而得之，皆无子。此言诚不谬也。但知男子之疝，全不知妇人之疝，失之矣。
疝治必兼气治，故病名曰疝气，非无谓也。盖寒有寒气，湿有湿气，热有热气，逆有逆气。病在阳分，则有气中之气，病在阴分，则有血中之气。气实者必须破气，气虚者必须补气，此治疝之大略也。
疝气之病，本非一经，《内经》之言疝者，寒较多于热，乃疝家之正论，不可易也。寒邪入经，所以作痛，迨其久也，方生郁热。使其始不受寒，何由致疝？此寒为本，而热为标也。
丹溪谓：始于湿热在经，又得邪气外来，所以作痛。则反以热为本，而寒为标矣，岂其然乎？至若治此之法，固不可必其为寒，又不可必其为热。但治初受之邪，理当以温经散寒，行气除湿为主。切不可早用寒凉，致留邪滞，则遗害不浅。要之，察其形气、病气，随证施方，则庶乎其有得也。
治疝之法，当察所因。此虽以受湿受寒，因而成疝，然或以色欲，或以劳损，或以郁怒，或以饮食酒湿之后，不知戒谨，致受寒邪，则以阴求阴，流结于冲任气血之海，而下归阴分，致成诸疝。故其为病，有遇寒而发者，有郁久生热，遇热而发者，有郁则气逆，遇盛怒而发者，有湿因寒滞，遇湿而发者，有疲极则伤筋，遇劳苦而发者，有虚邪在少阴、厥阴，遇色欲而发者，有饮食之湿在阳明、太阴，遇酒酪而发者。及其久也，则正气陷而不举，邪气留而不去，而为颓为厥，难于愈矣。治此者能因其所因，辨而治之，则亦易于奏效。若茫然混然，徒执一偏之见，而老死不悟者，虽与之谈，无益也。
《巢氏病源》曰：诸疝者，阴气积于内，复为寒气所加，使营卫不调，气血虚弱，故风冷入其腹而成疝也。疝者，痛也。或小腹硬痛，不得大小便，或手足厥冷，绕脐痛，自汗或冷气逆上抢心腹，令心痛，或里重而腹痛，诸候非一，故曰诸疝也。
许学士①[注：指许叔微（1079—1154），南宋医学家，字知可，宋真州（今江苏仪征县）白沙人。因曾为翰林学士，故人称“许学士”。]云：疝之为病，虽因虚得之，然不可以虚而骤补。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故必先除所蓄之热，然后酌宜补之，诸家多借巴豆气者，此物此志也。
刘宗厚①[注：刘纯，一作刘醇，字宗厚，刘完素的九世孙。元明间吴陵人，明初徙居陕西咸宁。著有《医经小学》等。]云：谨按，疝证始虽因虚而得，必邪实迫痛而未下者，故当先泻而后补也。至有虚甚迫痛，上为呕逆，而下或遗精者，乃正虚邪实之甚，此欲不补得乎？但恐补之则无益，泻之则元气逾②[注：通“愈”。]陷，幸而获生者鲜矣。
张子和云：《内经》曰木郁则达之，达谓吐也，令条达其气也。肝之郁本当吐，然察其病之上下，以顺为贵，仲景所谓上宜吐，下宜泻者是也。或吐或泻，不可偏用。
子和《七疝图》云：寒疝，其状囊秘结硬如石，阴茎不举，多得于坐卧湿地，或寒月涉水，或冒雨雪，或卧砖石，或风冷处使内太劳，宜以温剂下之，久而无子。
水疝，其状肾囊暴胀，阴汗时出，或囊肿而形如水晶，或囊痒而搔出黄水，或少腹间按之作水声。多得于饮食酒醉后使内太劳，汗出而遇风，寒湿之气聚于囊中，宜以逐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出水法，今不善用。筋疝，其状阴茎肿胀，或脓，或溃，或茎中痛，痛极则痒，或纵挺不收，或白物如精，随溲③[注：小便。]而下，此病得于房室劳伤，及邪术所致，宜以降心之剂下之。
血疝，其状如王瓜横在少腹间，戛戛④[注：艰难貌。]欲动，俗谓之便痈。得于重感春夏火燠劳苦，使内过伤，气血流溢，渗入脬⑤[注：膀胱。]间，留而不去，状成痈肿，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剂下之。
