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要义
天人造化说
大造生化，一阴一阳，人秉大造之理而生，亦不外此阴阳。然阴阳无形，征兆难窥，自来知德探阴阳之秘，综三才之理，绘成一图，而天人一气之奥妙，已寓其间。医者能循此理而求之，自可识伤寒之妙也。
附图并说于后
中间白圈为中气，阴生中气之上，阳生中气之下。阴将生谓之少阴，少阴西降，至北而化极阴。阳将生谓之少阳，少阳东升，至南而化极阳。虽曰：阳升阴降，特就其初气言之，其实阴东升以化阳，阳西降以化阴也。此阴阳反兆之理，当细究之。
（图见右）
中西阴阳合一说
阴阳者二气之环抱，即西学所言之阴电阳电也。阴阳互根，相引相吸，凝聚而不散，又即坎离交媾之义。天无此气则崩，人无此气则亡，由是而知万物之生活不息，二电之能也。动静无常，二电之机也。至于人之病者，亦必其二电之反常。凡学医者，必先知其常，而后可知其变也。
阴阳反兆生化无穷说
阴阳之为道，如环无端，不可须臾难也。分言之，阳上阴下。合言之，阴制阳附，阳制阴行，在上之阳，反变而下降，在下之阴，反变而上升，循环不已，生化乃成。否则阴陷阳越而分崩矣。读《伤寒论》者，若不以此理推之，则不得其详也。
先天后天说
先天者，阴阳未分，混然一太极之理也。久之渐有浮沉，而轻清在上者为阳，重浊于下者为阴。先天八卦，以其阴阳将分而言之。干南坤北，阳在阳位，阴在阴位，大造或几乎息！待推其至极，阳从西降，蛰于西北，阴从东升，反于西南，盖以阳性实而易飞，故坤阴不止于东南，而止于西南矣。于是阴阳旋转，变为后天八卦，方合生化之理。其在于人，阳气自西蛰于右肾，阴气自东升于肺中，故秦越人以右肾为命门，有由来矣。乃后人误解，竟谓此阳自下而升，非自上而下者，驳辨不已，无所归宗。不知二肾原皆属水，左为稚阳初生之地，右为老阳蛰入之所，气化流行，始不误入歧途，读《伤寒》者，可以推仲圣之心矣。
二气分五行说
大造生化，先有无形之气，而后生有形之质。乃一团戊已之灵，包括四气，土质先成于中而为地。南热化火，北寒化水。水火者，二气之特化。金木者，二气之间化。二者皆土中所生之物，以木气温散，配之于东；以金气冷固，配之于西。木、火、土、金、水为五质。五质之神为五气。五气无形，而五质有形。有形者既不能生化，无形者又难以示人，圣人故以五行名之。前人多昧此义，遂致医理蒙混，难望岐黄之门墙也。
五行生克解
五行生克，在气而不在质。如水气上升，以生东方木。木气上行，以生南方火。火气下蛰，以生中央土。土气上腾，以生西方金。金气下降，以生北方水。反之水之气过沉，渗之以土气。土之气过郁，疏之以木气。木之气过散，敛之以金气。金之气过敛，发之以火气。火之气过炎，伏之以水气。五行非生不长，非克不化，一时不能无生，即一时不能无克，抵制平均，各气不见，见则为灾，《内经》云：“亢则害，承乃制”，此之谓也。
五脏生克解
人之五脏禀五行之气而生。其生克正自相同，如肾水左升以生肝木，肝木上行以生心火，心火下蛰以生脾土，脾土上升以生肺金，肺金下降以生肾水，反之肾水必克心火，心火必克肺金，肺金必克肝木，肝木必克脾土，脾土必克肾水，亦气化自然之理也。
天地交泰水火既济解
大造之理，孤阳不升，孤阴不长。凡言其本性者，乃指孤阴孤阳而言也。
若以气化言之，阴阳反兆，水火易性，始有生生不息之功能。盖天之阳蛰于地，地之阴升于天，谓之地天泰。否则天不降而阳越，地不升而阴陷，谓之天地否。水火亦然，水旺于下，必得下蛰之火以化之，变为温暖而上升。火旺于上，必得上升之水以济之，变为清凉而下降，谓之水火既济。否则水不升而上热，火不降而下寒，谓之水火未济。易理若是，医理亦若是也。彼以右肾之阳为自下而升者，岂能解仲圣之论乎！
