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铁樵生平及其学术思想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恽氏出生于父亲恽磨照的任地福建省台州。他家境贫寒，自幼孤苦，5岁丧父，11岁丧母，由族人亲戚携挈，返回武进孟河老家，并由族人抚养长大。恽氏禀赋聪颖，学习刻苦。13岁时就读于族中私塾，16岁考中秀才，20岁时已读完了全部科举经典，为此后步入中医殿堂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江苏武进孟河，近代名医辈出。受乡风影响，恽铁樵于习儒的同时已经接触到《素问》、《温病条辨》、《医学三字经》等中医著作，对医道已能有所了悟。一次，其叔祖北山先生患温热夹食，庸医拟妄投小青龙汤，恽铁樵直指其误，指出质疑，显示出恽氏优良的医学天赋。
恽铁樵于1903年26岁时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攻读外语和文学，成为近代中医界里既精通旧学，又系统接受新学教育的第一人。190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南洋公学毕业，先后赴湖南长沙某校及上海浦东中学执鞭任教。教学之余，翻译了却尔斯·佳维的《豆蔻葩》、《黑夜娘》以及《波痕蔓因》等中篇小说，并于1909～1910年分别登载于上海出版的《小说时报》上。由于其翻译水平较高，作品发表之后风行一时，以至于时人将其译著与近代翻译家林纾的作品相媲美。1911年，应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先生聘请，恽铁樵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次年，始主编《小说月报》，以翻译西洋小说而著称于文坛。
《小说月报》为当时上海出版较有影响的小说类期刊之一。恽氏担任主编后，颇为重视文风章法，尝谓“小说当使有永久之生存性”、“我之小说，实大说也”，一改过去刊登描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办刊风格，以情调高雅的文学作品取而代之。他录用文稿，不论作者职位高低、名声大小，惟优是取，尤其重视奖掖晚生、育携新秀。就是在这一时期，恽铁樵以其独具的慧眼，发表了鲁迅的处女作《怀旧》。该文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动荡为背景，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微妙心理变化和性格特征，是一篇具有喜剧性的现实主义小说。恽铁樵将其安排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卷首，还特加批语，向读者热情推荐这篇小说和作者。恽铁樵对新人的态度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于20多年以后，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还提及此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就在恽铁樵事业与时俱进的时候，丧子之痛却接二连三地刺激着他。1916年，年已14岁的长子阿通不幸染上伤寒，不治而殁。次年，其二子、三子也相继病染伤寒，告别人世。略知医道的恽铁樵苦于没有临床经验不敢轻举妄动，向医生提出建议商讨，却从来未被采纳接受。屡屡丧子的巨大悲哀，使恽氏深感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刻意岐黄、精研医药，曾问学于沪上名医汪莲石、姻亲丁甘仁先生。后其四子又染伤寒，众医束手，恽氏以麻黄汤证论治，一剂而起，遂更加折服于中医经典。此后，每为亲戚朋友诊治，多获良效，医名渐起。一位同事的小孩儿患伤寒阴证已近垂危，恽氏以一剂四逆汤转危为安。病家感激不已，特意登报鸣谢：“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由是，求诊者日多一日，业余时间已经令恽铁樵应接不暇。1920年，他索性辞去了《小说月报》主编的职务，正式挂牌行医，尤其擅长儿科，很快闻名遐迩。
恽铁樵业医之际，中医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方面，中医学受到外来西医西药的冲击；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歧视、压制、打击甚至想要取缔的政策。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是盲目崇洋媚外，极力诬蔑中医不科学，主张废医存药。如余云岫，于1916年抛出《灵素商兑》，从攻击中医基础理论入手，认为《内经》"无一字不错"，中医"不科学"，治病是"靠暗示的效果"和"精神的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甚至狂妄地提出应该立法废止中医。另一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对现代科学盲目排斥，攻击学习西医者为"媚外卖国，蹂躏国粹"。
面对这种形势，恽铁樵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时国内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通过比较并作出抉择成为当时业医者必须面临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西医学界聚讼纷纭，难以统一。特别是西医余云岫刊布《灵素商兑》，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之后，中西医学之间论争日趋激烈。中医界以恽铁樵为代表，率先于1922年写成《群经见智录》，次年又著成《伤寒论研究》，成为中医学界第一位挺身而出迎接余云岫挑战者。受其影响，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杨则民等亦纷纷著书立说，回应余云岫的挑战。其中，杨则民于1933年撰写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一文，从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对《内经》进行研究和阐发，成为继《群经见智录》之后，又一批驳余氏废止中医观点的力作。在这场中西医学的论争当中，恽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群经见智录》一书，篇幅与《灵素商兑》相仿。在书中，恽铁樵从维护中医学理论体系科学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内经》的理论实质，对构成中医学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令人费解之处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他所提出的"四时五行"观点，把自然界四时的交替变化看作宇宙万物变化的支配力量，从而揭示出《内经》的理论核心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一脉相承，即由四时的风寒暑湿化生出六气，由四时的生长收藏化生出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故而，四时成为《内经》的基础，"《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恽氏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明白晓畅地解释了中医学朴素辩证的认知思维。《群经见智录》有力地驳斥了《灵素商兑》的恶意攻击，捍卫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在近代中西医学论争史上，恽铁樵不愧是一位勇敢的主将。