气疝，其状上连肾区，下及阴囊，或因忿怒呼号，则气郁之而胀，忿怒毕号则气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针出气而愈者，然针有得失，宜以散气之剂下之。又小儿亦有此疾，俗云偏气，得于父已年老，或少年多病，阴痿精怯，强力入房，因而成娠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筑宾一穴灸之。
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则出小腹入囊中，狐昼出穴而溺，夜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来，正与狐相类也，亦与气疝大同小异，今人带钩铃①[注：此指腰带]是也。宜以逐气流经之剂下之。
颓疝，其状阴囊肿缠②[注：指阴囊肿胀下坠状]，如升如斗，不痛不痒者是也。得之地气卑湿，所生江淮之间，湫③[注：低洼]塘之处，多感是疾。宜以去湿之剂下之。又女子阴户突出，虽亦此类，大抵相火炽盛，不能禁固所成，不可便谓虚寒，而涩之燥之补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坚之。王太仆云：阳气下坠，阴气上争，上争则多寒下，坠则偏缓，故睾垂筋纵，因成颓疝也。以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后，可调则调，可补则补，各量病势，切弗拘虚。经所谓阴盛而腹肿不通者，皆症瘕疝也，不可不下。
刘宗厚曰：子和所论病本经络之原，至为详尽。但七疝名固不同，治亦当异，概用攻下之法，愚窃惑焉。虽钱仲阳亦曰：“肝是相火，有泻无补。”丹溪亦云：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夫厥阴一经受疝，宜泻弗补，理固然矣，然亦当视其浅深而行之也。傥有邪气客于膀胱、小肠之间，复干于少阴肾经，则有泻无补之法可得行乎？
张介宾曰：子和七疝之治，虽各有不同，然无非用下，则不能无偏。故刘宗厚、徐用诚皆疑而议之，亦谓其太过耳，非谓尽不可用也。再观丹溪之法，则曰：治疝大不宜下，又相左之甚矣。予因考子和治案，如治蔡参军因坐湿地疝痛不堪，用导水丸下之而愈。又治一人因疟渴过饮浆水病疝，医进姜附，为热燥所壅，而阴囊重坠，大如升斗，乃先以导水丸，后用猪肤散大下之而愈。又治一人卒①[注：卒：通‘猝’，突然。]疝，赤肿大痛，数日不止，诸药如石投水，遂以导水丸，次用通经散大下之而愈。若此类者，岂皆不可下耶？故当酌其虚实缓急，如或为邪热所闭，或以少年暴疝，或以赤肿痛硬之极者，则如导水丸、三花神祐散、禹功散之类皆所当用，盖邪盛而急，势不可当，仅用行气利水等剂达之不及，故不可不攻。然则子和所言，宜酌其中而已矣。由君子观之，则疝病明系于肝邪，肝邪本由于相火，相火之治，清心为上，降气次之，欲降其气，必须攻泻，是子和所论诚为不易，则刘宗厚之议之者，乃不达大体之言，而张会卿之解之者，抑犹子莫执中之见也夫。
论血证条
万物生成之理不外阴阳。非阳无以生，生者，神其化也，非阴无以成，成者，植其形也。阳主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人之有生，赖此而已。然而生之之道，必从精始，精之与血，似乎非类，而丹家曰：唾、涕、精、津、汗、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则凡为水属，无非一六所化②[注：一六所化：指水液之所化。《尚书大传·五行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血即精之管也。