气水循环解
天地之间，不过气水之循环而已。水升化气，气降化水，其在于人，亦若是也。水得温暖，气化而上升。气得清凉，化水而下降。故气属阳，必以阴液为体。水属阴，必以阳光为用。体用兼备，始能宁静而不散，否则为火为燥，而虚散矣。《内经》云：“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即此理也。
十二经气图 横看为表里之升降 竖看为合化之升降
手太阳小肠丙火升
足太阳膀胱壬水降
手少阴心君丁火降
足少阴肾癸水升
手阳明大肠庚金升
足阳明胃戊土降
手太阴肺辛金降
足太阴脾己土升
手少阳三焦相火升
足少阳胆甲木降
手厥阴心包相火降
足厥阴肝乙木升
大造之理，天有三阴三阳，地亦有三阴三阳，必以高下相召，合为一气，始能旋转于无穷。其在于人，上有三阴三阳，下亦有三阴三阳。上以手名之，下以足名之。经气本有十二，各有升降之性，必以手足合化，并为一气，乃见生机之不息。仲圣《伤寒论》即本此理以著，彼以六气标本而注之，岂能误乎！
气血营卫反变解
人的气血，生于谷食之精，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气属阳，当在上，反化于坎府，得水光而色白。血属阴，当在下，反化于离宫，得火光而色赤。气血行于周身者，血为营，而气为卫。营司令于肝，卫司令于肺，营行卫中，卫护营外。卫为阳，因含肺肾之阴，变为清凉而常固。营为阴，因含心肝之阳，变为温暖而运行。于是卫外化阴，常敛于营中。营中化阳，时达于卫外。阳者固不得过开，阴者亦不得过固。故卫气见寒则闭，闭则营郁而无汗。见热则开，开则营泄而汗出。若伤寒者，寒伤卫分之阳，而卫阴过固，必致营气内郁也。中风者，风伤卫分之阴，而卫阳过开，必致营气外散也。注家不识营卫，各有阴阳之理，但以卫属阳，营属阴解之，岂能识仲圣之《伤寒论》乎！
经脉解
经为经常之域，脉为血行之路。经有各经之气化，即有各经之界限。脉则一条共贯，回环不已，走于何经，即为何经之脉。《灵枢经》经脉不分者，以其同出于肺，经气至而血无不至矣，非真不分也。譬之一国之中，各县有各县之境界，各省有各省之边疆，非惟风俗之各异，即气候物产亦正自不同。此经之所以不易也。若脉之行于经内，犹水之行于地中也。支派流入某地，即为某地之江河，不过以其地而命名耳。彼以经脉为一物者，得勿失仲圣之旨乎！
直中解
伤寒中风之理，可以有形、无形括之。风有形而寒无形。有形者，实能深着，故曰中。无形者，不能深着，故曰伤。气动为风，是为有形。以瓶盛水，及吸出其气，见寒则冻，是为无形。《灵枢·经脉篇》，每经皆云：是动则主某病，可知经气病者，皆因其气自动之也。论意中风者，风邪虽能深着，亦因外邪引动经气自病者为多，而直受风邪者甚少。伤寒者，太阳之阳，被寒所伤。而太阳之阴，性动过固耳。后贤误解，以为实有寒邪之物，故有直中之说。名义一错，而词义俱晦，所以伤寒不得复明于今世也。究之伤寒中风，不过有传经之理，而亦不能皆由传经而来。论中凡云伤寒中风者，多言传经之病。云某经病者，多言经气之自动也。如二人同居一室，天气寒冷，阳气微者，周身经气皆冷。若太阴之气偏盛者，因其性动，势必腹痛泄泻，而厥阴少阴亦然。若天气炎热，以致三阳性动者，则为三阳之病。从无所谓邪气深中者，后贤误解，妄添直中之名。修园又谓：三阳经亦有直中者，岂能非背理，贻误后学者。