恽氏一生为人谦逊，乐善好施，光明磊落，锐意进取，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有着多方面贡献的著名医家。无论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探讨、临床治疗经验的总结，还是在中西医学的沟通、中医教育的兴办方面，恽铁樵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主张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新知以补充、提高和发展中医药学。他认为，欲使中医学进步演进，必须"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为倡导中医革新，1925年，恽铁樵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及其弟子张破浪等，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509号共同创办"中国通函教授学社"，也即后人所熟知的"铁樵函授中医学校"，当年即函教授学员250名。是年秋，恽氏发表了《创刊函授学校宣言》，点明了其通函授学的目的与指导思想。其后，接受通讯讲习者多达600余人，学员遍及全国各地，南洋诸国亦有从学者。1928年，由于种种原因，铁樵函授中医学校曾一度停办。1933年，复经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重办，继续进行通函授学，求学者达300余人。经过恽氏的努力，铁樵函授中医学校成为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以函授形式办学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
作为先学文后攻医者，恽铁樵一生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计有《文苑集》、《论医集》（以上第一辑），《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热病学》（以上第二辑），《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病理概论》、《病理各论》（以上第三辑），《临诊笔记》、《临诊讲演录》、《金匮翼方选按》、《风劳臌病论》（以上第四辑），《保赤新书》、《妇科大略》、《论药集》（以上第五辑），《十二经穴病候撮要》、《神经系病理治疗》、《麟爪集》（以上第六辑），《伤寒论辑义按》（以上第七辑），《药庵医案》（以上第八辑）等，统名为《药庵医学丛书》。加之在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期间，恽氏撰写的数十种函授讲义，如《内经要义选刊》、《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等，其学术思想在近代中医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恽氏门人弟子当中，较有影响者，如章巨膺、徐衡之、顾雨时、何公度、陆渊雷、庄时俊等，均成为中医学界的骨干力量。1932年，因忙于铁樵函授中医学校的工作，又要顾及繁忙的诊务，恽铁樵身体过于劳累，渐感不支。应章太炎先生邀请，恽氏曾到苏州章氏寓所休养。待身体状况稍事好转，又返回上海，继续行医、办学。由于过度透支，长年积劳成疾，恽氏晚年瘫痪在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口授著书，不曾懈怠。终因病情每况愈下，于1935年7月26日在上海辞世。
阐发《内经》，捍卫中医理论体系
恽氏阐发《内经》，既是学术上的探讨，同时也是为了与当时主张消灭中医的思潮作斗争。恽氏所处的时代正值中西文化交汇之际，业医者大多忽视理论学习而更侧重于具体方药的积累，
致使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被束之高阁，少有问津。加之余云岫《灵素商兑》的问世，对《内经》大加攻击，诬蔑中医不科学，使中医学陷于千载罕见的困境。余氏认为《灵枢》、《素问》是中医学的理论根本，彻底否定《灵枢》、《素问》，中医学便无立足之地。恽铁樵通过大量临床实践，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医学为极有用之学术”，“与西医医学比较，委实互有短长”，因此起而与之论争，专著《群经见智录》四万字，以驳斥余云岫的谬论。该书是恽氏研究《内经》的专著，可谓其学术思想的奠基之作。他在书中提出的有关《内经》基本理论的创见，在近代中医学理论研究中具有较高的水准。
恽氏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它有一个总的提纲，即《素问·玉版论要》所说的“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恽氏阐发这句话的含义：“转为恒，回为奇，故奇恒回转可为《内经》之总纲。奇恒之道在于一，则一又为总纲之总纲。不明了此一字，千言万语均无当也。”在恽氏看来，《内经》一书，无非是研究人体病与不病的关系。而人体的病与不病，《内经》又将其建立在人体与自然界现象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有着密切联系的统一体。二者能够统一，则“转而恒”，维系其健康；二者不能统一，则“回而奇”，发生病变。那么，平时该如何维系人体与自然界的统一，以保持健康状态（神转不回）？当人体与自然界之间失去统一，发生病变（回则不转）之后，又当如何使之恢复正常，治愈其疾病？这就有赖于操医术者的“揆度”功夫了。
