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校勘举例
《黄帝内经》早在唐代已无完本，今日所见，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王冰整理补充而成。王冰是《黄帝内经》的第一个整理者，他将“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缺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旨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而且“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由此可见王冰治学严谨。除此之外，我想王冰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竹简上的古字，全部改为当时的通用文字，这对《内经》的传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今日所见的王冰注本中，还有宋代两位医学家的校勘成果在里面，即高保衡、林亿二位的重校。其云：“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可见其功也不可没。古人的这种审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也是校勘古籍所应遵循的。我们这套选刊的全部整理工作也是这样，在保持原著完整统一的原则下，改一字，必有所本；删一字，必无损原著。在此基础上，把古本上的繁体字、通假字、异体字等，尽其可能变成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并用准确规范的现代标点，使得本套选刊，清晰明了，为初学提供一部易读、易学、易懂的善本。
一、变通假，使之易断文义
秦汉时期，竹简、帛书在文字的使用上，假借之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这一点可以从今日出土文物中得到见证。《说文通训定声》的作者朱骏声云：“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我们今日所见之古籍，大多经过历代学者的修正，其假借之字已非秦汉古貌之多，但依然有存之者，如不识之，必然令人费解，甚至歪曲文义。所以清代学者王念孙云：“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破其假借之字而读其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鞫为病矣。”
《内经》一书虽经唐代王冰的精心整理，后又经宋代学者的重修，以至元明清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但终因医道在古代被视为小道末技，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以至书中的文字问题远胜过《诗》、《书》、《礼》、《易》六经及其他精典作品，今日读者如不扫清文字障碍，要想读通读懂，实难如愿。
如《阴阳别论》云：“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句中“斜”字，当作“邪”，“邪、斜”同音，故可假借；句中“少”字，当作“小”，“少、小”古音相近，义也相近，故可假借。今改“斜”为“邪”，改“少”为“小”，则句义顺畅易晓。
《咳论》云：“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腹中论》云：“治以鸡矢醴。”句中“矢”字，当作“屎”，“矢、屎”古音同，故可假借。
《气府论》云：“侠背以下……侠鸠尾之外……侠齐广三寸……侠扶突各一……侠鸠尾外……侠齐下旁……。”句中“侠”字，均为“夹”的假借，句中“齐”字，也是“脐”之假借。凡此者书中经文、注文最多，故直改作本字，不出注。
《刺节正邪论》云：“其咳上气，穷诎胸痛者，取之奈何？”句中“穷诎”二字，当是“躬屈”二字之假借，“穷诎”，应作“躬屈”。“穷”，是“躬”的假借字；“诎”，是“屈”的假借字。此义自唐以降，无人识破，故诸家均不得真解。“穷”的繁体字作“穷”，《易·蒙》云：“夫有不躬”，《涣》云“涣其躬”，汉帛书本均作“穷”。《论语·乡党》云：“执圭，鞠躬如也。”郑玄引作“鞠穷”。《荀子·正名》云：“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俞樾《诸子平议》云：“穷当为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隐其身也。”《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云：“躬为匹夫而不顾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孔广森《补注》云：“躬，读为穷。”“诎”，音qū。《荀子·劝学》云：“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礼记·乐记》云：“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其中“诎”字均为“屈”。“诎、屈”，古互用不分，由此可知也。综上所述，可知“穷诎”应作“躬屈”。躬，人身也；屈，弯也。“躬屈胸痛”，即“身子向前弯曲而胸痛”。此“穷”字一明，其经义自畅，千古之暗，豁然开朗。
《刺腰痛篇》云：“腰痛侠脊而痛至头几几然，目䀮䀮欲僵仆，刺足太阳郄中出血。”句中“几几”，当是
"紧紧"，乃同音假借。《说文通训定声》云："《诗·狼跋》'赤舄几几'，《传》注云：'拘貌'，许书手部作'赤舄拏拏'，《己部》作'赤舄己己。'《集疏》云：'《三家诗》"几几"作"拏拏"，亦作"己己"。'……盖取金钩着履，坚固之貌。"笔者认为"拏拏"，当作"紧紧"，两字义通形近，作"紧紧"，其字易识，其义易明。"紧紧"，简体字作"紧紧"。本句中应当作"至头紧紧然"，今所云："头发紧、腰背发紧"者，即此义也。又按：句中"侠"，当作"夹"；"䟽䟽"，当作"慌慌"；"郄"，当作"隙"。
《逆调论》云："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痹论》云："荣者，水谷之精气也。"《调经论》云："荣血泣，卫气去，故曰虚。"《天年篇》云："血气已和，荣卫已通。"句中"荣"字，均为"营"之假借。"泣"，当是"涩"之假借。凡此者经文、注文甚多，均直改作"营"，不出注。
《阴阳应象大论》云："阳胜则身热……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能夏不能冬。"《五常政大论》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句中"能"字，均为"耐"之假借。《阴阳应象大论》云："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风论》帝云："愿闻其诊及病能。"此二句中之"能"字，又是"态"之借字。《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句中"能"字又为"胎"之借字。一个"能"字，在不同的文句中，其假借之字也不同，不明假借者，岂不难通其义？无怪乎朱骏声有"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之叹。