君臣佐使说
治病如治国，处方如用人，自岐黄有君、臣、佐、使之说，仲圣遵之而著《伤寒论》，为医方之鼻祖。后世注家多不详究其理，遂使医者徒知其名，而终无实用。盖《经》云：应军者为臣，应臣者为佐，应佐者为使。病既有一经之气动，药就有一性质专能，选其专主者，即为君矣。一气既变，必有分歧之理，选其不达君性，而调和其气化者，则为臣。或修君之长，去君之短，扶君之弱，制君之强，皆为应君者，至佐之应臣，亦若是也。若此经既病，而旁及于他经者，或症现远路，或病入歧途，必选其不达佐性者，远引旁达而为使矣。虽然，亦有不必次第应之者，有一君二臣者，有二君二臣者；有一君一臣，一佐一使者；有一君二臣，二佐二使者；且有君臣而无佐使者，亦有有君无臣而有佐使者，种种变易，要皆视其病势之轻重缓急，为权衡耳。先圣立法，必洞悉病情，考察物理，而后确当精详，丝毫不溢。学者如深究之，则随证处方，自无浮滥之患矣。
七方说即大小缓急奇偶复方也
大小
病有轻重，方有大小，若素日无病无虚，偶着外邪之暴烈，必须投以重大之剂，急除其邪，邪除则安。又新虚及回阳者，亦必投以大剂，始可挽回。如风寒、温病、热病、疫病及一切毒邪，皆若是也。若病稍有佛郁于表，或窒塞于里者，宜小剂解除之，多则恐伤其正也。若胃不甚实，当行攻下，或药力峻猛，不宜多用，均以小剂为宜。推之久病久虚者，气化皆损，恐大剂壅滞，反致病变，亦必以小剂而渐顺其情也。常见今人治久虚者，熟地用至八两之多，治外邪之药，反用至四五分之少，不知外邪非胜病而无功，久虚必渐复而后愈。熟地虽为补品，其汁不能遽为一身之血，必待机关复后，而始渐渐生新也。
缓急
病有久暂，方有缓急。若久病内伤七情，气化皆变，虽有海上仙方，亦不能立刻复原。若用急治之方，不但不愈，势必有害，故必以和平之方，缓缓治之，则得矣。若外邪暴烈，宜急除之。如桂枝汤一剂分三服，三服尽不愈者，再煎一剂，一日一夜，可服四剂，务以外邪除尽为度。如胃家实，当急下之，以利为度，亦宜急治而不容缓者也。又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之说。如病之本，未必立致人死，而所现之症，危险已极，必以性急之品，治其标而救其生也。若病缓必用缓方治之，以求其病本也。今人用药，无论何病，只一日一剂，误人多矣。
奇偶
前贤制方，每以药品单数者为奇，双数者为偶，非也。夫数不离理，造化之原理，虽以一、三、五、七、九为奇，二、四、六、八、十为偶，而其中之精义，后世鲜有知者。盖天地之理，本之于数，数以五行而分造化。五为中土之数，万物生焉，故数不得五而不成。一为水之生数，得五而成六。二为火之生数，得五而成七。三为木之生数，得五而成八。四为金之生数，得五而成九。五为土之生数，得五而成十。此天地自然之数，以表示相生而相成也。又有参伍错综，隐寓生克制化之机者。如五前为造化之进气，遇克愈化而愈进。五后为造化之退气，遇克愈却而愈退。五前阳配阴则相克，阴配阳则相生，五后则反之。故先天未动之时，水火同宫，一与二配，水火相克则升动，六与七配，水火相克则退归。二与三配，木火相生则相长。七与八配，木火相生则成立。三于四配，金木相克则相通。八与九配，金木相克则回转。四于五配，金土相生则荣实。九与十配，金土相生则收藏。十为数之总，故收藏中宫而不动也。惟其中之五与六配，则水土相克而相蒸，此即三通八立，九转七归之理，而造化之功备矣。推之太极两仪，阳一点而阴两点，其不云一二单变，而云其偶者，亦以阴能包阳，阳无阴则不守，故一阳为奇，二阴为偶也。《内经》之意义本此，若徒以单双言之，则为虚文。必以配合言之，乃为至理。可知药方之奇偶，亦在乎阴阳之配合，而不再味数制单变也。如麻黄发汗，巴豆利人，方知效否，岂能拘味数制虚文，而不再实有之能力乎！