但精藏于肾，所蕴不多，血富于冲，所至皆是。盖其源源而来，化生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无所不及。举凡七窍之灵，四支①[注：通“肢”]之用，筋骨之和柔，肌肉之丰满，以至滋脏腑，安神魂，润颜色，充营卫，精液于焉流通，二阴以之调畅，莫不由此。是人有此形，全赖此血。故血衰则形萎，血败则形坏，而百骸表里之用，苟血稍有亏，则必随所在，而见其偏废之病。一旦血脱，形何以立？气何由归？亡阴亡阳，其危甚矣。顾血化于气而成于阴阳，阴衰固不能生血，所以血宜温而不宜寒，阳亢实足以败阴，所以血宜静而不宜动，此阴阳消长之机，人苟察其本原而知所以养荣之道，又何血病之足虑哉。
血本阴精，不宜动也，而动则为病。血主荣气，不宜损也，而损则为病。动者多由于火，火盛则逼血妄行。损者多由于气，气伤则血虚不守。故有以七情而动火者，有以七情而伤气者，有以劳倦色欲而动火者，有以劳倦色欲而伤阴者，或外邪不解，而热郁于经，或纵欲不节，而火动于胃，或中气虚寒则不能收摄，而注陷于下，或阴盛格阳则火不归元，而泛溢于上，是皆动血之因也。妄行于上则见诸七窍，流注于下则出乎二阴。或壅滞于经络，则发为痈疽脓毒，或浸淫于阳脏，则留为血块血症，或乘风热则为疹为斑，或察寒邪则为痹为痛，是皆血病之证也。若七情劳倦不知节，潜消暗烁不知养，生意本亏，而耗伤弗觉，则为荣气之赢，为形体之敝，此以真阴不足，虚损之发见也。故凡治血当察其虚实，理固然已。然实中有虚，则于疼痛处有不宜攻击者，此似实非实也。热中有寒，则于火证中有必须温朴者，此似热非热也。正者正治，鲜不知之，反者反治，则有未易言者。且反证甚多，不可置之忽略也。
失血于口者，有咽喉之异，盖上焦出纳之门户，惟咽、喉二窍而已。咽为胃之上窍，故由于咽者必出于胃。喉为肺之上窍，故由于喉者必出于肺。然喉连于肺，而实总五脏之清道，咽连于胃，而实总六腑之浊道。此其出于肺者，人知病在五脏，而不知出于胃者，亦必有出乎脏者也。何也？《内经》云：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然则五脏之气皆禀于胃，而五脏之病独不及于胃乎？故凡胃火盛而大吐者，此本家之病，不待言已。至如怒则气逆，甚则呕血者，亦必出于胃脘，此气逆在肝，木邪乘胃而然也。又如欲火上焚，甚则呕血者，亦必出于胃脘，此火发源泉，阴邪寇胃而然也。且胃以水谷之海，故为多气多血之腑，而实冲任血海之源。血枯经闭者，当知生血之源，源在胃也。呕血吐血者，当知动血之源，源在脏也。于此不明，济者罕矣。
凡治血证，身热脉大者难治，身凉脉静者易治。若喘咳急而上逆，脉见弦紧细数，有热，不得卧者，死。
血动由于火与气，而有火无火，气虚气实之异，则不可不辨。凡口鼻出血，多由阳盛阴衰，二火逼血而妄行诸窍也，宜以一阴煎加清降等剂为主。盖血随气上，有升无降，故惟补阴抑邪，则火清气降而血自静矣。此阳盛动火之治也。
火盛逼血妄行者，或上或下，必有火脉火证实据，乃可以清火为先，火清而血自安矣。宜芩、连、知柏、元参、栀子、童便、犀角、天花粉、生地、芍药、龙胆草之属酌而用之。如阳明火盛者，须加石膏。三焦热极，或闭结不通者，须加大黄。如热壅于上，火不能降者，当于清火药中加泽泻、木通、栀子之属，泄之润之，则火可降也。但火有虚实，或宜兼补，或宜兼清，尤须斟酌。若以假火作真火，则害不旋踵矣。
气逆于脏，则血随气乱而错经妄行者，必有气逆喘急，或胸胁胀痛，或尺寸弦强①[注：脉象弦硬。弦，形容切脉就像按到琴弦一样，绷得较紧，端直而长，直起直落。强，强滞不柔顺。]等证，此宜以顺气为先。用青皮、陈皮、杏仁、白芥子、泽泻之属主之。有火者加栀子、芍药，兼以平肝，无火者用香附、乌药、干姜、郁金以行阴滞，然必气实多逆者乃可用此，盖气顺则血自宁也。其或实中有虚，不堪消耗，则或宜暂用，或酌其佐使，不可拘也。