《缪刺论》云：“邪客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又云：“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举痛论》云：“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刺热篇》云：“心热病者……热甚则卒心痛。”《生机正脏论》云：“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气交变大论》云：“应常不应卒。”《征四失论》云：“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灵枢·五变篇》云：“卒风暴起……。”《九宫八风篇》云：“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百病始生篇》云：“卒然逢疾风暴雨……。”《本脏》云：“虽犯风雨卒寒大暑，犹有弗能害也。”以上列句中之“卒”，乃“猝”之假借。经文、注文中此例者甚多，均改之作“猝”，使之一目了然。现在有些学者及大医院中设有“卒中”救治或研究中心，并念作“zú”实乃误写误读，此正清代王引之所云：“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书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用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读之，则以文害辞。”“猝”字，古书上多以“卒”代之，今人不察，故沿习而用之，似是而非也。
古本《内经》中，最令现代读者难辨者，首推“藏”字，它即为收藏之“藏”，又作宝藏之“藏”，还作五脏之“藏”。由于《内经》原文语简词奥，以至初学难以识别。如《六节藏象论》中之“藏象”，应为“脏象”，“脏象”之“脏”为何不能写成“藏象”，明代医学家张介宾讲的很清楚：“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现于外，故曰脏象。”在如《五脏别论篇》有“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如改为“藏于胃，以养五脏气”，则初学一目了然。《平人气象论》中有“藏正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藏正”应为“脏正”，直接写为“脏正下于肾，肾藏骨髓气也”，就更为易懂。清代医学家姚绍虞，在其《素问经注节解》一书中云：“五脏既以胃气为本，是胃者五脏之正气也，故曰脏正。”《生机正脏论》有“故正藏之气独现，独现者，病胜藏也。”其中“藏”字均为“脏”。在诸家之注中“藏”字多次出现在一句话中，着实令初学费解。如高士宗《素问直解》云：“九藏者：肝肺心脾肾，藏魂神意志，故神藏五；大肠小肠胃与膀胱，藏水谷糟粕，故形藏四。合神藏形藏而为九藏。”这句话中出现八个“藏”字，初学很难理解，如改成“九脏者：肝、肺、心、脾、肾，藏魂、魄、神、意、志，故神脏五；大肠、小肠、胃与膀胱，藏水谷糟粕，故形脏四。合神脏形脏而为九脏。”一气读来，一则易晓，二则畅快。学者“难而却步之感”一扫全无。故将文中脏义之“藏”，均改为“脏”。
“里”，《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八纪，地有五里。”吴昆注云：“五里，五方之分理。”故改“里”为“理”。
“空”，有虚空之义，在本书中又有“控”、“孔”之用。《六元正纪大论》云：“阳光不治，空积沉阴。”“去石飞空，洪水乃从。”其中“空”，均为天空之义。《阴阳类论》云：“伏鼓不浮，上空志心。”王冰注云：“心气不足，故上控引于心而为病。”可见此“空”，应为
"控"。《水热穴论》云："所谓玄府者，汗空也。"句中"空"，应为"孔"，汗毛孔也。《刺疟篇》云："刺跗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虚实要论》云："入实者，右手开针空也；入虚者，左手闭针空也。"二句之"空"，应为"孔"，即针孔也。故凡见文中"空"属"控"、"孔"之义者，均改之。
"解堕"，此二字文中多次使用，《上古天真论》云："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痹论》云："脾痹者，四肢解堕。"句中"解堕"应为"懈惰"。《平人气象论》云："尺缓脉涩，谓之解你。""解你"二字应改为"懈你"。
"泣"，除作哭泣外，又作"涩"。《六书故》云："泣又与涩通"。明代焦竑作《焦氏笔乘·古字有通用假借用》云："《素问》：‘脉泣而血虚’，又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又云：‘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泣’读为‘涩’，泣、涩古通用。"故书中凡见泣为涩之义者，均改为涩。
"跗"，在本书某些《论》中，曾多次使用，但字义各有不同，综合诸家之解，"跗"通"附"，通"浮"，可以作"肤"，也可以作"腐"，还可以作"附"。但诸家之解又不一致。如《评热病论》云："有病肾风者，面跗庞然。"吴昆注云："跗，肿也。"高士宗注云："皮里肉外曰跗。"马莳注云："跗者，足面也。"张志聪注云："跗，足跗也。"对同一句话中的"跗"字，诸家释义有别，所以只能依诸家之解，而不能统而划一。
"高梁"，《通评虚实论》云："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句中"高梁"应为"膏粱"。凡类此者均改之。
“鬲”，通“隔”，又通“膈”。《风论篇》云：“食饮不下，鬲塞不通。”《气厥篇》云：“鬲肠不便，上为口糜。”上二句中之“鬲”字，均应为“隔”，故应改之为隔。《评热病论》云：“鬲中热。”《五脏生成篇》云：“病在鬲中。”《诊要经终论》云：“中鬲者，皆为伤中。”上三句中之“鬲”字，均应为“膈”，故应改之为膈。凡文中见属上二字者，均改之。
“副”，《三部九候论》云：“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疏五过论》云：“诊必副矣。”上二句中之“副”，均为“符”。《疏五过论》又云：“按循医事，为万民副。”王冰与杨上善均注：“副，助也。”不妥。唯清代学者于鬯以经解经，所解为确。其云：“‘副’，当读为‘福’，福、副则声通借。《史记·龟策传》褚先生曰：‘邦福重实’。裴解引徐广曰：‘福，音副’。是‘福’读为副也。此言‘为万民副’，实即‘为万民福’也。”但于鬯对《疏五过论》中“诊必副矣”之“副”，也作“福”解，则失之远矣。吴昆解此为“全”，也属不妥。此句中之“副”字，应作“符”，句意为：“这样，诊断的结果，就必然与病情相符。”
二、改古字，省去今人费解
“癃”，《风论》云：“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癃然浮肿。”其中“癃”字为古字，此字冷僻，今已不用。笔者考正，字中之“尨”，隋代《龙藏寺碑》作“龙”字，而“尨”字与“庞”同，是高大之义。柳宗元《三戒·黔之驴》云：“虎见之，尨然大物也。”尨字又与“癃”通。《尔雅·释诂上》云：“癃，引伸为凡大之”“称。”而“疙”字也与“庞”通。元代李直夫《虎头牌》第二折云：“则我那银盆也似疙儿腻粉钿。”句中“疙”作“庞”，即脸庞，作脸盘解。“疙”又作“庞”，《正字通·广部》云：“庞，俗疙字。”《玉篇·广部》云：“庞，丰也，有也，厚也。”《国语·周语上》云：“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韦昭注云：“庞，大也。”《楚辞·九章·昔往日》云：“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洪兴祖补注云：“庞，厚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云：“湛恩庞洪，易丰也。”颜师古注云：“庞、洪，皆大也。”由此可见“疙、疙、庞，三字均可用作“庞”。以此推之，“疙”字也可以写成“疙”字，古无此写法，但有“痛”字，而此字作“聋”解，《字汇·广部》云：“痛，俗聋字。”《集韵·用部》云：“痛，癫痛，病也。”可见疙字与大、厚之义无涉。综上所述，可知“疙”字是古人类推之字，笔者认为今天可以直接写成“庞”，以“庞”代“疙”，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阕”，为古字，今已不用。《五常政大论》云：“其病癃阕，邪伤肾也。”王冰注云：“癃，小便不通；阕，大便干涩不利也。”吴注云：“小便不通为癃，大便不通为闭。”《说文》云：“阕，闭门也。《春秋传》曰：‘阕门而与之言。’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二引《韵英》云：‘阕，闭也’。”可见“阕”，可写作闭。又按：“阕”又通“秘”，《说文解字注》云：“阕，又假为‘秘’字。”今日大便干燥不下，均称之为“便秘”，将“阕”写成“秘”，也无不可，但因近古为是，故应写成“闭”。
“闭”。
“痛”，《五常政大论》云：“皮痛肉苛，筋脉不利。”高士宗注云：“痛，音群，痹也。”吴昆注云：“皮着而敛谓之痛。”《集韵》云：“痛，或作瘳。”《龙龛手鉴》云：“癣，同痛。”以此可知，“痛、瘳，癣”三字通用。为今日读者易识，均写作“癣”。