古人云：汗不以奇，下不以偶，又别有深意焉。证之仲圣《伤寒论》，大承气汤为下法之主方，其药四味，正是偶数，若以数目定奇偶，岂非谬乎？盖奇偶之义，如用阳刚之药，而以阴柔之品，制之者是为偶。用阴柔之药而以阳刚之品，制之者亦为偶。如麻黄汤恐其过升，则用杏仁以降肺气，桂枝汤恐其过散，则用芍药以敛肝气，此为偶也。否则阳越阴伤，尚有不亡阳者乎！故云：汗不以奇，如用下药，势必当下则直下之。惟恐其伤中，只有少少与之之法，得利止后服，不可于泄中兼补。何则？如使胃气更实，则下药必无功矣。故云：下不以偶，奈何后世伪论。凡虚人用下药，必先以参固其元气，是说更误。不知虚人不当下之时，则万不可下。如可下之时，亦不可稍兼其补也。余之浅见，未知是否，愿以质之高明者。
复方
复方者，谓病出两本，各本之病，则有各方之主治也。若二证并见，则用二方合治之。如一方用二君，各有臣、佐、使者，亦为复方。与今人用药杂复者，相去远甚，学者能究七方之理，则仲圣之心传，必自得之。
制方药性专一说
大造生物，各具一性以为用，药类亦然。以此一性，为专主某一经之病也。其余兼治二三证者，亦不过远引旁达之意，非既入此经，而又入彼经，更有许多之主治也。后人不知格物，药力难明，谓一药能入诸经，主治多病，遂致方药滥施，而无所标准。考之《伤寒》、《金匮》之中，每论一病，随方用药，总不出其一主治者，故方药整饬而不杂，分量轻重而适宜，或以二三味为一方者，或以四五味为一方者，类皆简而不繁，洞中肯綮。虽其中有味数较多者，亦以变病多歧，义取复方耳。学者如能玩索有得，则遇病制方，无不效矣。
治病不必专用古方说
医者按理制方，随证用药，方能不触不背，应用适宜。否则虽遵古方，亦成杀人之毒药也。夫仲圣立法处方，只可以之为标准，不可视之为定局，何则？天下之病，变幻多端，非惟先圣言之不尽，即今人亦有未曾经见者，胶柱鼓瑟，岂能奏效？而且药品愈出愈奇，愈制愈精，物能亦容有未尽者乎！《神农本草经》不过三百余种，即后世增其未备，亦不能搜括无遗。且同类一性之中，更有加乎其上者，由此推之，虽仲圣复生，而《伤寒》、《金匮》诸方，亦有未始不可以变通，或谓《伤寒论》外之方非方，《神农本草经》外之药非药，岂非泥于古而不化者哉！况自中外交通以来，见有太西之方，或仲圣所未道，太西之药，或神农所未言，而其中之灵效非常者颇多，讵可谓之非方非药乎！夫工以进化而日巧，理以发明而益精，吾辈后学，生今反古固不可，泥古病今尤不可也。神明变化，妙用无穷，庶能裨益于斯世耳。
用药宜遵古法说
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兵之除寇，药之除邪，其理有同然者。故医家
用药，太过则正气必伤，不及则疾病不去，必权其轻重适宜，始克有济。如伤寒初病新邪，或表邪当发汗者，正气未伤，急宜除其邪气，勿使留连而伤其正。盖人身自有发扬之气，新陈代谢，无时或息。若表束寒邪，而发扬之气内郁，郁则即化为邪气，攻鼓而发热，如应用麻黄桂枝等品者，是助其发扬之气，以开其外闭也。但药力太过，仍恐汗多而伤正气，故必制大剂，分三服，相继服之。如日夜不愈者，再如法煎服之，不使药力间断，以至邪退、汗出、郁火外疏为度。若今之病者，一日只服一剂，外闭未开，不但不愈，而反助起郁火，病必加重，次日又服一剂，药力已经间断，何能奏效？而且医者或因不效而更改前方，病家或因不效而再延他医，乱投药饵，其有不死者鲜矣。凡我后学，如遇是证，务须遵守古法，已尽其能，则庶乎其不差矣。