凡火不盛，气不逆，而血动不止者，乃其元阴受损，荣气失守，病在根本而然。经曰：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外溢则吐衄，阴络伤则血内溢，内溢则便血。是二语者，最得损伤失血之源。故凡治损伤，无火无气而血不止者，切不可妄用寒凉以伐生气，又不可过用辛燥以动阳气，但宜纯甘至静之品培之养之以完固之，则荣气自将宁谧，不待治血而自安矣。
吐血失血等证，凡见喘满咳嗽，或左右腔膈间隐隐作痛者，病在肺也。若胸膈膻中问觉有牵痛，如缕如丝，或懊恼嘈杂，不可名状者，此病在心主包络也。胸腹彭亨②[注：鼓胀，胀大貌。也作“膨脝”。]，不知饥饱，饮食无味，多涎沫者，病在脾也。胁肋牵痛，或躁扰喘急不宁，往来寒热者，病在肝也。气短似喘，声症③[注：通“哑”。]不出，遗精盗汗，咽干喉痛，动气忡忡者，病在肾也。若大呕大吐，发热，不得卧者，病在胃也。于此而察其兼证，则病有不止一脏者，皆可参合以辨之也。治之之法，肺病者宜清降，不宜升浮，心病者宜养荣，不宜耗散，脾病者宜调和，不宜妄下，肝病者或宜疏利，或宜甘缓，不宜秘滞，肾病者宜壮水，宜滋阴，不宜香燥克伐，胃病者或宜大泻，或宜大补，当察其兼证，弗谓阳明病概可攻也。
治血之剂，古人多以四物汤为主，然亦有宜与不宜者。盖补血行血无如当归，但当归之性动而滑，凡因火动血者忌之，因火而嗽，由湿而滑者，皆忌之。行血散血无如川芎，但川芎之性升而散，凡火载血上者忌之，气虚多汗，眩晕不已者皆忌之。生血凉血无如生地，敛血清血无如芍药，但二物皆凉，凡阳虚者非宜也，脾弱者非宜也，脉弱身凉，自汗常恐者皆非宜也。故用四物以治血者，当知宜否之辨。
《褚氏遗书》曰：喉有窍，咳杀人。肠有窍，便杀人。便血犹可治，咳血不可医。饮溲溺者百不一死，服寒凉者百不一生。血虽阴类，运之其和阳乎。按和阳之说，至理法言，不可不体也。若夫溲溺之用，惟于邪热上炎者借以降火，其或伤在脾胃，及阳虚阴胜等证，则大非所宜，弗拘百不一死之言，而谓可概用也。
咳血嗽血，皆从肺窍中出。虽若同类，而实有不同也。盖咳血者少痰，其出颇难，嗽血者多痰，其出较易。咳而少痰者，水竭于下，液涸于上也，亦名干咳。嗽而多痰者，水泛于上，血化为痰也，亦谓之白血。二者之治，皆宜壮水滋阴，凡一阴煎、四阴煎、六味地黄汤、麦门冬汤、天门冬丸、贝母丸之类皆必用之药也。然干咳宜加滋润为佐，麦冬、天冬、百合、柏子仁、茜根之属，或当归亦可酌用。多痰者务宜清降为佐，如贝母、海石、阿胶、油杏仁之属，而当归则非所宜也。
王节斋曰：大抵咳嗽见血多缘肺中受热，邪气得热而变为火，火盛则阴血不宁，血随火上，故治宜泻火滋阴，忌用人参甘温之品。然亦有气虚而咳血者，则当用人参、黄芪、款冬花诸剂，但此等证多不见耳。按节斋之说，乃以火证为言，故凡治血因火动而为咳嗽者，则不得不于滋阴药中加清火等剂，如黄芩、桑皮清肺火，黄连清心火，石膏清胃火，栀子、龙胆草清肝火，黄柏、知母清肾火，贝母、瓜蒌、竹叶、枇杷叶润肺化痰。此等治法非不可用，然惟火之偶盛，而根本未亏者，则但去其火，自无不愈。若将此法概治劳损，即暂解然眉，终非保本之道。盖凡阴虚生火等证，多以真阴受损，水亏而然，此其所重在阴，不当在火，若治火太过，未免脾肾皆伤，必至不救，所谓虚火宜补者是也。且常有过用生地、天花之类，致伤胃气，不能生金而不愈者，有过用黄柏知母之属，重伤真阴，遏逆生气而不复者，损之又损，尤为脾、肺、肾三亏之害。故凡欲壮水滋阴者，莫如一阴煎、五阴煎、五福饮、左归饮、六味地黄丸等方最妥。