恽氏认为，医易相通，自古医家都有这样一种提法。但究竟如何相通，很少有人能够解释得晓畅明白，以至于有人把《易经》看作是不可思议的神秘典籍，从而把医学理论也搞得神秘莫测。恽铁樵认为，《内经》与《易经》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二者之间不仅理论可以互通，而且具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并不神秘，而且完全可以理解。《内经》与《易经》都在研究和阐发一年四时的运动变化，这是二者的共同基础。四时的变化，是万物变化的根本；一阴一阳的变化，又是四时变化的根本。所以《易经》言阴阳，《内经》亦言阴阳。《易经》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内经》亦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关于五行之说，恽铁樵认为，《内经》中之五行，为四时五季的代名词。他以春、夏、长夏、秋、冬五季的更相交替来解释五行的生克胜复，即用春、夏、长夏、秋、冬的相顺来说明五行中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用春、夏、长夏、秋、冬的相逆来说明五行中木、火、土、金、水的相克。恽氏揭示出五行的实质是代表五季，五行的生克表示五季气候的常与变。因此，《内经》中的五行学说，已经超出原始的五材说。这表明，在五行学说被引入到中医学的过程中，经过了一番加工改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经》把四时五季的寒暑更替对人体生老病死所产生的影响看得至关重要。恽氏以四时五季的盛衰变化来解释五行的相生相克之理，把《内经》五行学说的医学特点和内涵意义阐发得清楚明白。他的解释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而且有力地批驳了当时种种攻击中医的谬论，在捍卫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阐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方面，恽铁樵功不可没。
改进中医，应以中医学术为主
恽氏所处的时代，正是取消中医和维护中医两种思潮斗争激烈之时。当时的中央国医馆，曾经一度想取消中医病名，而以西医病名代替。恽氏坚决反对，提出改进中医应以中医学术为主体的主张，并先后撰写了《对于改进中医之意见》、《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等文章，以反驳中央国医馆的错误意见。
在近代中医学发展史上，恽氏首先揭示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他通过比较研究东西方医学发展史，认为中医有实效，乃有用之学；西医有其长处，尤其是生理学的研究，较中医更为直观具体。造成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中西两种文化的背景不同。他的观点，给那些认为除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之外，否认还有其他体系能够说明医学科学的人以有力的回击。“西方科学不是学术惟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所谓立脚点，就是中医的实际效验。凡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之事，虽一时未能说明，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有科学价值存在。恽铁樵认为，改革中医，西洋医学固有足资借鉴的地方，但亦应以中医学术为主体，不能舍此而他求。正如其在《群经见智录》中指出的那样：“吾撰著此书，目的在使今之中医，先对于自己的学说了了，然后吸收他国新文明。”
恽氏认为，整理中医应先从诠明学理做起。由于中医学年代久远，通过整理总结，有利于其发展进步、升华提高。因而恽氏主张“研求古书，当以《伤寒论》、《内经》为主”，“第一要义在将古书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尽人可喻”，“否则西医菲薄中医，中医不能自伸其说，竟无话可说”。恽铁樵支持吸收西方医学知识来提高和改进中医学，但同时强调，“定名之时，眼光须注意于本身学说……今若不顾一切，惟名是务，则有实而无主。改进中医，整理学术，是欲使退化之中医进步，欲使凌乱之学术整齐。今统一病名，而用西名为主休，则与本身之学术冲突，与整理改进之初心相背”；“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
"专求形似，忘其本来"。他的真知灼见，为身处逆境的中医指明了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恽氏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维护中医，倡导中西医学沟通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涌入中国，严重冲击着传统中医中药。一些受改良主义思潮影响的医家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中医在学术上应该吸收新的知识而使自身得到发展，于是便开始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渠道。恽铁樵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各有长处，中医重视人体在整个大自然中随四时阴阳而发生运动变化，而西医则于生理上重视解剖，于病理上重视局部病灶。恽氏指出，中西医学之间应该相互沟通、取长补短。中医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广泛吸收近代科学的研究成果，用以研究自然以及人体的生理、心理和病理，同时还主张以西医的解剖、生理等知识来深化和提高中医理论。他曾说："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汲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但同时亦强调："断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只能取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恽氏从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角度，倡导中西两种医学沟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于沟通中西医学的具体方法，恽氏提出当"发明古书精义，采取西国学说，证诸实地经验"。其采取西国学说的目的，在于"欲借此以证中国旧说也，欲中医知西方学说以纠正来自我国相传之谬说，更欲吾中医以古代学说与西国学说交互映证，确实指出彼短我长、彼长我短之处，使何者当因，何者当革，胸有主宰，然后吾国医学有进步可言也。"
学的过程中，应该以中医学理为主，采用西方医学的生理解剖知识，来说明人体的脏腑内景、诠释医学典籍中晦涩难明的中医理论。诚然，恽氏所提倡的中西医学沟通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所强调的改革中医必须以中医为主，而不能援儒入墨的主张，不仅摆脱了尊经崇古的思想影响，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达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其学术思想与观点方法，得到当时许多著名医家的认同和赞誉。谢观称赞其“别树一帜，为革新家所宗”；丁仲英谓其著作“为环境之需要，时代之作品”；陆渊雷则言“以为中医不欲自存则已，苟欲自存，舍先生之学，别无途径”。即使在今天看来，恽铁樵那种从社会需要出发，努力发掘、提高中医学，使之与社会、与时代同步前进的思想与观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医家和蜚声近代中医教育史的佼佼者，作为致力于沟通中西医学而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代宗师，恽铁樵为中医事业所做的一切努力，将永载祖国医学史册。
恽铁樵先生像