“帢”，《诊要经终论》云：“刺胸腹者，必以布帢着之，乃从单布上刺。”王冰本“帢”作“帩”。马莳注云：“帩，当作帢，布巾也。”《玉篇·巾部》云：“帢，帢胫，行滕也。”《广韵》云：“帢，行滕，帢胫布也。”《集韵》云：“帢，行滕谓之帩，或从纟。”于鬯认为：“帩，当读为缴。《广雅·释诂》云：‘缴，缠也。’《汉书·司马相如传》颜注云：‘缴绕，犹缠绕也。’然而‘缴着之’者，谓以布缠着于胸腹也，作‘帩’者，借字。林校正引别本作‘帢’，又作‘撤’，俱借字也。”可见文中“帢”字，当作“缴”。
“髣髴”，《八正神明论》云：“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髣髴，”句中“髣髴”即今之“仿佛”。
“縠”，《生气通天论》曰：“大筋縠短，小筋弛长，縠短为拘，弛长为痿。”其中“縠”字为古字，今已不用。《玉篇·纟部》云：“縠，缩也。”故改“縠”为“缩”。但《素问直解》士宗解为：“縠，鞕同。”《玉篇》云：“鞕，柔也，俗软。”可见士宗把縠解为软，今存之。
“胻”，《五脏生成篇》：“多食酸，则胝胻而唇揭。”
句中“脍”字应为“皱”。
“瞚”，《八正神明论》云：“至其当发，间不容瞚。”吴昆注：“瞚，瞬也。”《庄子·庚桑楚》云：“终日视而目不瞚。”唐代陆德明《释文》云：“瞚字又作瞬，同动也。”
“虙”，《气厥论》云：“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虙瘕、为沉。”句中“虙”字今作“伏”。
“黔”，古“阴”字，后作“阴”，今作“阴”。《五常政大论》云：“沉黔淫雨。”《玉篇》云：“黔，古文‘阴’字。”故文中凡见“黔、阴”者，皆改为“阴”。
“繇”，《气交变大论》云：“筋骨繇复。”王冰注云：“繇，摇也。”故改繇为“摇”。
“稸”，《五常政大论》云：“水饮内稸，中满不食。”句中“稸”作“蓄”，积聚之义。
“瘖”，《至正要大论》云：“暴瘖心痛，郁冒不知人。”句中“瘖”，今改为“喑”。
“䀠”，音huāng。此字在书中多次重复使用。《气交变大论》云：“岁水不及，湿乃大行……民病……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𥆧瘛，目视䀠䀠。”“䀠”是古字，右边“𠔥”即今之“荒”字。《说文解字注》云：“𠔥，水广也。引申为凡广大之称。《周颂》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传》曰：‘荒，大也。’凡此等皆假荒为𠔥也。荒，芜也。荒行而𠔥废矣。从巛，亡声，呼光切。《易》曰：‘包𠔥用冯河。’《泰·九二》爻辞，今易作‘荒’。”又，《隶释·孝廉柳敏碑》云：“四祀烝尝，不废䀠兮。”洪适注：“䀠，即荒字。”可见古时二字通用，后“荒”行而“宺”废矣。荒加“忄”，是心慌。心慌者，失去镇定，不知所措，故有“慌不择路”之说。荒加“目”，是目不明，视不清，故云：“目睆睆无所见。”《集韵·唐韵》云：“睆，或作慌。”宋代诗人陆游《雪夕》诗云：“目视睆睆左耳聋，吾衰略与昔人同。”有此考证，“睆”字可以写作“慌”。二字比较，“慌”字音义易明，而“睆”字费解，故凡文中所用“睆”字者，均改为“慌”。其实高士宗《直解》在《脏气法时论》中，已将“睆睆”写成“慌慌”，不知为何，后边所用，又都写成了“睆睆”，或因不曾全改所至。总之，有以上考证，足可为士宗张本。
“𦙁”音di，九针之一，曰𦙁针，𦙁字是古字，因九针之名，故医家沿用。“𦙁”，《集韵》云：“镝，通作𦙁。”《汉书·项籍传》云：“销锋𦙁。”颜师古注曰：“𦙁与镝同，即箭镞也。”日本学者丹波元简云：“𦙁，音时，又音低，镝也，箭镞也。”可见𦙁可以写作镝，因镝字音义易查易明，而𦙁字今已不用，故本书改作镝针。
书中古字甚多，在此略举数例。
三、用本字，令人一目了然
“傈”字在经文中常见，如“冻傈、寒傈、振傈、战傈、数傈等等，而今所用，将“傈”字改为“栗”，去掉“亻”，简便了许多，但对初学却是费解。如“冻栗”一词，若离开语言环境，很多人会理解成“冻了的栗子”。如加上“亻”，成“冻傈”，则读者一目了然。但用作“栗”，也非今人之强为。《论语》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庄子·人 间世》云：“吾甚僄之。”《诗经·秦风·黄鸟》云：“临其穴，惴惴其僄。”可见“栗、僄”，古之通用。但后世之用法，言恐惧、战抖时多用“僄”，而“栗”则多用于“栗树、栗子、板栗”之类。这种分工有力于文意的判断。如同“藏”字，经文中也作“脏”用，为了区分，古人在藏之左边加上一个“月”，成为“脏”，这样令人一目了然，知其所指为脏。如果省略“月”旁，则会造成文字上的混乱，不利于学习。再如“然”字，古代即作燃烧之燃，又作“忽然、了然、然也”之然。其实古然字的本义，就是燃烧之燃。《说文》云：“然，烧也，从火。”然字下面四点，就是火义。后世为了区分，又在然字左边加上了一个“火”字。徐铉注云：“然，今俗别作‘燃’。”由于约定俗成，今之“然、燃”二字，各守本分，独当一面，如果混之，今人读来，也觉不便。“栗”和“僄”也是这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给它们以明确的分工，所以本书中，凡属恐惧、战抖之义者，均用“僄”；凡属栗树、栗子者，均用“栗”。
“踡”，今简体以“蜷”代“踡”，而“踡”字本义为：曲足为踡。《举痛论》云：“脉寒则缩踡。”缩为缩头，踡为踡足。可见今日所用之“蜷”，反不如本字义明，故仍用本字。
四、求正解，以别字义不同
“征”与“征”：“征”字，今日之简体可以写作“征”。但“征”字古来有三种读音：一是zhēng，二是chéng，三是zhǐ。因而在使用中须有区别，所以不能统而归一，均写作“征”。读作zhēng时，有征召、求取、证验、征兆、证明、征聘、追究等义，均可写作“征”。读作chéng时，应写为“惩”，此假借之字，故高士宗云：“征，同惩。”是惩戒之义。读zhǐ时，它只有一种用法，其字义仅代表五音之一，五音是宫、商、角、征、羽，所以在用于五音时，它的读音和字形是不能改变的。即：决不能写成“征”，读成zhēng。多年来由于受文字简化的影响，许多书中均由此而缺乏严谨审慎的考辨，而写为“征”。由于五音是古人之学，今人多不知其用，便见字而变，以至失察。“征”字古无读zhǐ者，也无此音义，所以“征”字用于五音之zhǐ时，则不可以“征”代“征”也。
“酸”与“酸”，二字均读suān，古今文中皆有混用者，殊不知此二字音同而义别。如胃酸，言胃之上返酸水，此处用“酸”，是十分准确的，因为胃酸是一种单一的酸感。如腰酸腿痛，如果写成腰酸腿痛，所用之“酸”字就不准确。这里的“酸”并非是单一的“酸”，而是一种以酸为主，又兼及重、胀、痛的综合反应，是一种病态或疲劳过度引发的“酸”。《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在味为酸……酸伤筋，辛胜酸。”《脏气法时论》云：“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上二论之“酸”，就不能写成“酸”。《长刺节论》云：“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至正要大论》云：“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髀、腨、胻、足病，瞀热以酸。”此二论中之“酸”就应该写成“酸”，故高士宗注云：“酸，作酸”。可见“酸”与“酸”，二者必分而用之，词义方可表达准确。
“腨”与“胫”，“腨”音héng，与“𦙁”，音义皆同，凡书中所用之“𦙁”，均改为“腨”。有解“腨”与“胫”同者。《史记·龟策列传》云：“圣人剖其心，壮士斩其腨。”裴骃《集解》云：“腨，脚胫也。”《广雅·释亲》云：“腨，胫也。”可见古有将“腨”作胫者。《说文》云：“腨，胫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端，犹头也。胫近膝者曰腨，如股之外曰髀也。言胫则统腨，言腨不统胫。”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云：“胫端者，谓股下胫上也。”王念孙《广雅疏证》云：“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可见膝下胫上谓之腨，腨与胫是有区别的。《骨孔论》云：“腨骨孔在辅骨之上端。”高士宗注云：“辅骨，小腿大骨之旁骨也。上端，近膝处也。”此解甚明。按：虽腨、胫有别，但古今有通用者，《内经》之中也不乏此例。《脉要精微论》云：“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软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腨肿，若水状也。”其中“足腨肿”，张志聪注云：“当病足胫肿。”可见腨、胫之用，又须从具体的语言环境而辨之。