辨药引子说
吾甚悯夫怪谈奇论，袭谬崇讹，积习成风者，莫过于医生用药，毫无法理也。其尤甚者，又莫过于引子一说。盖某药治某病，自有天然之良能，不待引者，方治其病也。而近世庸医，多有用灯芯草一捻，或三寸，以为引者，其重不过毫厘，于病何益。又无论何病，用生姜三片，红枣三枚，亦乎为引子，不知古人用药，并无引子之说。如桂枝汤，用生姜、大枣为使，以调营卫，其功与桂枝同，乃为方中之正品，非可谓引子也。故桂枝三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而分两亦同。
按：桂、姜各三两，均折今之七钱零，枣选其大者十二枚，去核，亦有七钱零，以君、臣、佐、使之功力相应，用之方有效验。否则畸重，不惟无益，而又害之。凡学者，如遇当用姜、枣之药，宜与方中品味较比，不必拘定三片三枚之数也。
辨引经药说
圣人立言以载道，道之行与不行，端赖后贤之注述。如误解之，不但道理不明，且必引人入于邪径矣。自《伤寒论》著成而后，后世注家鲜有能发明其理者。非误添蛇足，即横生枝节，增出许多伪文，至引经之药一说，习惯成风。千古疑城，莫此难破。余以是说大背医理，不得不为后学辨之。盖天下之物，其性能治病者为药，病有经气之不同，药有禀赋各异。入此经者，即治此经之病，入彼经者，即治彼经之病。各具其性，本乎自然，岂待引乎？假使此
药无治此经之性，引之又何益乎！世以葛根为阳明引经之药，柴胡为少阳引经之药，诚属臆造。设邪气不在阳明、少阳者，误用葛根、柴胡，而反引邪气入于阳明、少阳也，将何以处之？且引经二字，极不分明，有谓是引经气者，有谓是引药气者，有谓是引邪气者，孰是孰非，姑置不论，但葛根、柴胡，既能治阳明、少阳之经病，必能复阳明、少阳之良能，以制其动气，而除其外邪也。若二者先在阳明、少阳，邪气亦当远避之，亦何得引而近之乎？巧立名词，大背经旨，贻误后学非浅，可不辨之。
辨古今药方轻重说
近世医家，多以古今铢、升、斤、两不同，有谓古人用药重者，有谓今人用药轻者，纷纷辩论，莫衷一是。余常详悉察之，而知古人按病处方，每方用药只三四味，即能切中窍要。故觉其重，如《论》中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用半斤。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厚朴用半斤。小柴胡汤，柴胡用半斤。至炙甘草汤之地，竹叶石膏汤之石膏，皆用一斤。盖非是不足以起沉疴而见神效也。今人遇病滥投药饵，每方或十余味，或数十味，或一钱八分，或三分、五分，实则无关痛痒，故觉其轻。总之以单味言之，则古人用药重，今人用药轻。以一剂言之，则古人用药轻，今人用药重。轻重之差异，实以味数之多寡而定，何昧昧也？若今之悬壶家，避重趋轻者，认证既未真切，处方势必凌乱，而又恐品味过多，必至伤人。于是轻其分量，以藏其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倘运至时来，病者即不服此药而亦自愈，盖彼欲侥幸以图功也，亦乌足道哉。究之见得到，认得真，必重用大剂，而始见奇能。如昧于理，惑于病，虽轻用小汤，亦不能免致害。岂非自误以误人乎！吾愿学者，不违经旨，务去恶习，日求进于上工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