其有火本无根，化元失守，或误用寒凉，而病及脾肾，则有以寒入上焦而为呕恶，为短气，为眩运者，有以寒入中焦而为膨满，为痰涎，为饮食不运者，有以寒入下焦而为溏泄，为腹痛，为小水不化，为脚寒筋结等证者，则理中汤、理阴煎或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皆当随证随脏择而用之，弗谓见血者多是肺中受热，而但知滋阴降水也。甚矣，节斋之说之偏也！
衄血证，诸家皆谓其出于肺，盖以鼻为肺之窍也。不知鼻乃手、足阳明之正经，而手、足太阳亦皆至鼻，故仲景曰：太阳病脉浮紧，发热无汗，自衄者愈。此太阳之衄也。《原病式》云：阳热怫郁于足阳明，上热而血妄行，为鼻衄。此阳明之衄也。若充类至义①[注：指就事理作充分的推论。《孟子·万章下》：“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言之，则鼻衄之血，必由山根②[注：鼻梁的别名。]以上，精明之次而来，而精明一穴，乃手足太阳、足阴阳跷五脉之会，此诸经皆能为衄也。行于脊背者无如足太阳为最，行于胸腹者无如足阳明为最，而尤有其最者，则又惟冲脉为十二经之血海。冲之上俞会足太阳之大杼，冲之下俞会足阳明之气街，故阳明、太阳之至，而冲脉无不至矣。冲脉之至，则十二经无不至矣。所以衄之微者，不过一经之近，而衄之甚者，则或至数升，或至斗许，并通身血色尽脱，是岂手太阴一经而病遂如是耶？临证者不可不察。
衄血之由内热者，多在阳明经，治当以清降为主。热微者宜生地、白芍、天冬、麦冬、丹参、元参或局方犀角地黄汤、生地黄饮子、麦门冬散之类主之。热甚者宜芩、连、栀、柏，或茜根散、抽薪饮、加减一阴煎。若兼头痛口渴宜玉女煎、白虎汤之类主之。如阳明热极，下不通而火壅于上者，宜犀角地黄汤，治其下而上自愈。
衄血之由外感者，多在足太阳经。仲景云：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宜麻黄汤主之。伤寒不大便，其小便清者，邪仍在表，不在里也，当发汗，用桂枝汤。
衄血虽因乎火，而唯阴虚者为尤多，正以劳损伤阴，则水不制火，最能动冲任阴分之血。但察其脉之滑实有力，而素无损伤者，当作火治，用麻黄、桂枝如前。若脉来洪大无力，或弦或芤，或细数无神，而素多酒色内伤者，此皆阴虚之证，当专以补阴为主。果有微火者，自宜兼清以治其标，如无真确阳证，则但当以甘平之剂温养真阴，务令阴气完固，然后可拔本塞源，如一阴煎、三阴煎、左归饮、六味地黄丸之类皆所必用。其或气虚者，则五福饮、五阴煎亦可酌而用之。
凡衄血甚多，不能止者，用蒜一头捣成泥，作饼如钱大，厚一寸许，贴脚心，左衄贴右，右衄贴左，两孔俱出者左右并贴，即止。
血出齿缝牙龈中者名为齿衄，乃手足阳明二经及足少阴肾家之病。盖手阳明居下齿中，足阳明居上齿中。又肾主骨，骨者，肾之终也。然血出于经，惟阳明为最，故凡阳明火盛，则或为牙痛，为牙根腐烂，或血出如涌，而齿不动摇，此必其人素好肥甘辛热之味，与夫善饮胃强者多有是证。内用抽薪饮、清胃散之剂，外以冰玉散敷之。
肾水不足，口不臭，牙不痛，但齿摇不坚，或微痛不甚，而齿缝时多出血者，此肾阴不足，相火偶动而然，治宜壮肾，用六味地黄丸、左归丸之类。其或阳亏于下，而虚火上浮者，则用八味丸、小安肾丸主之。傥认为实火，而误用寒凉，必至重损真阴，阴阳两脱，但见齿血凝冻排比如安榴红子者，不救。
舌上无故出血如缕，乃心、脾、肾三经之脉皆至于舌，而三经有火则皆能令舌出血。用蒲黄作末敷之，或炒槐花为末糁之，或冰玉散涂之亦可。若有火之甚者，仍当用汤剂以清三阴之火。