“治”与“治”，二者形近而音义皆别。“治”字用于医书中有诊疗、调养、安定、修身等多义，其义虽众，而无甚争议。唯“治”字用于医书，其义须明。
《缪刺论》云：“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剃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其中“燔治”二字，自王冰本之后，均作“燔治”，唐以降诸本皆然。殊不知其中“治”字，应作"治"。何以知之？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对此有专论，其《治字的一种古义》小论，精辟准确的论述了它的医用之义，并指出《内经》中"燔治"一词也是"燔治"的误写。让我们看一看古人是如何解释"剃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王冰云："左角之发，是五络血之余，故剃之燔治，饮之以美酒也。"显然，王冰并没有细说此法，以后吴昆、张志聪、高士宗，均无细解。唯马莳注云："又剃其左角之发，内与五络相通者，方一寸许，燔而治之以为末，用美酒一杯送之。"马莳之解可谓详明，但今人读之，其"治"字之义依然模糊。李学勤先生在整理汉代出土的木简及帛书时，对医书医方中"冶合、燔而治"等用语作了考察，在否定了"冶"字是"治"字的误写后，终于在《医心方》一书中找到答案。《医心方》是一部日本的医方书，系日本圆融天皇天元五年（相当中国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丹波康赖所撰。在该书卷十四、二十二中发现有关"冶"字的注释，训为"捣、春"之义，及"碎"之义。因此确定古医书中的"冶"字，为"捣碎"之义。让我们再听一听医学家、考古学家马继兴先生的说法。"古医书中，对于绝大多数药物的粉碎方法，均将其研成干燥的末，称之为‘冶’。如果是研成细末，则称为‘冶精’。按：‘冶’字在汉代《治百病方》中仍沿用之，但到了东汉张仲景医书中则改用‘末’字。"又说："‘冶’字在古医书中，义为研末。"有此二位专家的立论，再把这个古义拿来重新解释"燔冶，饮以美酒一杯"，其义就非常顺畅明通。即：将头发烧后捣碎研成细末，用美酒一杯送下，从而也证实了《内经》中“燔治”一词应作“燔治”。此乃唐以前古人传抄之误，或因王冰失察所至，也未可知。有人问：隋朝杨上善《太素》一书也作“燔治”，此又何讲？笔者曰：《太素》一书国内原无古本，今日所见，是光绪年中叶，学者杨惺吾先生从日本获唐写卷子本影抄以归，仅二十三卷。后桐庐袁忠节未加详校，即以付刊，伪谬滋多；后有萧延平者，精于医道，聚群籍而重校之，殚精二十年而成，其用心不谓不深，其考辨不谓不详，其治学不谓不严，然其书均以传本《内经·素问、灵枢》、《甲乙经》等书为据而校，其对者皆对，其误处又何能免乎？其结果自然可知。况杨上善之人，是隋、是唐，如今尚存争议，以此发问，何足为据？不仅《太素》如此，即便比《太素》早几百年的《甲乙经》，也因其传抄之误，而将“燔治”写作“燔治”，此又何足为怪哉？
一个“治”字的考证，其中蕴藏着古文字学以及医书医方的流传、版本年代、使用特点等多种丰富的知识信息，因本文不宜旁涉其它，读者细品慢嚼，自能有许多心悟，其受益岂浅鲜哉！
五、明引文，有利学者研究
在注文中，作者常引经文云云之类，但所引之经文，又非是一段完整的经文，而是将有关的文字引出，其中有许多的省略。如《五脏生成篇》中，高士宗引经文解“腹满瞋胀，支膈胠胁”时。引《灵枢·经脉》论云：“脾足太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本段经文，从“脾足太阴之脉”下，就有一大段话被省略。全段经文是：“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趾内侧白肉际，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夹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又如其下注解“心烦头痛，病在膈中”时，引《经脉》论云：“心手少阴之脉，下膈，络小肠。”原经文是：“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再如《风论》中，高士宗注解“肝风”时，引《经脉》论云：“肝是动病，甚则嗌干。”原经文是：“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癀疝，妇人小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医家为了直截了当说明问题，在引用经文上，只将有关文字直述，而非全文录用。所以为了区分经文与注文，我们将经文所云全部用引号括起来，以利读者的识别，从而有助于学习研究。
我们前面讲了：“删一字，必无损原著。”整理古籍，不能随意删改字句，否则就会破坏原著的完整统一，这是校勘古籍之大忌。但把古籍繁体字变成今天的简体时，特别是在我们这套选刊中，由于注文的存在，在繁变简时就有了问题。比如《上古天真论》云：“遒问于天师曰。”吴昆注云：“遒，乃同。”“遒”字在变成简体时，已变成了“乃”，如果保留后边的注，就成了“乃，乃同”，显然，这句注是多余的。要么留繁体的“遒”，从而存注；要么改繁体的“遒”，而删去注。两者哪一个有利于读者，而又无损于原著呢？当然是后者。不然，书中繁简混杂，不伦不类，读来反觉不快，所以我们将凡属此类之注者删去。但由于诸多原因，有时又不得不用繁体字。这是因为有些字我们今天的简体字中没有，必须去繁体字中去查寻，所以为了方便读者，只好依用原字，以便查阅。
以上诸条是我们校勘这套选刊时做的一些工作，校勘时我们参考了多种古籍版本，及现代学者们的注释本，尽管如此，面对这样一个文化知识的宝库，时常令我们住笔深思，它的博大精深，使我们肃然起敬；它的词简义奥，也使我们深感学识的不足。为此，我们虽然十分尽力，恐不足之处尚存，诚望海内外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以利我们把校勘工作做的更好，从而奉献给广大读者更多更好的古籍精品，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再创辉煌，贡献微薄之力。
己卯年索隐斋主人悟真子孙国中识
搏、抟辨析
从字义上讲，“搏”字有搏斗、交争之义，而“抟”字有合聚凝结之义。“搏”字是向外施展，同对方抗争，使之屈服；“抟”字向内合聚，使之凝结，形成整体。二者字义相反，决无相通之义，而《内经》中却有以“搏”代“抟”者，如《灵枢·本神篇》：“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决气篇》云：“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其中“搏”字就是“抟”字之义。
两精者，即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先天之精，父母之精也；后天之精，水谷精微之精也。必是此两精之合聚凝结，而后可以生育人身。如此析之，此处宜用“抟”字，而不应是“搏”字，何以《内经》中反其道而用之？殊不知，“搏”与“抟”，字形相近，实乃古人传抄之误。自明代马莳给《灵枢》作注以来，诸家均不知此误，妄解“搏”义，以讹传讹，今正而改之。
[按：本文中用繁体之“抟”，不用简体之“抟”者，易于辨析耳。]
壬午年孙国中谨记
匮字辨析
“匮”字，古有二义：一曰竭乏，读作kui，即匮乏之义。《诗·大雅·既醉》云：“孝子不匮，永赐尔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上有积财，则民臣必匮乏于下。”二曰匮同柜，读gui，藏物之柜也。《书·金縢》云：“公归，纳册于金縢之匮中。”《庄子·胠箧》云：“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
“金匮”，当作“金柜”，在上古是简称，全称为“金縢之柜”。古人云：“縢，缄也。縢、缄皆绳，以绳束约为縢为缄”。又曰：“縢，约也，缠也，以绳缠约谓之縢。”金縢之柜，即用金属叶片缠绕封闭的柜子。