咯血、唾血，古皆云出于肾，痰涎之血，古皆云出于脾，此亦未必然也。夫咯血者，于喉中一咯即出，岂如咳血嗽血之费力乎。大抵咳嗽而出者出于脏，出于脏者其来远。一咯即出者出于喉，出于喉者其来近。其来远者内伤已甚，其来近者不过在经络之间，所以咯血、唾血，痰涎之中带血者，并无咳嗽、气喘、骨蒸等证。此其轻重，概可知矣。治此之法，因火者当清脾肺之火，或劳损所致者，但滋阴去浊，则自无不愈。
虚损之渐者，必始由酒色劳伤过度，以致痰中时见血丝，此则本于肝脾肾经，当于未咳未嗽之先，速为调理，如生地、熟地、天冬、麦冬、枣仁、茯神、茜根、贝母、甘草之属主之。有火者加黄柏、知母，仍须加意谨慎，庶无后患，否则必渐甚矣。
清晨初起，时每于痰中有淡紫凝血，或块或片，常见数口者，此多以操心动火，或多思虑，或多沉痛所致。但无发热、咳嗽等证，便不足虑。此不过血动阴络而然，宜天王补心丹及二阴煎最合。
凡溺血证所出之由有三，由溺孔出者二，由精孔出者一也。溺孔之血，其来近者出自膀胱，溺时必孔道涩痛，小水红赤不利，此以多酒色欲念，致动下焦之火而然。常见有相火妄动，逆而不通者，微则淋浊，甚则见血。经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而溺血。即此证也。治宜清利膀胱之火，如生地、白芍、牛膝、山栀、黄柏、知母、龙胆草、瞿麦、木通、泽泻之类，或七正散，或大分清饮皆所宜也。
溺孔之血，其来远者出自小肠。溺时孔道不痛，而血随溺出，或痛隐于脐腹，或热见于脏腑。盖小肠与心为表里，而清浊之所由分也。故无论劳力焦心，或水浆厚味不知撙节，则上中二焦、五志、口腹之火皆由小肠以达膀胱。治当随证察因，务清其脏腑致火之源，火清而血自止矣。
精道之血，必自精宫血海而出于命门。盖肾主水源，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蓄之，故或伤劳五脏及五志之火，令冲任动血者，多从精道而出。何以辨之？病在小肠者，其来犹近，病在命门者，其来更远。凡于小腹下精泄处觉酸痛而出者，即是命门之病。而治之法亦与水道不同，盖水道之血宜利，精道之血不宜利，涩痛不通者宜利，血滑不痛者不宜利也。如果三焦火盛，则当以清火凉血为主，用生地、白芍、丹皮、地骨、茜根、栀子、槐花及芩、连、知、柏之类主之，或约阴丸、约营煎亦可参用。若肾水不足而血滑者，则以养阴养血为主，宜固本丸及养荣丸之类。若肾虚血溢，或病久精血滑泄者，宜以固秘为主，用玉锁丹、金樱膏、苓术兔丝①[注：即“菟丝”。]丸之类，或续断乌梅丹亦可。
大便下血，多由脾胃之火。盖大肠、小肠皆属于胃也。但血在便前者，其来近，近者或在广肠②[注：指包括乙状结肠和直肠的肠段。《证治要诀》：“广肠，言其广阔于大小肠也。”]，或在肛门。血在便后者，其来远，远者或在小肠，或在于胃。虽便血妄行因火者多，然亦未必尽因于火也。故于火证之外，有因脾胃气虚而不能统血者，有气陷而血亦陷者，有病久滑泄而为便血者，有阴邪入于阴分而为溺血者，大抵有火多因血热，无火多因虚滑，故治血当知虚实之辨。
脾胃气虚而大便溺血者，其血不甚鲜红，或黑色，或紫色，此阳败而然。故多无热证，而或为恶心、呕吐，盖脾统血，脾气虚则不能收摄，脾化血，脾气虚则不能运化，是皆血无所主，因而脱陷妄行，速宜温补脾胃，用寿脾煎、理中汤、养中煎、归脾汤及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
气陷不举而因以下血者，宜补中益气汤及寿脾煎、归脾汤主之。若微陷而兼火者，宜东垣加减四物汤主之。若气大虚而大陷者，宜举元丹主之。