《尚书·金縢》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注云：“为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欲人开之。遂以所藏为篇名。”唐孔颖达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策书告神，请代武王死，事毕纳书于金縢之匮，遂作《金縢》。”又云：“《诗》述帐弓之事云：‘竹闭绲縢’，毛《传》云：‘绲，绳；縢，约也。’此《传》言缄之以金，则训縢为缄，王、郑皆云：‘縢，束也。’又，郑《礼记·丧服大记》注云：‘齐人谓棺束为缄’，《家语》称‘周庙之内有金人，三缄其口’，则縢是束缚之义。藏之于匮，缄之以金，若今钉鍱之不欲人开也。郑云：‘凡藏秘书，藏之于匮，必以金缄其表，是秘密之书皆藏于匮，非周公始造此匮，独藏此书也。’”
“匮”，在《内经》一书中，有作“匮乏”之义者：《天元纪大论》云："令有条理，简而不匮。"有作“金”"柜"之义者：《气穴论》云："请之金匮，不敢复出"；《岁露论》云："请藏之金匮，命曰三宝"；《阴阳二十五人》云："余愿得而明之，金柜藏之。"
明代马莳云："金匮者，藏书之器也。《尚书·金縢篇》蔡注释为'金縢之匮'，《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有'金柜藏之'，其'柜'从木义，盖同此。"清初高士宗注解《金匮真言论》篇名时云："'金匮'，藏书之器也；'真言'，至真不易之言也。天之阴阳四时，合人之阴阳脏腑，人之五脏五行，合天地之五方、五色、五谷、五味、五音、五畜、五臭，各有收受，三才合一，至真不易。然此真言者，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藏之心意，不可轻泄，犹以此言藏之金匮者然，故曰金匮真言论也。"今人郭霭春先生云："古人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至真不易'之言，必须将它藏之于金匮之中，故称《金匮真言论》。"（国按："真"乃"正"之避讳字，应作"正"，诸家对此不留意，故沿用，今应改之。）
综上所述，"金匮"之义岂不简明？将"金匮"写成"金柜"，今人读来，何须费解？又按：《金匮要略》一书，简称为《金匮》者，以藏书之器名篇也，不过示其价值珍贵，求之难得，令人珍惜而已，今用简体字表示，就必须写成《金柜要略》，《金匮肾气丸》也应写成《金柜肾气丸》，才是本字本义。
"匮"和"柜"，在简体文中，已各有分工，不可假借，不可混用，一字一义是简体字的明显特征，即改用简体字，就要遵守今日简体字之使用规律，与时俱进，岂可将古人之用，用于今人之用乎？故应改"匮"为"柜"。
卒、猝辨析
“卒”，《说文》云：“卒，隶人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说文解字义证》云：“当云‘隶人给事者为卒’，后人加‘衣’字。”古字中有“卒”字，即“卒”的异体。《玉篇·衣部》云：“卒，今作卒，隶人给事也。”《正字通·衣部》云：“卒，《说文》‘卒，衣有题识’，故从衣从十。”《说文通训定声》云：“卒，本训当为衣名，因即命着此衣之人为卒也。古以染衣题识，若‘救火衣’及‘亭长着绛衣’之类，亦谓之褚，今役民壮，以绛缘衣，当胸与背有题字，其遗制也。”以上是“卒”字之原始本义。
《左传·隐公元年》云：“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杜预注云“步曰卒。”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卒，步兵也。”孔颖达云：“从车者为卒，在车者为乘。”《战国策·秦策二》云：“三鼓之而卒不上。”高诱注云：“卒，士也。”卒作为士兵之义，是其第一引伸义，后成为卒字之本义。又引伸为竟也、死也、已也、末也、后也、终也、尽也”等义。
“猝”，《说文》云：“猝，犬从草暴出逐人也。”《玉篇·犬部》云：“猝，言仓猝暴疾也。”又云：“猝，突也。”猝不象卒字，有那么多的引伸义，仅此猝暴而发之义，后凡突然发生的情况，均以“猝”字为义。
中医病症中，有“卒中、卒心痛、卒中风、卒耳聋、卒脑风症、卒喉痹、卒喑、卒癫、卒喘”等等。其中“卒”字，读音均作cù，均应写成本字“猝”，何以见之？卒、猝二字上古同韵，故可假借。《墨子·号令》云：“敌人卒而至”；《杂守》云：“卒不可远。”孙诒让注云：“卒，猝同。”《战国策·齐策三》云：“决疑应卒”；《秦策三》云：“秦卒有他事而从齐”；《魏策四》云：“卒然见赵王”；《齐策四》云：“王之问臣也卒。”鲍彪注均云：“卒，与猝同。”《史记·酷吏传》云：“野彘卒入厕”，注云：“卒，猝同。”《汉书·成帝纪》云：“兴卒暴之作”；《食货志上》云：“卒然边境有急”；《赵充国传》云：“四夷卒有动摇”，“卒有不虞之变。”颜师古注云：“卒，读曰猝。”清代学者戴震认为，卒与猝古通用；段玉裁认为：“卒、猝古今字”，又云：“古多假‘卒’字为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卒，假借为猝。”
综上所述，在古文中如能区分“卒、猝”二字而用之，则文义易解。
明清以前的古籍中，多以“卒”代“猝”者为多，明清以后则用“猝”字者渐多，这反应了学者们在用字上的准确性，同时则避免了后世学者误识误解。仅以明代医学大家张介宾的《类经》举例。该书十九卷针刺类二中云：“岐伯曰：‘馋针者，取法于巾针，去末寸半卒锐之，长一寸六分，主热在头身也。’注云：‘馋，锐也。‘卒，尾也。此针身大，其近末约寸半许而渐锐之，共长一寸六分，主泻去阳气，故治热在头身。’’首先张氏此段引文中“去末寸半”，《甲乙经》作“去末半寸”，仔细品味经文，当以《甲乙经》为是，张介宾此处不仅引文有误，而且其注文更有大误之处。注中云：“卒，尾也。”实乃望文生义，缺乏潜心揣摩。“卒”，确有“尾、末”之义，《孟子·万章下》云：“于卒也。”朱熹注云：“卒，末也。”末者，岂不是尾乎？而在《内经》此段文字中，“其近末约半寸卒锐之”一句中，“其近末”，已说明其近尾了，何以后边之“卒”又成尾呢？后之“卒”，实当是突然之义，如果经文不用“卒”，而用“猝”，想来必不会误会错解。细思：张介宾一代名医，又是理论大家，尚且如此，后之学者又会如何？即便是今日的医学大教授们也常说成“脑卒（zù）中”，可见其误识误读，今日犹然，其关键岂不是在一字之用乎？！医界学者中，有些不知“卒、猝”实为假借，长期以来许多著作中、论文中，继续使用“卒”，而不用“猝”，以“卒”代“猝”，造成了文字上的混乱，使得一些文字学者也随波逐流，以至不是而是了，又似乎成了“约定俗成”，实乃缺乏科学之态度，学不精、识不定，故如此尔。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定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关“卒”字条中，有“卒cù同猝”一条，这样的解释是非常科学准确的，而在新近出版词典中，有的学者，就为“卒”的突然暴发之义立了专门的词条，给卒一个合法的身份。试问如果让“卒”的突然暴发之义合法化，那么“猝”字之义又将如何？根据简体字的发展方向，有了“卒”，何必还要“猝”？简体字的特点之一就是词的准确易识，如果把“脑卒中”一词，给一百个中学生读，恐怕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读成“脑卒（zù）中”，如果把“脑猝中”给一百个中学生读，就会有一百个人读成“脑猝中”，并能准确的说明词义。用“卒”用“猝”，其利其弊，岂不一目了然？又按：“中”，读作zhòng，即击中之“中”，不能读作zhōng，不是中流、中间、中气之“中”。
乙酉年中秋孙国中识。
《内经》避讳字初探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一书中指出：“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王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又说：“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
《内经》一书即有战国之文章，又有秦汉之文字，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由于各种原因，使得该书有损有增，最后由唐代大医学家王冰重新审定纂编，乃成今日之传本，又经宋、元、明、清诸代，当避讳者又复不少，故其中未改或改之未尽的避讳字甚多，今就其知之者，合而论之。