血滑不止者，或因病久而滑，或因年衰而滑，或因气虚而滑，或因误用攻击而滑。凡动血之初，多因于火，及火邪已退而仍有不能止者，则非虚即滑之谓也。治当以固涩为主，用胜金丸、香梅丸之类。然血滑不止者多缘气虚，宜以补中益气汤、寿脾煎、举元丹、理中汤加乌梅、文蛤、五味子之类主之。若滑甚不能止者，唯玉关丸最佳①[注：佳：原作“隹”，据文义改。]
结阴便血者，以风寒之邪结于阴分而然。此非伤寒之比。盖邪在五脏，留而不去，故谓之结阴。阴邪内结而不能外行，则病归血分，故为便血。经曰：结阴，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即此之谓。治宜外灸中脘、气海、三里以散寒邪，内用平胃地榆汤温散之剂主之。
其有怒气伤肝，血因气逆而下者，宜化肝煎、枳壳汤之类主之。气逆平而微有火者，宜黄芩白芍汤主之。若肝邪乘胃，以致脾虚失血者，决无烦躁气逆等证，仍同脾胃气虚主治，不得平肝，以再伤脾气也。
凡因劳倦，七情，内伤不足而致大便动血者，非伤心脾，即伤肝肾。此其中气败坏，故有为呕恶痞满者，有为疼痛泄泻者，有为寒热往来，饮食不进者，时医不察，但此等证，非云气滞，即曰痰火，而肆用寒凉，妄加攻击，伤而又伤，必至延绵日困。迨其甚也，则多有大便下紫黑败血者，乃胃气大损，脾元脱竭，血无所统，故注泄直行，阳败于阴，故色为灰黑危极之候也。即速用回阳等剂，唯恐不及，而医者犹曰：今既见血，安可再用温药，必致暴沸。吁！吾未如之何也已。
张介宾曰：治血之药，凡为君为臣，或取诸专，或取诸兼，病有浅深，方有轻重，其间参合之妙，固由乎人，而功用之殊，当知其类，故兹条列于左。
血虚之治有主者宜熟地、当归、枸杞、鹿胶、炙甘草之属。
血虚之治有佐者宜山药、山茱萸、杜仲、枣仁、菟丝子、五味子之属。
血有虚而为热者宜凉补之，用生地、麦冬、沙参、牛膝、鸡子清、阿胶之属。
血有因于气虚者当补其气，用人参、黄芪、白术之属。
血有寒而滞者宜行之降之，用青皮、陈皮、枳壳、乌药、沉香、木香、香附、海石之属。
血有寒滞不化与火不归原者宜温之，用肉桂、附子、干姜、姜汁之属。
血有虚而兼寒者宜温之补之，用川芎、牛膝、熟地、当归、醇酒之属。
血有乱动不宁与狂吐不休者宜清之和之止之，用茜根、山楂、丹皮、丹参、童便、贝母、竹沥、竹茹、百合、茅根、侧柏、藕汁、荷叶蒂、柿霜、桑寄生、韭汁、莱菔汁、飞罗面、黑墨之属。
血有大热者宜寒之泻之，用黄连、黄芩、黄柏、知母、元参、天花粉、栀子、石膏、龙胆草、苦参、桑白皮、香薷、犀角、青黛、童便、槐花之属。
血有蓄而结者宜破之逐之，用桃仁、红花、苏木、元胡、三棱、蓬术、五灵脂、大黄、芒硝之属。
血有陷者宜举之，用升麻、柴胡、川芎、白芷之属。
血有燥者宜润之，用乳酪、酥油、蜂蜜、天门冬、柏子仁、苁蓉、当归、百合、胡桃肉之属。
血有滑者宜涩之止之，用棕灰、发灰、白及、人中白、蒲黄、松花、百草霜、百药煎、诃子、五味子、地榆、乌梅、文蛤、川续、断椿、白皮之属。
血有涩者宜利之，用牛膝、车前、茯苓、泽泻、木通、瞿麦、益母草、滑石之属。
血有病于风湿者，用荆芥、桂枝、葛根、秦艽、五加皮、羌活之属。
以上会卿所定诸品，乃治血之大略也，故摘而存之如上。
今之工医者务留心于时证，意非不善也。然而瘟疫之人，必由素禀之亏，兼以六欲七情浸淫日甚，则有猝中于一时者矣。故治瘟疫以攻病之标，不如治虚损以拔病之本。且时至今日，虽虽①[注：疑为“唯唯”，此指生活处于下文所谓“张皇而失据”、无以自主而奔波谋生的人。]之辈，大率强实者少，而虚损者多，气不化精，精不化血，阴阳之交惫，而百疾遂纷至而沓来。水火之俱亡，而一身且张皇而失据，岌岌乎殆哉！故吾之论证，首以虚损，而终以失血，盖窃取于《内经》标本兼治之义也。而中于伤寒一条剖析颇详，愿与当世诸君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