一、“玄”字之避讳
清朝避“玄”字，这是因为康熙皇帝名玄烨，所以自康熙始至清代末年，天下书报文字均避“玄”。《内经》一书，凡清代刻本，均避“玄”字，常见有缺笔之“玄”，或将“玄”改成“元”字，此皆为避讳之法。明代刻本的《内经》也有避“玄”者，如顾从德翻刻宋本之《内经》，这是因为宋代始祖名玄朗，故讳“玄”，顾氏翻刻时，以样照旧而刻，故其中避讳字全部保留。今人若不察此，常误认为顾氏本为清代翻刻。
二、“胡、虏、夷、狄”字之避讳
清初避“胡、虏、夷、狄”四字，雍正皇帝有圣谕，云：“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其从前书籍，若一概责令填补更换，恐卷帙繁多，或有遗漏，着一并晓谕，有情愿填补更换者，听其自为之。”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也有圣谕，云：“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阅《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礼，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暗达，更何所用其避讳耶？因命取原本阅之，则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书刻于康熙年间，其谬误本无庸追究。今办理《四库全书》，应抄之本，理应斟酌妥善，再誊录等。草野无知，照本抄誊，不足深责，而空格则系分校所填，既知填从原文，何不将其
原改者悉为更正？所有此二书之分校、复校，及总裁官，俱着交部分别议处。除此二书改正外，他书有似此者，并着一体查明改正。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序》中，张志聪云：‘讵敢追康节、希彝通《易》之秘。’其中‘希彝’应作‘希夷’，希夷乃宋代道家代表人物陈抟之号，也称陈希夷。张志聪此书成于康熙九年，知此，故陈垣先生云：‘可以鉴定清初版本。’
三、“世”字之避讳
唐代太宗皇帝李世民，避讳‘世民’二字，陈垣先生云：‘“世”改为“代”，或为“系”，从“世”之字，改从“云”，或改从“曳”。“民”改为人，或为“甿”，从“民”之字，改从“氏”。’《素问·脉要精微论》云：‘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张介宾《类经》注云：‘泄，泄同。’张氏不知此‘泄’字，是避讳所成，故注‘泄同’。唐王冰原本，凡‘泄’字均改为‘泄’。宋代高保衡、林亿、孙奇在重新整理《内经》时，已做了回改工作，今日所见，实高、林、孙三人，回改未尽之文，理应改之。
四、“顺”字之避讳
避‘顺’字者，乃南北朝梁武帝之父，其名曰顺之，故避‘顺’字。陈垣先生云：‘《南齐书》为梁武父顺之讳，凡“顺”字皆改为“从”，遇顺之名则空之。’又云：‘《南齐书·王俭传》“天应民顺。”“民顺”宋本作“民从”，盖避梁武帝父顺之讳。’又云：‘《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孝子顺孙”，梁武帝父名顺之，’故子显修史，多易‘顺’为‘从’，如《天文志》‘五星从伏’，‘太白从行’，‘荧惑从行’，‘岁星太白俱从行’，‘辰星从行’之类。宋‘顺帝’亦作‘从帝’，今汲古阁本，惟《祥瑞志》、《豫章王嶷、王琨传》各两见，《刘休传》一见，余篇多作顺帝，盖后人所改，监本于此数处，亦改为顺字矣。《百官志》汉顺帝，宋本亦作从。《州郡志》从阳郡、从阳县，汲古阁本改为顺阳，唯监本尚是‘从’字，而《张敬儿、陈显达传》中，仍为顺阳，《陈显达传》‘南乡县故顺阳郡治也’，宋本作‘从阳’，今《武帝纪》及《明帝纪》俱有‘顺孙’字，元本必作‘从孙’，后来校书者以意改易耳。
综上所述，易“顺”为“从”，是南北朝梁武帝时代文字使用中一个明显的特点，而我们今日所见之《内经》，其中易“顺”为“从”者，比比皆是，开卷可得，以《素问》为例：
第一篇：“逆从阴阳，分别四时。”
第二篇：“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从之则治，逆之则乱。”
第三篇：“骨髓坚固，气血皆从。”“营气不从，逆于肉理。”
第四篇：“一逆一从，阴阳表里。”
第五篇：“此阴阳反作，病之从逆也。”“分部逆从，各有条理。”
第七篇：“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
第十三篇：“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不知日月，不审逆从。”“逆从倒行，标本不得。”“数问其情，”
以从其意。
第十五篇：“上为逆，下为从。”“孤为逆，虚为从。”“行所胜曰从，从则活。”
第十六篇：“刺避五脏者，知逆从也。”
第十八篇：“脉从阴阳，病易已。”“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脏形。”
第十九篇：“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脉从四时，谓之可治。”
第二十篇：“七诊虽现，九候皆从者，不死。”“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上实下虚，切而从之。”
第二十二篇：“何如而从？何如而逆？”
第二十七篇：“夺人正气，以从为逆。”
第二十八篇：“滑则从，涩则逆也。”“秋冬为逆，春夏为从。”
第二十九篇：“更虚更实，更逆更从。”
第三十一篇：“视其虚实，调其逆从。”
第三十四篇：“阳明逆，不得从其道。”
第四十篇：“居脐上为逆，居脐下为从。”
第四十三篇：“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
第四十八篇：“其从者喑，三岁起。”
第五十二篇：“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第六十四篇：“四时刺逆从论。”“大逆之病，不可从也。”“以从为逆，正气内乱。”
第六十五篇：“病有标本，刺有逆从。”“逆从得施，标本相移。”“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治反其逆，治得为从。”
第六十七篇：“从其气则和，逆其气则病。”“各从其气化也。”
第六十九篇：“各从其动而复之耳。”
第七十篇：“故曰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血气以从，复其不足。”
第七十一篇：“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逆天气……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从逆奈何。”“愿夫子推而次之，从其类序。”
第七十四篇：“其逆从何如？”，“主胜逆，客胜从”，“同者逆之，异者从之”，“气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从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脉从而病反者……脉至而从”，“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何谓逆从？从者反治”，“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
第七十八篇：“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也。”
第八十篇：“何者为逆，何者为从？”，“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不察逆从，是为妄行。”
由此可知，今日所见之《内经》版本是王冰所重编，而王冰所使用的底本，则是南北朝梁武帝时代之刻本。因为唐代王冰以至宋代林亿等人均未回改其中的避讳字，故今本存之。又按：“运气七篇”，后人多疑是王冰将《阴阳大论》一书加入《内经》，今观其避讳字，当知此“七篇大论”之文，也是梁武帝时代之再刻本。
五、“喜”字之避讳
东魏孝静帝名“元善”，为避其偏讳，故改“善”为“喜”，《灵枢·百病始生篇》云：“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五邪篇》云：“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癫狂篇》云：“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素问·至正要大论》云：“岁阳明在泉……民病喜呕……。”《五常政大论》云：“太阳司天……喜悲数欠……。”以上诸“喜”字，均应作“善”，故改之。
六、“正”字之避讳
《史讳举例》云：“或谓秦始皇名政，兼避‘正’字，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称正月为端月，此避嫌名之始也。不知‘政’与‘正’本通，始皇以正月生，故名政。《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避正非避嫌名也。”又云：“《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谓之端’”《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
《内经》一书有战国之文章，有秦汉之文字，而秦始皇焚书，唯医卜种植之书不焚，留而传之，当也有避讳，如《内经·素问》：
第五篇：“伦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
第十九篇：“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
第五十五篇：“治腐肿者，刺腐上，视痈小大，深浅刺。刺大者多血，小者深之，必端纳针，为故止。”
第七十篇：“其气端，其性随……。”
以上数条，其中“端”字改为‘正’字，则文义易解，笔者认为，当属古人回改未尽之文。
又，《玉机真脏论》云：“真脏脉现，乃予之期日。”
唐代杨上善注云：“古本有作‘正脏’，当是秦始皇名‘正’，故改为‘真’耳，‘真、正’义同也。”此说甚是。《周礼·天官》云：“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东汉经学家郑玄注云：“‘脏之动’，谓脉至与不至，正脏五，又有胃、膀胱、大肠、小肠。”其中“脏之动，谓脉至与不至”一句，正言“正脏脉”也，故云：“正脏五”。由此可见，先秦不称“真脏”，而称“正脏”也，因避始皇之名，改“正”为“真”。元代医家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集脉说》云：“两手各三部，分为寸关尺。左三部，正脏心肝肾，小肠胆与膀胱为腑；右三部，正脏肺脾命，大肠胃与三瞧为腑”，是其证也。再如《至真要大论》，“至真”也应为“至正”。《庄子·骈拇篇》云：“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可见先秦称“至正”，而不称“至真”也。其它《金匮真言论》、《离合真邪论》等，均宜改“真”为“正”。总之，凡书中因避秦始皇名讳者，均应改之。
或曰：书中凡云“真气”者，是否全改作“正气”？曰：必区分而改之。何也？“真人、真气、全真、保真”者，均为古代道家专用术语，《黄帝内经》自古称之为道家专著，因此而收入《道藏》，故凡属道家专称者，不能改之，如《上古天真论》一文中之“真气”者是也。但《黄帝内经》终究是一部医书，其中先秦古籍居多，如《离合真邪论》一文中之“真邪、真气”者，此因避讳而成，均宜回改成本字。“真邪、真气”回改成本字“正邪、正气”，一扫玄妙神秘，令人一目了然，不但利于国人之学习，译成他国之文字，也省去了许多费解，岂不善哉？
或曰：“真气”与“正气”，是否为同一之物？曰：“真气”者，乃道家修炼所得。道人李涵虚《道窍诀》云：“元气者，童子得之于天，所谓成形之气，随年加长者也。若夫真气则不然，先天元始之祖，自虚无内生来，要得真师口诀，先设乾坤鼎器，调和真龙真虎，打合真阴真阳，半个时辰，结为铅母，铅中产阳，乃为真气。故天以元气生人物，而道以真气生仙佛。”“正气”者，《灵枢·刺节正邪篇》云：“正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今人解释为：“指人体对疾病防御抵抗和再生的能力。”故《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由此可见，“正气”与“元气”同一，而与“真气”，实为二物，不可等同。
按：《黄帝内经》一书，自唐代王冰整理之后，便遗有“先天不足”之症，其中尚有许多王冰没有解决，有些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内经》之成书，其内容绝非一人一时之作，故全书所用之术语，缺乏规范统一，同一名词，其内含所指不同。如“正气”，此论中指人身元气而言，彼论中又指“四时正常之风气”。“真气”一词也然，此论指正气而言，彼论指修道所得。因不知是避讳字，加上年代久远，使用上出现“同化”，造成词义界定不清。同一词汇，文字书写不同。比如“早晚”，此论作“早晚”，彼论作“蚤晏”，他论作“早晏”，因不知假借，造成混乱。这些均属王冰没有解决的问题。再如：我们今日所用之本，均为王冰整理后的传世之本，而王冰所用底本，当时已是残本，有不少章节，是经王冰缀接而成，其中脱误甚多，以至有些内容，众说纷纭，至今难已定论，这些又属王冰解决不了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知《内经》一书在整理上存在许多复杂的现象，不能整齐划一，只能因文而论，所以在回改避讳字时尤须慎重。为此笔者不避狂妄之嫌，意在使之接近古貌，是得是失，是功是过，交予读者评判。才学不到之处，眼界拘囿之点，诚望海内外学者批评指正。
壬午年孙国中谨识
癸未年孙国中增补
后记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的渊源，几千年来，它在防病治病、保健养生方面，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那博大精深的内涵，丰富辨证的哲理，培育出一代代著名的医学大师。可以说，没有《黄帝内经》，就没有祖国医学。
由于《内经》的特殊地位，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研究领域涉及广泛，并不断的开拓创新，初步形成多学科研究的格局。但是，由于“极左”和“疑古”思潮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医研究上，依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还在弘扬与批判、继承与取替的论战中左右徘徊，还没有给它一个准确的位置，那就是阴阳五行学。阴阳五行学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它是先人对天体运行的忠实记录，是仰观俯察的客观所得，是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对宇宙运动模式的精辟总结，是天人合一这一科学命题的理论基础。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而事实上，不但学术界对此大有非议，就连每日每时运用这一规律，安身立命、救死扶伤、养家糊口的中医界，至今也是众说纷纭。这就不能不令国人担忧，祖国医学的失传，从根本上来说，就源于此。可见，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医界，继续肃清极左思想的影响，“走出疑古时代”，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换言之，对阴阳五行学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不仅关系到中医学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否认阴阳五行学的科学性，就等于否认中医的科学性，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成了一个空壳。
更为荒谬的是那些“存药去理”的观点。众所周知，中医中药的实用性，正是依赖阴阳五行来确认的。清初著名医学家、理论家张志聪为《神农本草》诠释时说：“夫天地开辟，草木始生，农皇仰观天之六气，俯察地之五行。本五运六气之理，辨草木、金石、虫鱼、禽兽之性，而合人之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寒热、升降、补泻之治。天地万物，不外五行。其初产也，有东、西、南、北、中之五方；其生育也，有春、夏、秋、冬、长夏之五时；其形，有青、黄、赤、白、黑之五色；其气，有臊、焦、香、腥、腐之五臭；其质，有酸、苦、甘、辛、咸之五味。”又说：“后人纂集药性，不明《本经》，但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须某药，不探其源，只言其治，是药用也，非药性也。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余故诠释《本经》，阐明药性，端本五运六气之理……学者能于此会悟之，则神农观天察地穷理尽性之学，庶几近之。”综上所述，“神农尝百草”，正是根据这一规律来认定各药味的功用的。试问：如果去掉这个理，这个药还能存在吗？这种无知出于外国人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国人就令人难以接受。诸如此类的观点，如不正本清源，势必将中医推向死路。为此我们希望读者能从本套书中，感悟到阴阳五行学在中医中药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应有的地位。
《内经》原文是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东西太多了，而我们今天的白话译本，很难将其中的微言大义全部译出，只有认真研读古人对经文的注释，才能体悟其中的玄旨，明白阴阳顺逆之机，五行生克之变，从而把握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也就是说：揭示《内经》阴阳五行学的辨证思维，将其中言而未发，发而未尽之义和盘托出，古人比今人讲的更多，说的更准，而我们今天的著作于此则多有失之，古代诸家之注释，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从而指导我们对它进行认真的、细致的、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卫生部长张文康先生指出：“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的现代化，也不应该仅仅是用西方现代医学理论来衡量、评价和代替自己，或简单地采用现代方法和语言重新进行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重视对中医药传统的整体思维方法等内在固有规律的探索，从中医学术自身的理论特点和临床实践的感性认识入手，从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中解决新问题，发现新规律，以期实现高层次的继承，获得超越性的成果，从而更加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真正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这段充满辨证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中医研究中的失误，并明确指出中医研究“更重要的是应该重视对中医药传统的整体思维方法等内在固有规律的探索”，只要我们遵循这一方针，实事求是的学习研究阴阳五行学，中医中药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就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人体科学舞台上的主角。
《黄帝内经》不仅仅是一部医书，而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规模十分宏伟的科学文献，它吸取了古代科学家们对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地理，以及人类、心理、逻辑、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展示了古代丰富的科学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学习运用提供了依据。试举一例：比如在天气预测方面，宋代大科学家沈括运用《内经》原理，就有丰富的实践理论。他在《梦溪笔谈》中有这样的记载：“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普天之下皆多风，普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阳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顺、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法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谓之顺；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谓之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病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证？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现，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澍，尚且不雨，如此阳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综上所述，通晓五运六气之理，上可以知天，下可以知地，中可以知人。其理虽微，有可把捉；其妙虽玄，可以验证。足见《内经》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内经》一书早在唐代已无完本，今日所见，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王冰整理补充而成。从唐代宝应元年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三十六年，其间经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及今七个朝代，在这一千多年里，有数百百家为《内经》发微掘隐者，无论是在人体科学、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从而指导和启迪着后人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开拓创新。这套选刊，就是从历代注释家中，挑选出来的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最有权威的专著，来给学者导航引路，指迷破疑，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内经》的实质，掌握《内经》的精华，通过真履实践，成就自己的悬壶济世之功，成名成家之望。
另外需要指出：学习《内经》，首先应该对《河图》、《洛书》有所了解。《河图》、《洛书》是中华先人对人类最早最伟大的发现，它是阴阳五行学之根，是《易经》之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一部《内经》就是《河图》、《洛书》的具体运用。正如张志聪在《灵枢集注》一书《序》中所言：“因九针而悟《洛书》之妙理，分小针而并识《河图》之微情。”《素问》展示了《河图》、《洛书》的框架，是其体；《灵枢》蕴含着《河图》、《洛书》的微妙，是其用。用中有体，体中有用，明白《河图》、《洛书》之道，一部《内经》思过半矣。为此我们在书后附录《河图》、《洛书》等八张图，供学者参阅。最后我们赠送几句短语，与读者共勉。
内经成书几千年，岐黄宝典非等闲。
天人合一显秘旨，阴阳五行妙自然。
救死扶伤是大法，养生保健真指南。
历代神医全赖此，成名成家万古传。
名家注解不一般，许多精微在里边。
讲经全凭真体悟，述理自有实践源。
一字一句说根本，一章一篇释奥玄。
初学无此难知妙，蹬堂入室作攀援。
己卯年索隐斋主人悟真子孙国中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